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善庆

战时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转向与论争——以《中苏文化》为考察对象

郑善庆

（宁波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抗战时期以《中苏文化》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学人群体，在皖南事变后，学术研究出现明显的转向。皖南事变前，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马派史家，以古喻今，参与学术论争，发表激烈政见，著述内容偏重革命性；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实施了文化高压政策，迫使马派史家的研究撰述向学术性转变。由此，史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的高潮期，扭转了此前盲目套用、牵强比附的局面，走出了一条既不为古人所役，也不为欧美所使的学术中国化之路。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中苏文化》；学术中国化

抗战军兴以后，学术重心南移，重庆、成都等大后方城市成为学人聚集之地。大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纷纷辗转南下[1]217。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聚集了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如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邓初民、吴泽、赵纪彬、胡绳、杨荣国等人。他们举办学术讲座，成立读书会，并通过《中苏文化》《新华日报》《读书月报》等刊物，研讨史实，发表政论，参与论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学术力量。《中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学人创办的最具代表性刊物之一。已有的对《中苏文化》研究，多聚焦于人物的回忆与纪念、协会的概况等层面，而对马派史家群体的撰述特色与学术转向这一问题，鲜有论及。本文试以此申说，探讨战时中国学术。

一、《中苏文化》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学术转向

抗战初期，中共南方局的负责人周恩来对大后方的学术活动直接领导，“成为国统区中共在革命理论、学术研究上的掌舵人”[2]123。其认为，“学术理论上最危险的敌人，是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投降理论”[2]122-123。由此，中苏文化协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早期的著述中多带有革命性、政治性色彩。史家们在撰写文章时，喜欢以古喻今、讽喻当下，这样的论说方式颇能鼓动人心，同时也不免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翦伯赞曾以古代的奴隶主、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主、威廉时代的德国、梅特涅时代的奥匈帝国等，作为反面教材，解析了布尔乔亚的成长、唯物主义之发展；进而昭示“任何文化的倒退运动，在历史发展的规律之前，都一一遭到惨败”的历史事实[3]。1939年翦伯赞在信中说：“我有时热情太高，几乎使人分不出是论文还是宣言。”[4]278

（一）《中苏文化》的创办

中苏文化协会成立于1935年，是中苏两国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初创时推举宋庆龄、于右任、冯玉祥、蔡元培等担任名誉会长，孙科任会长，邵力子、陈立夫为副会长，梁寒操、郭沫若、王昆仑等人为常务理事，在昆明、长沙、成都、桂林、香港等地设有分会。为加强中苏文化交流，当时还筹设了中苏文化学院[5]137。协会主要任务是，实现中苏两国文化的交流，“藉以使得两国人民能从文化沟通的关系中增进彼此之了解与友谊”[6]。抗战爆发以后，中苏文化协会在学术界的声势日渐增强。协会的会刊为《中苏文化》，于1936年创刊于南京，1937年内迁至重庆继续发行。创刊初期主要以译介苏联的文章和著述为主，主编为袁孟超，编辑有金戈、赵康、李孟达、黄操良、于绍文、金云峰等人。期刊设立了苏联研究、对敌研究、抗战文化等栏目。此外，凡属重要节日，还出版纪念特刊。

《中苏文化》前两卷撰稿人多用笔名和化名，以翻译性的文章居多，历史类的文章相对少见。从第四卷开始，《中苏文化》的办刊风格开始发生转变。刊物在发行方式、内容、编委会构成上，都出现了明显的调整。首先，在形式上，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文字达十万字左右。其次，在内容上，除了译介性文章之外，更为注重文史类文章的发表。再次，编委会进行改组，聘请侯外庐为主编，戈宝权、杜若君、沈志远、李陶甄、周一志、侯外庐、姚蓬子、曹靖华等人为编辑委员[7]。刊物的栏目调整为苏联外交特刊、苏联研究、中苏文化、书评等。对于刊物风格发生转变的原因，《中苏文化》在“编后记”言：“自四卷二期起，将增设‘中苏史论’一栏，研究中苏两国革命史实及社会发展的历史。特约专家撰稿，以期本栏的充实。”[8]由于“中苏史论”专栏的设立，马派史家的文章日渐增多。当然，办刊宗旨转向背后，与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大后方重新集聚有莫大关联。

（二）《中苏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加入及办刊风格转变

1939年，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到重庆等地，以中苏文化协会为掩护，从事政治与文化活动。1940年，协会第三次年会举行，马派学人纷纷加入其中，侯外庐转任《中苏文化》的主编，翦伯赞也从中苏文化协会长沙分会转至重庆，担任副主编①。这一变化也引起了国民党中宣部和特务组织的警惕。当时，《中苏文化》委员会组成：主任委员王昆仑，副主任委员侯外庐和翦伯赞，委员有梁寒操、郭沫若、何汉文、陈希豪、邓初民、沈志远、周一志、戈宝权、洪瑞钊、曹靖华等人[9]。编委会成员多为国民党左派、左翼文人和马克思主义者。

首先，在《中苏文化》史学类文章的数量上，以侯外庐、翦伯赞二人的撰述为多，这一时期也是两位马克思主义史家写作的高峰期。

再次，《中苏文化》中的书评栏目，对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予以隆重推介，推动了作品的讨论与传播。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出版后，刊物即发表书评，认为此书深入浅出，“与前人之治先秦思想者迥乎不同，实尽考镜源流，探明演化之史职”[11]，开辟了一条学术史研究的新路径。此后，《图书季刊》发表了不同的评价，指出“侯君书中多驳近人学说”，且“文字艰涩”，需要在日后加以删削和提升[12]。可以说，侯外庐系统分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递嬗，是其著述之长；而文风战斗性色彩过于浓厚，且略显艰涩难懂，乃是其易于被正统派史家攻讦之处。

最后，政治事件对《中苏文化》的办刊风格，形成了强烈的冲击。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对大后方的文化控制骤然加强，左派与马派学人的文章开始减少。珍珠港事件之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建立，《中苏文化》开始改版为半月刊，在内容上更注重“反侵略国家联合阵线之促进加强，及整个世界战局之分析与反应”[13]。时事性文章开始增加，史学论文刊登的数量锐减。1943年，国民党发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导致《中苏文化》的主编侯外庐、副主编翦伯赞被迫选择退出，至1943年马派史家的文章销声匿迹。1944年初，刊物中的史学文章又出现了复苏增长的态势。

战时《中苏文化》办刊风格的变化与大后方的政治环境休戚相关。随着国民党舆论控制日渐严苛，马克思主义史家为保存力量，开始转向纯粹的学术研究，史学撰述的政治性减弱。

（三）史学转向背后的政治因素

抗战建国口号下的国民政府，对思想舆论的控制日渐严苛；先后出台了“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4]195，且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其报刊审查制度既反对敌伪满奸报刊，亦查禁革命进步刊物。在此背景下，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史学著述多遭查禁（表1）[15]717-802。

表1 战时遭查禁马克思主义史学著述

从时间线上来看，国民党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的查禁，与三次反共高潮密切相关，整体上呈现出愈加严苛之势。在《中国通史简编》的审查意见中言“该书内容立论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足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之信念”[16]628-629。在查禁方式上，多借“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破坏抗战建国”等名目[14]553，行舆论控制之实。叶圣陶曾感叹道：“日来党政机关检查各书店，凡未获审查证之书皆调去审查，闹得满城风雨。上星期封闭书店三家，为生活书店、读书生活社、新华日报社，封条上皆书‘发售反动书刊’字样。今此检查各书店乃其余波。令人叹息而已，他何言乎！”[17]343

抗战时期，马派史家的政治身份（或政治倾向）与学术创作的关系，一直为国民党所忌惮。1940年3月，贺衷寒向蒋介石陈述了国民党政治部内的所谓“异党分子”问题，认为“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现虽已加入本党，惟对党态度极为冷漠，且其所保用之干部，如阳翰笙、杜国庠、冯乃超、翟翊、潘念之、何成湘、金树培、蔡家桂、石凌鹤等，均系共党分子，欲其从事反共宣传工作，势必甚难，似应予以较优之名义，从事调动，俾安其心”②。此后，蒋介石对国民党政治部进行大调整，周恩来、郭沫若等人被调任。皖南事变之后，面对国民党在思想领域的高压态势，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史学撰述与发表，遭遇到重重阻碍。一份国民党抄发的函件记述道：

第一，20世纪20年代之前，英美文学中陌生化的语言主要以描绘风景为主。在这一阶段，作家在创作中开始接受并将陌生化艺术形式引入对田园生活的描述，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作品创作手法的衬托上。英美作家在作品中开始尝试性地应用陌生化语言。

周恩来于五月二十一日通知郭沫若，谓国民党政府近拟屠杀本党党员，已开始清查共产党及左翼文化人姓名、住址，准备一网打尽，请关照各同志注意。郭闻讯后即分别通知在渝左翼文化人侯外庐、邓初民、张申府、王亚平、方殷、葛一红、应云卫及乡居之夏衍、邓伯奇、阳翰笙等赴北碚开会，并作如下决定：（1）在渝左翼文人常在报章杂志露名，使社会皆知吾人在渝。（2）如有被捕即发表消息，并尽量营救。（3）在文坛地位稍低或身份过于暴露者，劝其离渝。（4）用私人友谊通知英美苏在华使馆，说明国民党欲屠杀进步分子。（5）分别通知各地左翼文人注意，现郭氏已定期与苏联及英美使馆人员举行谈话。[18]239-240

部分学人被迫选择离开国统区，到延安、香港等地躲避迫害；另一部分学人则选择留守重庆，开始转向较为纯粹的学术性研究。书报检查所形成的文化恐怖，是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家转向较为纯粹的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侯外庐曾言：“为了对付国民党审查官的挑剔，措辞不能不有所隐晦。即如‘阶级社会’，便只好以‘文明社会’所代替。”[19]273郭沫若在与杨树达的信函中亦慨叹：“处重庆实如居炼狱，突与学术空气接触，倍觉沐如春风也。年来无良书可读，同感痛苦。”[20]102-103皖南事变之后，郭沫若为避政治迫害，乡居于重庆赖家桥，1943年9月，费正清来访，并邀请郭沫若赴美讲学，郭氏则苦笑道：“到美国是我非常希望的，可是现在我到成都去都还有困难，哪还能到美国去啊！”[19]1971943年，阳翰笙在日记中写道：“以目前的种种客观情势看来，近年也和去年一样，我们只能闭门读书，只能静心写作，因此我也就不敢有什么‘雄图’。”[21]109虽然面临政治迫害和舆论控制，马克思主义史家们仍能撰述不辍，《中苏文化》即为他们史学撰述发表与论争的重要场所。

二、《中苏文化》中有关“屈原”的学术论争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在著书立说中多谈学术而兼及革命，甚而以学术之名来宣传其政治诉求。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有这种倾向，不过，其著述的内容、方法与言说对象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者叶蠖生曾言：“各派政治力量无不注意运用历史学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其学术也无不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不但抗战营垒和日寇及投降派营垒之间存在着激烈斗争，即使是抗战阵营内部，也存在着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论的斗争。”[22]96《中苏文化》成为了战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论争，一方面是与正统派学人之间的对垒；另一面是马克思主义学人内部论争。戚学民曾以《十批判书》为个案对马派学人之间的论争进行了深入剖析[23]。《中苏文化》中马派史家侯外庐与郭沫若关于“屈原问题”的讨论，即为典型个案。侯外庐将相关文章汇成专栏，题为《申论屈原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发表于《中苏文化》上。这一专栏可以对这场论争的来龙去脉得窥全豹。

郭沫若曾撰《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对屈原多有赞颂，并且将其赋予了时代精神，认为屈原“不仅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民族诗人，而且的的确确是很有革命性的革命诗人。他的艺术怎么样？就是革命的艺术”[24]。侯外庐写了《屈原思想的秘密》一文与郭沫若商榷。侯氏认为屈原思想的秘密，乃是其矛盾的思维，也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矛盾”；屈原一方面“对于过去黄金时代的追忆充满了诗篇”，对变态的春秋战国时代看不入眼，这或是其保守、复古的一面。同时，郭沫若又提醒道，如果仅仅关注于屈原复古的一面，则不免容易“忘记了他的进步的内容”[25]。屈原的思想既有革命性、人民性，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保守性、复古性的色彩。最后，侯外庐对屈原作了颇显刺激性的评价，认为“屈原的世界观，和他的求真的方法论是矛盾的，本质上是反动的招魂，亚细亚古典社会底氏族制残余的梦想”[24]21。且说，这并非对诗人不恭敬，而是基于史实之上的客观性评价。

郭沫若针对侯外庐商榷之论，又撰写了《屈原思想》一文再作申说。郭氏认为，屈原的思想虽有些矛盾，在构思与遣词上也“不免有些保守的倾向”；但其“世界观是前进的，革命的”，所以结论的形式虽然与侯外庐有相同之处，“而内容则恰恰相反”[26]。概言之，屈原在世界观上是否呈现出主体意识的进步性，乃是两人在评价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郭沫若与侯外庐之间，表面上是因屈原思想而引发的论争，实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古代社会性质的不同见解。

首先，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及其分期等观点上，马派史家多有相异之处。郭沫若认为殷周是奴隶社会，并言：“许多反对我乃至痛骂我的人（在研究文字中动辄爱骂人是浪漫，狂妄，或甚于此的话，十几年来我领教了不少），硬要说西周不是奴隶社会，而都不大注重人民就是奴隶这一点，实在是一件惊人的事。骂人的，是我感叹着文字这项符箓束缚着思考能力的潜能竟会有这么伟大！我现在要恳切地请求，请求大家把这个论点注意一下。如说这论点是不可靠，那就请提出反证来。”[25]文字中颇多意气之语。侯外庐也追忆道：“郭沫若和我都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辩论屈原思想时，可能因为时机不妥当，郭老曾经发过火。”[24]

其次，郭、侯二人争执的关键点，在于对儒家的迥异评判上[24]。郭沫若认为春秋战国时期，因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变革，而产生意识形态上的思想革命。处于这一时代末期的屈原，是位民本主义者，对奴隶制时期的神权抱有怀疑态度，他仁义兼备，“注重民生，尊崇贤能，企图以德政作中国之大一统”，又能“彻底地身体力行”，故而深深的把握住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在思想上是前进而非反动的[25]。继郭沫若发表《屈原思想》后，侯外庐又撰写了《屈原思想的先决问题》《申论屈原的思想——衡量屈原的尺度》两文，重加申辩。在文后的“附言”中，也自我总结了对这场论争的态度：“凡所言求其有本，凡所断皆自我心裁”，“心虽未安，而理或可得之”[27]。有关屈原论争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各持己见，“彼此的观点，都不曾退让分毫”[2]136。

郭沫若对屈原保持一种惺惺相惜之情。屈原的诗人气质，实与郭沫若多有相合之处，在对屈原的分析上保有惺惺相惜之情。诗人视野中的屈原与史家视野中的屈原，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面向，此或为两人争论的根源所在。有关屈原的学术论争，观点皆自出心裁，言辞虽或有偏激，却能保持在理性的探讨范畴之内，乃是马派学人之间进行学术论争一个重要特色。侯外庐也回忆道，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可能大相径庭，对具体疑难问题的歧见，更俯拾皆是，甚至文人中间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相轻陋习，不利团结的闲言碎语也都存在着，但是，在我的记忆中，那时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2]124。这也为后来的学术论争，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典范性参照。

三、皖南事变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学术成绩

大后方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等人，以中苏文化协会中的公开性职务为掩护，开展学术和政治活动③。皖南事变发生后，为躲避政治迫害，相关学人被迫转移至延安、香港等地。也有一部分学者选择留守大后方，开始转向较为纯粹的学术研究。当时本着“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方针，大批马克思主义学人开始闭门读书，从事史学撰述，并做好统战工作[28]370。虽然文化恐怖甚为严苛，侯外庐、杜国庠等还是组成了“新史学会”，其他史家如顾颉刚、张志让、周谷城亦参与其中，从而壮大了声势。中苏文化协会的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他在给张治中的手谕中言，协会对各种激进言论“加以掩护，而不予纠正”[29]174，应当予以查核。

在此背景下，侯外庐面临着去留的抉择，他本有转移至延安的打算，周恩来认为去延安太冒风险，“不愿到香港，可暂时留下，搞点研究工作，深造自己”[19]271。此后，侯外庐转移到重庆郊外的歇马场开启了史学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和《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几种史学著作皆完成于此时，作者亦自言“在我的写作工作中，恐怕也算是这个时候最为活跃，最为多产了”[19]271-272。

翦伯赞也留守于重庆，开始了《中国史纲》的撰写。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西周、春秋的封建领主制社会的性质[28]371。性格耿直、革命热情颇高的翦伯赞，并未脱离当时的政治斗争，一旦政治形势稍有松动，即又转向革命之旅。当阳翰笙于1944年11月来访时，翦氏即兴奋地说：“现在不是写历史的时候，是创造历史让人家来写的时候了！”[19]323杜国庠则从事诸子学研究，1943-1944年他先后撰写了《关于〈墨辩〉的若干考察》《论〈公孙龙子〉》《中国古代由礼到法的思想变迁——荀子和韩非的思想关系》等文章。1944年，郭沫若撰成《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对先前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作了反思和自我批评，后与另外九篇合编成《十批判书》。此书分析了先秦思想学说的源流，评论各派的思想特征，探寻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历史作用。另一本《青铜时代》考证色彩浓厚，是作者研究先秦社会及学术思想的论文集。

从香港转至重庆的胡绳，也有相似的感受。他认为1942年到1945年，是其学术写作的一个高峰期：“在这个时期，写了相当多的关于学术思想的评论，这些评论文章说不上有多少学术性，但我觉得思想性比较强，而且有别于以后武断的所谓大批判。”[30]165

皖南事变之后，中苏文化协会中的马克思主义学人，面临着更为严苛的政治环境，被迫转向较为纯粹的史学研究，其撰述风格也一改原有的革命性，转向较为纯粹而精深的史学研究。这种转向，体现在作品数量的增加、研究方法的融通与超越、史学作品质量与纯粹性的提升等诸多方面，最终造就了一个史学著述的井喷时期。郭沫若曾与侯外庐言：“国民党是把算盘打错了。他以为这样就限死了我们，其实，倒是便宜了我们。我们倒利用了这个机会，老老实实地做了不少研究和写作工作。”[19]271此后，马派史家在作品的撰述与论争中，逐渐提升了他们自身的学术地位。除了外在的政治因素外，他们多是学术话题的设立者，或者是论争挑起的一方，占据学术场域中的优势。马派史家批判与影射的国民政府中存在的种种弊病，亦是百姓所遭遇的，易于引起民众内心的认同，增强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主张史学通俗化的顾颉刚曾说：“范文澜、翦伯赞们编的书各处畅销，为什么我们不能与之争锋呢”[31]164。战后，翦伯赞应大厦大学的邀请作学术演讲，讲题是《中国历史学的道路》，听众达一千人之多，《人物杂志》在刊出此文时，还将正值50岁的翦伯赞作为杂志封面，隆重推介[32]。从学术的最高认同上来看，马派史家似乎还未达到为学院派所集体认同的地位；但是，从民众的影响力来看，马派史家开始超越学院派，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① 参见：中苏文化协会会务报告、简章，四川分会组织大纲草案及有关文书，1938年7月至1940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号：一一（2）—2026。

② 贺衷寒呈蒋中正政治部人事及肃清内部异党分子和自请处分并附处理内部异党人士原则及意见（1943年7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80102-00047-001。

③ 郭沫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吕振羽当时的公开职务为复旦大学教师，翦伯赞则既为张治中所在的政治部名誉委员，又是中苏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月刊副主编，其他留在重庆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亦多有公开身份，以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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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Turn and Controversy of Marxist Historians in Wartime as Exemplified by

ZHENG Shan-q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Throughout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e academic studies of the Marxist scholars centered on themagazine take an obvious shift. Before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Guo Moruo, Jian Bozan, Hou Wailu and many other Marxist historians used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ompare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and then participated in academic debates and expressed fierce political opinions.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the short-term cultural terror caused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orced the writings of Marxist historians to change from revolutionary to academic, and began relatively pure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research concepts and academic debates, they also reversed the previous theoretical application, which was far-fetched and biased. They opened a Chinese academic road that was neither enslaved by the predecessors nor used by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arxist historians,, academic sinicization

A81

A

1001 - 5124（2023）03 - 0001 - 07

2022-05-0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的中国史家群体研究（1937-1945）”（16FZS038）

郑善庆（1982-），男，山东嘉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抗日战争史与思想政治教育。E-mail: zhengsq1982@163.com

（责任编辑 夏登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