◎ 郭群长

自古至今，军事行动都离不开战场环境的感知，地图则是指挥员感知战场的重要工具。2000 多年前孙子说：“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由此，被军事家视为指挥员眼睛的军用地图，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

人民军队测绘事业诞生于南昌起义的战火硝烟中，抗日战争时期开始自行制印地图。1927 年8 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起义行动中，作战指挥部利用收集到的《南昌城市图》等指挥部队作战。创建初期，人民军队没有专门的测绘机构和专职的测绘人员，部队行军作战所需地图主要靠多方收集或从敌人手中缴获，所用地形略图或行军路线图主要由指挥员或参谋人员亲自绘制。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指挥先头部队行动的第11 军第24师参谋长徐光英，亲自调绘行军路线图，距离长达千里，每隔一至两天发给所属部队一幅比较详细的路线图，以保障部队行军作战需要。由此，开启了人民军队的测绘历史。

1941 年八路军总部测图室制印的1︰5 万地形图（收藏于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军队伍的发展，特别是大规模“反围剿”作战的展开，对地图保障的需求急剧增加，急需设立地图保障机构和编配测绘人员，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测绘人员开展培训。1931年7 月，红军学校专门开设简易测绘课，1932 年初又举办了首期测绘训练班，培训出10 余名测绘人员。随后，大多数红军部队也采取各种形式开办测绘训练班。1933年5 月，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设立了编制7 人的地图科，这是人民军队最初的测绘机构。

当时，人民军队测绘力量薄弱，又缺乏测绘仪器设备，无力开展大规模正规的战场测绘，只能承担简易的地形测绘、路线图调绘、作战要图标绘等随军测绘保障任务。红军长征开始后，部队地图资料缺乏，行军作战十分困难。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由于一些部队没有该地区的地图而走错路线，贻误了最佳渡江时间，致使红军重大伤亡。这一深刻教训，使红军各级指挥员更加重视地图的收集和行军路线的调查。1935 年1 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后，红军总司令部地图科突击测绘了遵义周围地形略图和路线图，为红军四渡赤水，取得长征以来的最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长征途中，红军每次在战斗中缴获的地图，关键时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红军能够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当时没有地图制印力量，对于缴获的地图，一些部队只能找当地印刷厂翻印，以解部队用图之急。

全国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国内已测地区的地图，缓解了部队地图紧缺的状况，对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抗日根据地起到重要作用。但这些地图多为各省在清末、民初时期测绘，区域、图幅不全，测绘基准和技术标准不统一，地图精度低、现势性差，省与省交界地区地图难以拼接使用。而且所发地图数量少，地图空白区多，难以满足部队作战的用图需要。特别是从1939 年底开始，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原本给八路军的少量地图也不再提供。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部队对地图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如何满足作战所需地图就成了突出问题。1940 年后，日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极为艰难时期，仅靠抗战初期的地图和战场缴获的地图，已无法满足作战需要。八路军太岳军区的地图制印工作，就在如此情景下被迫开展起来。

1940 年10 月，八路军决死一纵队队长兼政委薄一波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归来的参谋、干事中抽调20 多人，成立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自行制印地图。但抽调的同志没有制印地图经历，不知从何处下手，心里都非常焦急。于是，组长侯济东召集大家讨论分析个人优势：侯济东当过排长，打仗时使用过军用地图，会画草图；学习组长张国器在太原工学院所学专业是机械工程，描绘过各种各样的机械图，与“图”有过接触；张惠民在抗大二分校学过地形测量；裴元晓在印钞厂做过校对，懂得印刷原理。看到了有利因素，大家都信心十足，边学习边摸索干起来。

1942 年秋八路军第129 师制图股绘制的太行地区《敌情分布》图（来自测绘历史资料）

他们靠一支毛笔、一张药纸，蒙在底图上描红，照葫芦画瓢。几天后，每人绘成一张，送到司令部审查。薄一波看了张国器绘制的地图后，十分满意，在图上写下“大有可观”四个大字。得到首长的肯定，大家增强了信心，鼓舞了干劲，可以正式承担地图制印任务了。就这样，他们边参加反“扫荡”战斗，边开展太岳区1︰5 万军用地形图的制印，到1941 年2 月完成任务，每幅翻印100 多份。这些地图，除发太岳军区部队使用外，还给八路军总部和友邻部队送去一部分。

1940 年底，八路军总部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召开百团大战战役总结会。会上，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见薄一波带来的地图清晰美观，印刷质量好，便详细询问了情况。得知这些地图由太岳军区临时翻印地形图小组翻印，左权当即指示薄一波：待完成太岳区地图制印后，把制印人员送到八路军总部，总部也要自行制印地图。

1941 年2 月，太岳区地图制印任务完成后，张国器、张惠民、裴元晓3 名制图技术骨干，带着薄一波的亲笔信，于3 月初从沁源县流水峪出发，日夜兼程，步行7 天到达八路军总部辽县麻田驻地。3月18 日，根据副参谋长左权的指示，八路军总部测图室在辽县苏公村河北沟正式成立，由张国器负责。这是人民军队最初的地图制印机构和地图制印队伍。测图室成立后，承担的第一批地图制印任务，就是制印以桐峪为中心的“太北”地区18 幅1︰5 万地形图。

由于有太岳区地图制印经验，测图室成立当天，就开展了地图制印工作。他们采用流水作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埋头苦干。在新华日报社印刷厂的配合下，到4 月18 日，他们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18 幅1︰5 万地形图制印任务。印成的地形图送到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认为地图制印质量不错，便送给左权审阅。左权看后非常满意，当即写了封慰勉信，安排王政柱带上一挑子猪肉，到测图室看望慰问。在物资匮乏的战争年代，这一挑子猪肉是相当贵重的奖品，体现了八路军总部首长对测绘人员的亲切关怀，测图室全体人员非常感动，暗下决心要制印出更多更精准的地图。

测图室完成第一批地图制印任务后，继续抓紧制印太行地区的地图。1941 年5 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从冀南、晋鲁豫、太行军区各调3 人到测图室学习，其中宋磊是女同志。10 月，八路军总部又决定，将测图室人员和从新华日报社印刷厂分出来的技术工人及石印机，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印刷厂合并为新的测图室，加强了八路军总部的地图制印力量。

从1942 年2 月开始，日伪军向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测图室领导连夜安排人员掩埋石印机器和物资器材，并由5 人组成武装游击小组开展保护工作。测图室人员则发挥识图用图优势，担负侦察任务，使大家在一个多月的反 “扫荡”中没有吃亏。5 月，日伪军又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扫荡”。25 日，副参谋长左权在指挥十字岭反“扫荡”作战中，不幸中弹殉国，年仅37 岁。在这次反“扫荡”中，测图室唯一的女审校员宋磊和印刷股股长夏云樵被捕，后在太原狱中坚贞不屈，遭日军杀害。同年9 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改名辽县为左权县，以纪念左权将军。八路军总部测图室是在左权副参谋长关心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开创人民军队地图制印事业中功不可没。

1942 年10 月，八路军总部人员基本都回了延安，测图室移交八路军第129 师，并从山西辽县转移到河南省涉县（今属河北省）黄岩村，成立了司令部作战科制图股，张国器任股长。从1942 年冬开始，制图股先后完成了太南地区1︰5万地形图、以黄岩地区为中心新测的1︰2.5 万地形图制印和《最新华北明细图》《太行军区形势图》编印。1945 年8 月，晋冀鲁豫军区成立时，制图股成为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制图科，张国器任科长。为保障刘邓大军南下作战的用图需要，制图科不断扩编队伍，夜以继日地完成一批又一批紧急地图制印任务。1950 年5 月，这个制图科是军委测绘局的组建基础之一，为发展新中国军事测绘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为解决部队作战用图困难，继八路军总部测图室自行制印地图后，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地图制印工作陆续开展起来。1942 年6 月成立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测量队，在联防军政治部印刷厂配合下，突击半年多制印了陕西全省、甘肃河西走廊以东和宁夏黄河以南地区的350 余幅1︰10 万地形图。皖南事变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及各师也开展了不同规模的地图制印工作。进入解放战争后，人民解放军作战地域更加辽阔，战役规模更加宏大，对地图的需求量巨大，且用图都很紧急。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改编或新成立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制图科、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测绘学校、华东军区司令部测绘室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陆地测量队等测绘机构，成为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地图制印力量。他们通宵达旦制印地图送往前线，为夺取解放战争胜利、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2018 年4 月，笔者随军事科学院考察调研组深入太行山区，到左权县实地考察八路军总部测绘历史。其间，参观了八路军总部测图室旧（遗）址、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左权将军殉难地、辽县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地，收获和感触颇多。人民军队地图制印工作是八路军总部测图室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战争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展起来的，作为一名测绘战士深受教育和启示。

八路军总部测图室左权县苏公村河北沟旧址 郭群长/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