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银生

有了吃，还要吃好。

我就算个掌勺者。爱上厨艺，比爱上文学还要早十年。谁都知道，厨艺是与辛苦、劳碌相生相伴的。我并非天生就爱它，最初接触它很大程度上是由生活所迫。

那是我八九岁的时候吧，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饭，厨房里却没有往日热腾腾的饭菜。母亲外出赶集没回来，从不下厨的父亲只好拿冷饭给我们吃，吃不下冷饭的我饿得眼冒金星，弟妹更是饿哭了。哭声惊动了邻居叔婆。叔婆见我们兄妹几个可怜，要我们去她家吃，我们哪好意思去，叔婆就对我说，那我教你做蛋炒饭吧。我很高兴，旋即找来家里的鸡蛋和食油。生了火，在叔婆的示范下，放油、烧热、打蛋、下锅、加盐，再把冷饭倒进锅与炸黄的鸡蛋一起煸炒，几分钟就饭香扑鼻了。我们兄妹每人吃了一大碗，很是解馋！

做饭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难！

从此，我开始特别留意母亲做饭了。母亲做饭速度快、有章法。火候的把握、刀工的讲究、佐料的搭配，都做得恰到好处。尤其是炒菜的细节，大火炒，中火煎，小火焖，有时断断续续，有时一气呵成。我站在灶前，一边帮她添柴，一边观赏“锅铲碗碟交响曲”。见我跃跃欲试，母亲还会手把手地指導我单独完成一两个菜。经过日复一日的见习与锻炼，日常做饭的技巧我基本掌握，遇上母亲没空做饭，我就扮演“家庭煮妇”角色。那时我读初中，才十二三岁。

乡村有个很普遍的观念，认为下厨做饭是女人的事，有家室的男人不屑去做。由此，村里时常出现女人不在家男人没饭吃的奇葩现象。但我姑父三明却是例外。他住在一山之隔的邻村，厨艺很是了得。毗邻几个村子的红白喜事，少了他张罗都不行。好多次亲戚家办大事，我都遇上姑父。他见我对厨艺有兴趣，又不离左右地给他帮忙，就不断指点迷津，让我很快学会了红烧肉、红烧猪蹄、松肉、白斩鸡、酸菜鱼等五六种酒席主打菜的做法。除了帮厨用心，每逢进馆子吃饭，我都乐意点菜，而后站在锅台不远处观察，看厨师是如何把一堆食材做成一道美味端上桌的。欣赏着他们一个个娴熟而优雅的动作，我由衷羡慕和钦佩。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取大学，村上每家每户都来“送喜”，随后，我家就得请吃喜酒。本应让姑父来掌厨的，但他那时已进县城开餐馆了，每天从早忙到晚，没法来。无奈之下，母亲决定自己动手。不巧的是，那天母亲头晕，我说：“让我来，我能行！”那时乡村做酒席时兴“十六碗菜”，即四个冷盘，十二道热菜。除了冷盘母亲准备好了，热菜得由我做。我让母亲坐在一旁指点，系上围裙干起来。几个打下手的亲戚见我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掌厨，很担心我把酒席搞砸了，但见我胸有成竹，动作熟练，炒出的菜品色香味都无可挑剔，悬着的心才放下了。食客们不明就里，以为是我姑父三明在掌厨，临别时都夸菜品口味好。“能应付一两桌客人就算不错了，可今天接待了满满七桌，不容易呀！”母亲、外婆、姐夫等至亲议论着投来赞许的目光，让我信心倍增。从此，只要家里有客人要接待，我都会主动承担起掌勺重任。

后来在县城成家了，家里的“主厨”更是非我莫属。我觉得跟柴米油盐打交道虽然烦琐了些，但有意义，让人充实，看着全家人大快朵颐，成就感油然而生。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每年回家一两次，总是念叨家乡菜味道好：“在外吃千吃万，不如家常便饭。”我趁机向儿子、儿媳讲述自己从做蛋炒饭开始练厨艺的经历，还兜售名人与厨艺的故事：比如王安石，小小年纪练就一手好厨艺，二十岁那年进京赶考回乡，凭一副对联获取员外女儿芳心，成婚时，又收到喜中进士的消息，他一高兴，下厨做了一盘特殊的腊肉——每块肉上都刻着两个喜字，谓之“双喜临门”。

这几年，随着孙子、孙女相继降生，我这个“家庭主男”更忙了，每天工作和写作之余，花在买菜、做饭上的时间就达三四个小时，但我乐此不疲。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