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淇 马 瑶，2

1931 年8 月鲁迅与“一八艺社”“火柴画会”等左翼进步木刻社团举办了木刻讲习会，这被视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版画的开端。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版画的“奠基人”和“指路者”，对华中鲁艺的木刻版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大批美术人才如许幸之、刘汝醴、莫朴、戴英浪、铁婴等，都是在鲁迅的直接教导和指引下投身抗战和革命的第一线。他们都受到鲁迅“新兴木刻”的艺术思想影响，可以说鲁迅“为社会而艺术”的艺术思想为广大华中鲁艺木刻工作者指明了创作的方向。在华中鲁艺院部贫儿院二楼改建的教室墙壁上，挂着莫朴创作的巨幅鲁迅引领青年前进的画像（见图1），上面写着：“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图1 木刻版画《鲁迅像》 莫朴/作

1942 年4 月18 日苏北文化协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与陈毅分别做了演讲，领导苏北根据地开展新文化运动，他们在鲁迅先生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华中鲁艺美术系的老师、学生明确了艺术的基本观念。苏北新文化运动以艺术大众化为中心，从艺术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三个层面给予木刻版画的艺术实践活动以深刻明确的理论指导。

艺术家思想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艺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改变。华中鲁艺的木刻版画艺术紧紧跟随鲁迅先生的方向，把人民大众放在艺术的核心位置。笔者从内容题材、技法语言和应用形式三个视角具体把握华中鲁艺木刻版画的艺术特征面貌。

一、反映时代性与革命性的内容题材

陈毅在对新文化运动的含义的描述中讲到“反对将文艺放进象牙塔内”，苏北新文化运动的艺术不能“为艺术而艺术”，要做贴近人民的艺术。纵观众多华中鲁艺木刻版画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作品多以反映抗日人民的生活场景与战斗场景为题材。

《我们活跃在苏北》是莫朴教授的代表性木刻作品（见图2），画面中一望无际的苏北大地上，抗战军民的生产战斗正热火朝天，画中水牛、水田、木船等元素就是盐阜根据地的典型场景，一身戎装开赴战场的新四军战士与忙于农业生产的根据地农民在田边相遇，军民热烈交流，将盐阜抗日根据地积极团结的军民生活景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图2 木刻版画 《我们活跃在苏北》 莫朴/作

木刻工作者们不仅把田间地头的现实生活描绘出来，也不时地把前线的战斗情况通过版画的形式传播给根据地人民。项荒途的《瞭望哨》（见图3）中，近处机警地隐蔽在树上的新四军战士，与远处敌人倾斜阴森的铁丝栅栏形成感官上的强烈对比，作者通过描绘战场上令人窒息的景象，表现与宣传了新四军战士机智英勇的形象。

图3 木刻版画 《瞭望哨》 项荒途/作

由于当时的木刻版画形式不仅是出于艺术创作目的，更多的是当作一种宣传的手段和渠道，木刻作品面对的是根据地的广大战士和百姓。总的来看，华中鲁艺的木刻作品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与革命性，正如杜威的艺术观点：“艺术即经验”，艺术要与抗战生活相结合，为抗日斗争服务。华中鲁艺木刻版画是一种淳朴的现实主义艺术，它区别于鲁迅的直面敌人的尖锐的批判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从工农兵里来，最后又到工农兵里去。

二、汲取地方特色的现实主义技法语言

木刻工作者进行艺术创新的根本和源泉是从中华传统文化艺术中汲取养分，深入挖掘地方群众熟悉的民间艺术资源，从中发现百姓通俗易懂的艺术元素，从而创作出兼具浓郁地方和传统特色的木刻版画作品，为我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造型语言层面，抗战时期的木刻版画以朴素的写实手法为主，一方面，这是新文化运动“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思想的要求，在表现语言上力求真切直白，写实方法更加贴近普通人民的审美习惯，具有很强的普及性。另一方面，木刻版画是通过鲁迅的新兴木刻运动的形式从西方传播进来的。鲁迅偏爱苏联现实主义木刻的写实技法，在他推崇的木刻创作理念中非常强调光影与远近的素描表达，他要求表现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慎用夸张的表现手法。鲁迅认为：“木刻多用黑白两色，光线一错，画面就一塌糊涂。”

在实际的创作探索中，华中鲁艺的木刻家也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对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的改良。朴素的工农难以欣赏由于明暗法造成的“阴阳脸”与排线法造成的“长毛”等西方素描的表现方法。木刻工作者将西方写实手法进行了民族化、本土化的改良，利用 “阳线”手法来表现人物的面貌造型，即尽量减少使用排线来表达明暗层次，将物象的造型直接使用线条勾描的手法进行简化，从而达到明亮统一的效果。这种表现手法是出自中国传统的线描造像的方法，在老百姓中具有很高的认可度。在杨涵前期和后期的木刻作品中（见图4），除了题材更加贴近军民生活以外，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到表现手法的变化。

图4 木刻版画 《赔碗》 杨涵/作

华中鲁艺这些接受过西方正规造型训练的画家们，在木刻版画语言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中不断深入尝试，从中国传统美术当中汲取养分。1942 年春节前夕，军鲁工团美术组的同志们看到苏北地区有在牛棚里贴“牛印”的传统，便利用木刻的方法，学习了中国传统的画像砖古朴的造型特点，制作了一批以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为新主题的木刻牛印（见图5），作为年货售卖给军部附近的老百姓，得到了良好的反馈，很多外乡的群众听闻消息后特地前来抢购。

图5 木刻牛印《向劳动英雄拜年》 凡一/作

总体来看，以华中鲁艺木刻创作为集中代表的苏北木刻版画，其技法面貌还在写实的现实主义范畴内，但这里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的客观现实主义，它是一种兼具地方性的朴素现实主义。正是这样的扎根于人民的木刻版画在华中鲁艺的抗战艺术实践中开出一朵独具特色的战地黄花。

三、兼具审美性与传播性的多样应用形式

在苏北根据地，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广泛传播的美术宣传形式，起到了服务群众、发动群众、鼓舞群众的积极作用。兼具审美性与传播性的特点是木刻版画在艰苦的抗日根据地中流行、发展和普及的原因。华中鲁艺的木刻工作者利用了木刻版画的特点，每时每刻发挥着斗争与宣传的作用。

新四军在根据地主办出版的各类刊物更是经常使用木刻版画作为报头或封面（见图6）。莫朴教授与程亚军、吕蒙根据鲁工团时期的真实情景，创作了连环故事画《铁佛寺》（见图7），这部木刻巨作对揭露日伪的侵略罪行、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起到巨大作用，在百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图6 新四军出版的文艺出版物封面

图7 木刻连环画 《铁佛寺》节选 莫朴 吕蒙 程亚军/作

身兼艺术家、教育家与革命战士三重身份的木刻工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红色文化财富，华中鲁木刻版画作为新四军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巨大的时代性和生命力，不但鲜活再现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充分实现了其所肩负的文化艺术使命以及社会和民族重任。正是华中鲁艺的木刻版画家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促使苏北抗日军民不仅对民族文化重新燃起了自信，而且拥有了炙热的自豪感和深刻的认同感。

通过收集整理相关文史资料和图片资料，笔者力图对华中鲁艺木刻版画的艺术特征进行梳理和呈现，以方便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一段艺术历程，使新四军宝贵的红色文化遗产更好地得以推广和传承。限于原始资料的相对缺乏以及笔者研究能力的不足，本文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希望为铁军文化的传承推广做出绵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