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轩

（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北京 100871）

广东省博物馆馆藏中有很多18至19世纪的外销工艺品，由广州工匠制作，面向欧美市场销售。这些外销工艺品兼具中国特色和西方审美品味，很多是由西方客户来样在定制，设计既蕴含了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想象与向往，又延续了西方的设计传统。在众多的外销工艺品当中，有一类形状为八边形、底座带兽足装饰的茶叶漆盒尤能体现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设计理念和18至19世纪欧洲兴起的博物学思潮，其外形源自古罗马石棺的造型。如一件19世纪制作的描金茶叶漆盒，盒体为八角长方形，底座为四件兽足雕饰。（图1）盒子为木胎，通体黑漆描金，内置一对锡制茶叶罐。盒身的八面分别绘制了选茶、称重、登记、装船运输等和茶叶制作、交易相关的画面。盒盖表面的开光内绘有炒茶和捡茶的场景。盒盖的周边和口沿绘以植物纹饰，并于内盖配置了锁孔和钥匙。[1]144

图1 描金茶叶漆盒，23cm×17cm×14.5cm，19世纪，广东省博物馆藏

茶叶漆盒这一外销器型的兴起实际上与茶叶自17世纪起远销欧美并在西方世界兴起饮茶热潮密切相关。为配合上流社会的饮茶文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符合西方社会礼仪和生活习惯的茶具、家具应运而生。[2]56-70八角长方形的茶叶漆盒作为诞生于这个时代的众多新设计中的一种，其设计理念缘于这一时期对古典元素的崇尚与对博物馆展示方式的推崇。而其背后更深刻的时代意涵则是将设计与知识元素相融合，通过设计体现人文素养和博物理念。

一、从古典文明的新发现到家具设计

从15世纪下半叶开始，罗马教廷逐渐成为古典雕塑的收藏中心，其中既有传世收藏，又有在罗马各地新教堂和大型建筑兴建过程中新出土的古罗马遗迹中的经典作品。这些古典雕塑的选择和收藏为文艺复兴及后世的审美品味树立了标杆，也成为欧洲各地皇室和贵族阶层向往和追逐的对象。于16世纪上半叶扩建而成的枫丹白露宫，陈列有大量以梵蒂冈教廷古典雕塑收藏为原型的复制品，分布在宫殿的大厅、楼梯、廊道以及庭院之中，展示着主人的高雅品位与对古典文明的尊崇。[3]7-15

逐渐地，对原作的简单复制已不能满足人们日渐狂热的古典文明崇拜，古典雕塑开始与室内装潢和家具设计相结合。以英国建筑师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于18世纪中叶设计的位于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的锡永宫（Syon House）为例，宫殿前厅（图2）的12根壁柱之上分别置有12件铜塑，每一件铜塑都有其古典雕塑原型，营造出博物馆大厅般的恢宏气势。[3]87-88

图2 英格兰米德尔塞克斯的锡永宫前厅，18世纪中叶

古罗马的城市风貌随着1738年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遗址的发掘得以重现，由此西方世界对古典文明的崇尚不再限于艺术审美，还拓展到对古典文明的物质文化研究，各类古典物质文化遗存都成为设计师的创作灵感与素材。如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兴起的新古典风格家具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用来盛放骨灰的希腊瓮坛（图3），罗马石雕中的月桂叶形垂摆（图4）、罗马皇帝宝石浮雕（图5）等都成为家具设计中的经典装饰元素。[4]128-129

图3 桃花心木上的希腊瓮坛

图4 月桂叶形垂摆

图5 罗马皇帝宝石浮雕

与古典雕塑相比，古罗马石棺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收藏与复制品类，没有像雕塑那样，被完整地复制后，立于大厅或装饰壁炉、柱顶。大多数传世或在城市施工建设中新出土的石棺往往被放置在花园中，作为喷泉水池或雕像底座，还有一些被锯下主要挡板嵌入墙里作为装饰。但有几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石棺得到罗马教皇的高度赞誉并由此成为复制的重要对象，随后更有以其为原型设计的大木箱和日用小物件。[3]47-49

马尔库斯·阿格里帕（Marcus Agrippa）的石棺在尤金四世（1431—1438年在位）兴建罗马罗通达广场时出土，与其一同出土的还有青铜四马二轮战车的残片与埃及花岗岩狮子。有文艺复兴时的学者指出，这件石棺实际为古罗马浴场的浴盆，但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万神殿建筑装饰的组成部分。石棺出土之后先是立于广场之上，左右拱卫着狮子雕塑，后于17世纪下半叶被移至万神殿的柱廊。在18世纪30年代，这一石棺被移入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在柯西尼教堂（Corsini Chapel）的墓中。阿格里帕石棺有着不计其数的大理石仿制品，15世纪葡萄牙红衣主教可以说是首开这种风气，他在佛罗伦萨圣米尼亚托教堂（S. Miniato Church）的墓地中即使用了这一石棺的复制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金匠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在来到罗马后又以这一石棺为原型制作了盐罐底座（图6）。自此之后，阿格里帕石棺开始以多种多样的形态出现在新古典风格的壁炉装饰和以古典大理石雕塑为原型的室内装修之中。

图6 盐罐底座，1540—1543年，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切利尼以石棺为素材制作的盐罐底座引领了一股时代潮流，同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以石棺为创作原型的餐桌用具。如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一件制作于1530年左右的盐罐（图7），其设计灵感就源于古典建筑和石棺造型，罐身雕刻着古希腊罗马建筑上的人物雕像，其间穿插着奏乐舞蹈的女子，并在醒目位置刻有家族族徽，底座由四只兽足承托。

图7 盐罐，16世纪，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圣科斯坦萨（St. Costanza）的巨大石棺原先立于陵墓中央，后来被移入一座于1255年建成的神庙壁龛之中，被用作祭坛。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们认为这件石棺最早来自供奉酒神的神殿，其上的葡萄藤纹饰便是有力证据之一。教皇保罗三世曾提出希望将这件石棺用于自己的陵墓，这也表明此石棺的社会影响力之大。1737年，英国的慕雅会（Society of Dilettanti）定制了一件以圣科斯坦萨石棺为原型的桃花心木书箱（图8）。这一协会聚集了英国上流社会热衷于游历欧洲大陆、收藏和研究古典文明的年轻人。

图8 桃花心木书箱，1737年，伦敦慕雅会藏

另有很多更早期的以相对不知名的古代石棺为原型的中小型家具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广为流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有一件以所罗门王与希巴女王相会为主要场景的鎏金木箱（图9），制作于15世纪下半叶的佛罗伦萨，用于盛放嫁妆。木箱呈古典建筑式的石棺造型，底面由四只兽足承托。木箱正面中央绘有一座神殿，殿前为正在会面的所罗门王与希巴女王，画面远景中则绘有驾着马车、满载着珍宝从远方前来与所罗门王相见的女王。木箱的左右两侧挡板分别绘有两名奏乐的爱神。箱盖中央为凸起的长方形。依托于石棺的建筑结构，主要人物和故事情节有机地通过古典立柱串联起来，所罗门王与希巴女王的爱情故事为嫁妆箱赋予了适用于婚礼场合的美好寓意。乔治·瓦萨里（Giorgio Vasari）曾在《艺苑名人传》（Lives of the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中提到过这种盛行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彩绘嫁妆箱。他指出，当时的市民家中大多拥有这种石棺造型的嫁妆箱，箱盖呈现多种多样的造型。挡板上的彩绘通常以希腊神话中与爱情有关的故事为主题，并在挡板一角绘以家族纹章。[5]267佛罗伦萨在当时有专门的嫁妆箱工作坊，常常接到来自欧洲各地的大量订单，其中很多彩绘画面都出自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的笔下。

图9 绘有所罗门王与希巴女王相会场景的嫁妆箱，97.5cm×222cm×78cm，1450—1500年，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从盐罐底座到嫁妆箱，再到书箱，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早期文创的成果。人们对古典文明的追逐，使这些古典文明物质成果逐渐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与衣食住行结合起来。以古罗马石棺为原型的茶叶盒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所藏的一件19世纪初制作于英格兰的茶叶木盒（图10）充分展现了古典文明与中国元素的结合。盒子外观为典型的长方形古罗马石棺造型，四壁以古典立柱为框架，绘以中国风的花草和人物。盒盖中央为石棺棺盖造型，四周环以联璧纹。底座由四只黄铜兽足承托。盒子两侧安装有黄铜狮面提环。盒内设置了隔挡，可储放两件茶叶罐。木盒外则以墨彩来模仿莳绘漆器黑漆描金的效果，并镶嵌有象牙饰片。

图10 石棺形茶叶木盒，19世纪初，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由乔治·库珀（George Cooper）于1759年在英格兰斯特拉福德制作的桑树木茶叶盒（图11）则呈现了更加纯粹的石棺造型。长方形的盒子以古典建筑为造型，带有棺盖形的盒盖和黄铜制的四只兽足支脚。盒身中央塑以壁龛和主要人物像。

图11 桑树木茶叶盒，18世纪中期，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藏

二、可居可赏的家居装饰设计

与上述英格兰本土制作的茶叶盒不同，石棺造型的黑漆描金茶叶漆盒生产地在广州，这里有精通漆艺的工匠，他们能熟练地按照外方客户给出的设计图样进行制作。从18世纪起，作为清政府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州汇集了各国商人以及包罗万象的手工艺品制作工场。[6]12-15茶叶漆盒就是这些门类众多的外销手工艺品中的一种。聚集在广州十三行一带的手工艺品工场成为联结中西物质文化的纽带，这里的工匠熟悉西方客户的审美品味，同时善于呈现西方受众所偏好的中国风格。而经年累月往来于此进行贸易的外商则通过十三行这个小小的口岸观察和解读中国的风土人情，并且和当地工匠直接沟通工艺品的定制要求，双方共同创作出中西文化交融的作品。

欧洲的饮茶风气尚于17世纪，茶叶成为价格高昂的高贵饮品，而饮茶成为上流社会社交活动的重要环节。盛大的晚宴结束之后，客人们转场到茶会。女主人在饮茶活动中扮演着主持人的角色，负责亲自从茶叶盒中取出茶叶，并吩咐仆人烧水、泡茶、上茶。[7]23-24在这一场合，茶叶盒既是豪宅中的工艺陈设品又是活动中的公开展示品，与其他茶具和家具共同服务于家族经济实力与审美品位的展示。饮茶活动也由此成为一场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盛宴，寄托了西方贵族对于遥远而繁华的东方世界的种种文化想象。为这一社交活动设计茶叶盒也成为西方设计师的一项新业务。这类设计往往归类在当时的家具设计门类之中。赫普怀特公司（Hepplewhite & Co.）于1788年出版的《制柜师与室内装潢师手册》（The Cabinet-Maker and Upholsterer's Guide）中有专门关于茶叶盒（tea caddy）与茶叶箱（tea chest）设计的内容。茶叶盒实际上是室内装潢体系中的一类小型家具。

在布置符合西方人眼中的东方茶室时，西方设计师延续了以古典建筑为框架的室内装饰传统。这种装饰风格自文艺复兴时代起就风靡整个欧洲。对于古典文明的再发现与崇尚促成设计师对各种古典元素竭尽所能的使用。古典建筑的立柱、檐角、三角墙等建筑构件成为室内装饰的主体框架，古典雕塑与绘画被安置在这些建筑框架之中，让观者在欣赏具体作品时以建筑结构作为视觉索引。古典建筑上的茛苕纹、棕榈纹等各种纹饰被广泛运用于各种室内装潢的表面装饰与边饰之中。大到整个房屋、小到家具和日用物件都遵循着这种设计原则。以位于英格兰约克郡的诺斯特尔庄园（Nostell Priory）为例，这座在18世纪中期由罗伯特·亚当（Robert Adam）担任室内设计的大宅内，以古典建筑为设计框架，布满了古典艺术品与具有东方元素的工艺品，形成了博物馆式的、包罗万象的陈设效果。其中宴会厅的四面墙以古典建筑檐角与线脚界定，檐板饰有酒神的藤蔓和兽面面具。墙上的壁炉以微缩古典建筑形式出现，其上装饰古罗马图案。壁炉架由女神雕像立柱承托。门上方的墙上则挂有安东尼奥·祖奇（Antonio Zucchi）的圆形绘画作品。大幅的家族成员画像通过墙上的三角楣画框进行展示。房间中的柜子、餐桌、烛台全部带有线脚和涡卷纹装饰。餐具、家具、绘画、雕塑和房间共同构成一套古典建筑装饰体系。[8]501-524

这种装饰传统背后蕴藏着系统收藏和展示文化艺术的欲望。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贵族阶层通过各种收藏和展示活动获取和占有新知识。占有知识即占有资源， 是家族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的体现。早期私人博物馆和18世纪公共博物馆的出现正是缘于这种展示和收藏热情，藏品逐渐从私人宅邸的陈设转移到专门的古物陈列展厅。某种程度上，博物馆延续了以古典建筑作为装饰体系的宅邸室内装潢风格，而上流阶层的室内设计则越来越博物馆化。18世纪有一类肖像画专门以古罗马遗迹为背景，而前景则是古典风格的家具和雕塑，以展示主人游历欧陆古迹的风姿。（图12）[3]85-87在今天看来，这类肖像画更像是从旅游景点带回的明信片或景点纪念照。在古迹考察热潮和殖民地开拓的推动下，室内设计与时俱进地不断将新的设计元素纳入业已十分成熟的古典建筑装饰体系，这在家具设计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如随着拿破仑对埃及的征服，19世纪上半叶的西欧家具开始流行埃及主题。家具两侧往往饰有成对的狮身人面像、鳄鱼、荷叶或棕榈叶。（图13）[4]197这一时期，随着几个世纪以来对古典文明的崇尚与研究，欧洲文明的精神源起进一步溯源至古埃及。

图12 伊札德夫妇肖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图13 弧形前脸橱柜细部

随着贸易新航路的不断开辟，西方贵族阶层已不仅仅满足于对欧洲大陆古典文明的游历与收藏，还把触角伸向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对远东文化艺术的探索与收藏。文艺复兴时期以罗马教廷收藏为基础形成的古典艺术私人博物馆也逐渐向着以收藏全世界物质文化为目标的全球化博物馆发展。

异域物质文化进入欧洲的室内装潢中，仍然与先前的古典雕塑与绘画一样被有机地嵌入一套古典建筑框架之中。如前述的诺斯特尔庄园，将从中国进口的百鸟图墙纸用于古典建筑装饰风格的卧室。同一房间内还陈设有17至18世纪的中国瓷器和中国风的家具。[18]501-524欣赏这些中国工艺品遵循着与欣赏古典艺术同样的方式。

这一时期所流行的茶叶漆盒设计同样利用古罗马石棺的古典建筑框架将茶叶的生产和贸易过程以连环画的形式置于其中。这一主题的选用与流行体现了当时西方世界对于各领域知识的浓厚兴趣，并力图将艺术与知识相结合，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构建出一套适用于自身的知识体系。同一时期流行的从广州定制的以茶叶生产为主题的外销画进一步印证了这种与博物学相结合的艺术取向。这种外销画为一套十二张，用水彩绘制了茶叶从种植、施肥、采摘再到加工处理以及装箱运输的全过程。（图14）[9]18-25如果说当时的室内装潢是以一个小型博物馆为目标，单独的家具则是浓缩了古典建筑框架和具体艺术形象、知识信息的微缩博物馆。茶叶漆盒正是这样的小型家具，同时也是承载了悠久艺术传统与丰富文化信息的微缩博物馆。当女主人于茶会中在宾客面前捧出这样一件茶叶漆盒时，她其实是在向众人展示自己所拥有的迷你博物馆。这样的茶叶漆盒在茶室中，与中国风的家具以及整个茶室的古典建筑装饰体系一同构成了可居、可赏的家居环境。

图14 清菩提叶彩绘茶叶制造过程，19世纪，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制作精良的茶叶漆盒往往被作为结婚礼物或是带给女性家庭成员的纪念品。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件19世纪上半叶的茶叶漆盒，根据里面留存的字条可知，漆盒是一位常年往来于广州十三行和费城之间的商船大班带给妻子的礼物。[9]169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石棺造型的镶玳瑁茶叶木盒底座上留有淡淡的铅笔字迹，字迹显示，木盒是卢森夫人赠送的结婚礼物。无论是在文艺兴时期的欧洲作为嫁妆箱的造型，还是在19世纪的英国作为茶叶盒的造型，古罗马石棺造型一直与结婚、祝福等含义紧密相连。这一造型最初与死亡相关的含义在历经千年后几已不存，而其作为辉煌的古典艺术，成为工艺设计师的创作素材。

三、关于收藏与设计的东西文化交流

茶叶漆盒的主要制作地是广州，类似的外方来样定制使广州从18世纪起成为中西工艺美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同一时期另一个中西工艺交流的中心则是清宫。作为工艺美术重镇的广州不断向清宫输送最优秀的工匠和最杰出的作品，与此同时，清宫的西方传教士则通过向皇帝传授西方工艺品的制作技艺来赢得皇帝的好感，从而获得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机会。这种中西方之间的工艺交流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还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概念交流。[10]87-138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项概念交流和博物学以及收藏、陈列有关。一些学者已经开始关注这一时期西方百科全书与清宫动植物画册之间的联系，清宫多宝格和欧洲王室贵族的好奇箱收藏之间的联系，以及清宫瓷胎洋彩上的洋花饰等西洋母题传入中国的问题。①相关论述可参：赖毓芝《从印尼到欧洲与清宫——谈院藏杨大章额摩鸟图》，《“故宫”文物月刊》第207期（2006年3月）；Daniel Greenberg《院藏<海怪图记>初探——清宫画中的西方奇幻生物》，《“故宫”文物月刊》第297期（2007年12月）；余佩瑾《品味与意图——清乾隆“集琼藻”多宝格初探》，《“故宫”文物月刊》第294期（2007年9月）。

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竹丝缠枝番莲多宝格（图15）生动呈现了西方的收藏文化对清宫的影响。多宝格为木胎贴细竹丝的圆盒，高24.5厘米，直径18.5厘米，可以展开为四个扇形展示柜，并扭转拼合成为一个正方体展示柜。格子中陈列了各种玉器文玩和西洋风景小画片共27件。[11]42-53这种展示古代文明和异域文化的方式与意大利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兴起的好奇箱收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好奇箱收藏通常被视为近代博物馆的起源。

图15 竹丝缠枝番莲多宝格，18世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时期宫中造办处的一些作品则在设计理念上与茶叶漆盒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乾隆时期的洋彩珐琅瓶（图16）为例，瓶颈上铜鎏金的双耳为周代青铜器造型，瓶身的背景纹饰为晚明至清初所流行的中国传统缠枝纹和云纹，颈部开光内绘画为宋元花鸟画，而瓶身开光内的绘画则是以典型西洋画法所绘的人物画。而洋彩珐琅这一工艺历经康、雍、乾三朝，在不断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和自身摸索、总结经验的过程中达到纯熟。一件花瓶在工艺、造型、纹饰和绘画四方面汇集了古今中外的艺术元素，体现了设计师试图打造一件微缩博物馆的野心。罗樾（Max Loehr）将这件花瓶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论证中国装饰艺术在清代的衰落，但他也承认，这件花瓶虽然在艺术上毫无亮点，但是充分展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装饰设计的深远影响。[12]8-19这种影响的最根本之处在于知识开始在装饰系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断推陈出新的设计中必须能反映新知识与一套系统的世界认知理念。

图16 洋彩珐琅瓶，18世纪，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②图片来源：图1、图14，中国茶叶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编《听秋啜茗：广东省博物馆藏清代茶文物展》，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第144页、第127页；图2、图8、图12，Francis Haskell and Nicholas Penny, Taste and the Antique:The Lure of Classical Sculpture 1500-1900,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 p87,p48,p85；图3、图4、图5、图13，朱迪思·米勒《DK世界家具大百科》，华夏出版社，2020年，第128-129页 ；图6、图7、图9、图10、图11，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官网，http://collections.vam.ac.uk/item/O370799/tea-caddy-unknown/；图15，嵇若昕《档案与文物：竹丝缠枝番莲多宝格圆盒在清宫的陈设》，《美成在久》2020年第5期，第46页，图3；图16，Max Loehr, “The Fate of the Ornament in Chinese Art” Archives of Asian Art,1967/1968,vol.21,fig 24。

花瓶以周代青铜器的造型为装饰框架，而茶叶漆盒以古罗马石棺为装饰框架，分别以东西方文化各自最尊崇的古代文明作为诠释已有知识和异域知识的装饰系统。而花瓶与茶叶漆盒的制作工艺都使用了源于异域的技艺——西方的珐琅工艺与东方的漆艺。在装饰内容方面，花瓶与茶叶漆盒分别选用了异域主题，同时在绘制手法方面也遵循这些主题在当地的传统画法。以上皆表明，东西方从18世纪起都已经迈入以获取和展示知识为重要目标来进行装饰设计的时代。

结语

古罗马石棺造型的外销茶叶漆盒具有多重属性：实用性家居用品、小型工艺品摆件、小型家具、富于异域风情的旅游纪念品，以及将东方文化纳入西方古典知识体系进行解读的微缩博物馆。从文艺复兴时期起，西方世界即开始为探寻真理与自身的文化属性而在欧陆范围进行收藏。随着贸易路线的不断开辟与殖民地范围的不断扩大，这种收藏野心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成为近代博物馆出现的内在动力之一。从以古罗马遗迹作为背景通过肖像画的形式对古典雕塑进行“合影”、复制，到以古典艺术为题材进行衣食住行各方面事物的工艺设计，古罗马石棺造型的茶叶漆盒从装饰层面反映了文创的新古典潮流。

这一设计案例也是装饰设计阶段性发展的一个有力物证。这一阶段的西方装饰设计理念暗合同一时期的博物馆建设理念——用已有的西方知识体系解读异域文化，进而实现在知识领域内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