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菁

朱自清先生的回忆性散文《背影》脍炙人口，也家喻户晓。这种传播的广度和被读者接受的深入人心取决于作品的形式，作品的内容，以及作品的形式与内容之中可供不断解读的丰富内涵。

所谓作品的形式，指的是白话文的散文文体。朱自清是一个国文教师，“不放松文字，……总尽力教文字将他们尽量表达，不留遗憾。我注意每个词的意义，每一句的安排和音节，每一段的长短和衔接处”是国文教师的“本来面目”，而朱自清又更擅长散文，他在散文的书写中也注意文字的使用，“我想尽量用口语，向着文言一致的方向走。……我们的生活在欧化（我愿意称为现代化），我们的语言文字适应着，也在现代化，其实是自然的趋势。所以我又回到老调子。……似乎只有《背影》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也不尽然。……我不大信任‘自然流露，因为我究竟是个国文教师。”（朱自清《写作杂谈》）这是朱自清在《写作杂谈》中对自己行文之形式的分析，大体上与实际写作相符。《背影》在发表之初可能是具有“现代”意味的，在如今自然已成平常，但其自由的语言风格和“真情流露”的表达比起文言文是更方便现在的人体味并记忆的。至于作品的内容和丰富内涵则是后文想要探讨的重点，在此不再赘述。

正是基于以上三者，《背影》被选录在中学语文课本上，中学语文老师和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口口相传、以文化人，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背影》的传播、加深了国人对《背影》行文及其意味的记忆。因此，谈到“离别”，似乎也很难绕过《背影》而谈及其他，于是干脆锁定“背影”，历经十多年的岁月后重新读一读《背影》，再次体味《背影》的内涵。那么作为离别表达的《背影》蕴涵着什么呢？私以为，它囊括着离别之“情”，离别之“回忆”与离别之“动作”。

离别之情：从一个极具反差感的父亲形象谈起

蒋济永早先用精神分析法的视角解读《背影》时指出，朱自清刻画的是一个像母亲一般的父亲形象，父亲的身上有三个特征是颇具女性色彩的：其一是细心，看到对面月台上有卖橘子的，他便一定要朱自清等等，过去买几个橘子，以解儿子长途跋涉的干渴乏累；其二是体贴，他总是忧心茶房的照料不够妥帖，反复叮嘱，又嘱朱自清到北平后常常通信；其三是身體特征对传统男性孔武有力形象的颠覆，《背影》描摹了一个胖胖的，且四肢不够有力的父亲形象，父亲只有手脚并用才堪从月台上缓缓爬上来。（蒋济永《〈背影〉里的“背影”解读》）

且不论蒋济永的意图是探索朱自清的自我心理投射，进一步引申出朱自清对于女性形象的偏爱，单说父亲形象却更像母亲这一点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确能明显感受到《背影》刻画的父亲形象与日常生活中的父亲构成了极强的反差，日常中的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朱自清《背影》）。虽称不上“英雄”，但却有“英雄”意气，至少是精明能干，远离柴米油盐这等琐事的。况且近年来“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朱自清《背影》）。根据《朱自清日记》记述，我们得知父亲待朱自清“不同往日”表现为其作为父亲更加迂腐与专制，他将困顿苦难的生活引发的愤怒与无助加诸儿子——朱自清身上。无论是远离庖厨的父亲形象，还是专制的父亲形象，其实都与车站送别儿子的父亲形象有着障壁隔膜般的不同。

车站送别，起初朱自清“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朱自清《背影》），“心里暗笑他的迂”并觉得自己“太聪明了”，暗忖父亲的交代与嘱咐都是没大用处的闲话。但是直到父亲说要去买橘子，因此产生的那一连串的画面无疑将父亲形象的反差演绎到了极致。于是“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这是这种反差感首先表现在朱自清的情感变化之上。表面上朱自清依然是自觉“聪明”的，且回头看父子二人送别的背景，祖母的离世、家道中落都要归咎于父亲不加约束的男女关系，想起离世的祖母，朱自清“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此时的“眼泪”既包含对祖母的怀念，也必定存着对父亲的怨怼。可心中朱自清却已经被父亲这副不渴求儿子回报、笨拙而耐心的送别儿子的样子感动而流下泪水。父亲过去的所作所为不会被轻而易举地抛之脑后，此处的“泪水”加持了伤痛滤镜，它必定是以朱自清对父亲的怨怼和自作聪明的愧疚为底色的。朱自清被意料之外的“反差”极强的父爱所打动，他在用父子间的不快往事抵抗这种“反差”，却抵抗不过这种“反差”中流动着的漫长岁月变迁中父子之情的一点一滴。同时，作为一个年轻气盛、一心拥抱“自由平等”的新青年，朱自清当然也没有放弃抵抗，至少表面上不愿承认这一点，因此他赶紧拭干了泪，怕父亲看到，也怕旁人看到。但正是这种“反差”让离别之情得以升华，也得以在八年之后仍然纠缠着朱自清的内心，最终得以让我们作为读者窥见这份厚重的父子情谊、这份被“愧疚”“矛盾”的鬼魂与“爱”交织缠绕的“离别”之情。

离别之回忆：回忆的触发点

如果“离别”只是“离别”的瞬间，那“离别”的意义将不复存在。无论对于生活，还是散文《背影》，“离别”之所以让我们闻之哀婉、悲痛，久久而不能放下，是因为“离别”的瞬间之后，是我们面对每一个当下的时候，都拥有了“离别”的回忆。作为回忆的“离别”如果不加节制地重复，那么面对“离别”的对象便会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从生理学、心理学的角度讲，人体自动地采用“心理保护机制”设置了屏障以保障人正常清晰的情感运转功能可以与“离别”有关的激烈的情绪反应加以区隔，宛如隔着一层半透明的毛玻璃般。“回忆总是需要一个激发，按照海纳·米勒的说法，回忆由惊恐引发。”（[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P10）于朱自清而言，离别的“背影”在八年后依然历历在目且离别之情深刻不减便来源于这段记忆的触发点。触发离别记忆者有三，下文一一述来。

其一，父亲的来信。前文曾述及生活的困顿与苦难加剧了父子二人的矛盾，如朱父依凭与朱自清工作的学校校长的私人关系，越过朱自清，将其月薪收入囊中并不许朱自清支取等。生活的一地鸡毛让性情傲然的朱自清最终携妻、子愤然离开父亲，到外地执教。（1921年）父子关系的裂痕自此开始蔓延：

但最近两年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朱自清《背影》）

父亲来信缓缓道来其身体不佳，大限将至的近况。这封信勾勒出了父亲生命的进度条，并让有限的进度条停在了终点的旁边，留下所剩无几的空余额度。倘若进度条蔓延到了终点，那就意味着，在不远的将来将是一场永远无法再见的别离。对于生命的“诀别”朱自清是敏感的，甚至是超于常人的敏感，因为他和父亲之间有那样一种纠缠的、矛盾的、愧疚的情谊，而这种复杂的情感带来的就是，对于即将到来的这种无法挽回的“离别”深深的恐惧与忏悔。父亲来信让朱自清自然产生“惊惧”的情感，也作为一个触发按钮，打开了他对父亲背影的回忆，对八年之前浦口离别的回忆。

其二，朱自清的父亲身份。1918年9月30日朱自清长子朱迈先生于扬州，1920年5月18日长女朱采芷生于扬州，1923年11月8日二女儿朱逖先生于温州，1925年5月31日次子朱闰生生于白马湖，到写作《背影》的时间1925年10月，朱自清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在散文《儿女》中朱自清直言：“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可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同篇散文也提到父亲致信于朱自清：

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地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朱自清《儿女》）

由此可见，朱自清在成为父亲初，显然并不善于作一个父亲，且常常因此感到烦恼，甚至在1927年收到父亲惦念孙子的来信时流下了眼泪，那眼泪必然为的是孩子们日常的哭泣将他带回童年时期拥有父亲教导的回忆里了。而这频繁发生的育儿问题也就会常常成为激发与父亲离别回忆的开关了。

其三，对于旧思想的再认识。新文化运动时，朱自清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大学生自是踊跃地参与在运动之中，他在1919年11月21日完成创作诗歌《光明》，诗中“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写明了朱自清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所怀抱的抱负，但在随即到来的“转型时代”中，“个体”如何安放并且介入时代与历史进程的问题却无法通过对于“个体”价值的肯定迎刃而解，一种更为具体也更加根本性的自我实现的期待呼之欲出。这是“五四”提出的课题，也是“五四”内含的矛盾”（李浴洋《从“五四”到“后五四”——朱自清的“诗”与“思”》）朱自清随后的作品《不足之感》《睁眼》《毁灭》都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其对“五四”精神的再认识。对于新事物不完全被接纳、舊事物不堪完全被破坏的意识，在其经历生活的艰辛考验后更加深刻了，这反映在他的个人生活上那便是对于父亲的态度的变化。曾经因为无法忍受父亲的“专制”而愤然离去，现在便会反思父亲的“专制”在那个时代语境中存在的合理性，思想变得宽容，对于父爱之施予便会更加愧疚，这种“愧疚”的情感也能激发回忆，同时还让面对这份离别的回忆的朱自清，其感情、体会愈加深厚。

离别之动作：过去的离别与当下的离别

尽管“离别”作为记忆与回忆才得以施展它的有效性，但有一点让读者对朱自清的写作赞叹不已，那便是他对父亲“背影”的细节描写。无论哪个时代，“离别”都是恒久不变的主题，现代人面对“离别”时，尽管也会因人而异地产生不同强度的情绪反应，但毋庸置疑有一点共性便是——无论如何，“离别”作为一个动作，在它发生的当下，以及未来的回望中，都不会复现如此清晰的画面。我们的记忆擅长减法，只保留最震惊的感受。然而朱自清写下《背影》的时候距离那次与父亲的车站离别已经八年了，可父亲的背影，在他的脑海中却迟迟无法抹去：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朱自清《背影》）

二人离别在一个冬季，萧肃凌厉的寒气安静地涌动在那个南方的车站。办完祖母丧事后，朱自清和父亲一同北上，经南京中转，父亲落定，朱自清继续北上。临别前，父亲推掉原本繁忙的事务陪同朱自清来到车站，于是就有了《背影》中这一段“背影”的描写。散文全篇共计1316字，却有460个字在一字一句还原“离别”时父亲跳下月台、穿越铁道、攀爬月台、再往回走、将橘子散放在地上、慢慢爬起、再抱起橘子、一股脑儿地将橘子放在皮大衣上的一系列动作。朱自清用蒙太奇镜头式的笔法完成了这段占据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的描写。这也意味着离别的动作在朱自清这里即使穿越了八个年头的时间的洗刷，也未经磨损，仍然清晰，可以再现。“光晕”自父亲的背影产生，让记忆得以难忘。“光晕”是本雅明在《摄影小史》中首次提出的概念，但在《机械复制的艺术作品》中他提到“对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时代凋谢的东西就是艺术品的光晕”，虽然没有做出明确的定义，但据上下文可以推测，所谓“光晕”，可以理解为本雅明在文中提到的“原真性”，即独一无二性。“光晕”便是事物的这种独一无二性。而与之相反的，便是机械复制时代人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现代性的特点就是转瞬即逝，而且充满着偶然性”（汪民安《游荡与现代性经验》），如果我们要明白何以使这些只在瞬间的画面清晰地保存在一个人的记忆中，况且八年之久呢？就必须反观当下的离别。

当下，现代工业带来了先进的交通工具，也带了便捷的交流媒介。人们穿梭在遍布钢筋水泥的都市，手机电脑等信息化设备链接起越来越多的人，这就意味着现代人面对的离别频次大幅增加；比起车马运转初流行的年代，飞机高铁等交通网络的联通，为人和人离别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也加快了离别的速度。人与人的离别也正如现代生活中的大部分事件一般，转瞬即逝。我们不再为离别作太多的心理准备，因为离别瞬间的到来太快，没有充分的时间。我们也不再将离别的记忆长久地保留，因为很快会有下一个离别动作来替代这一个，重复的离别会让我们失去对离别的“光晕”的敏感，我们逐渐麻木并选择在离别动作的往复循环中遗忘离别。

而“背影”得以复现，并以细致的慢动作和惊人的清晰度重写在纸上，恰恰是因为那离别的动作对朱自清而言，是“独一无二”的，而非可复制的、转瞬即逝的。也正因如此“离别”之动作（即背影）才让我们大受震惊与感动。

所谓“离别”，作为一种情感、一段回忆、一个已完成的动作，是独特且个人的。《背影》带我们走进了朱自清与他父亲的故事，同时也赋予我们一种机会回望过去。本雅明在《评歌德的〈亲和力〉》中用“错失”和“断念”来形容同一结果但意义不同的两种际遇，而高尚的主人公用“断念”实现救赎。或许当我们停下来追寻曾经的离别，无论那时“离别”滋味如何，再次走近它，让它重回生命，将曾经的“错失”“断念”，又让曾经的“断念”与现实的生活弥合，那么离别的意义便也会在此刻复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