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东

曹禺《日出》发表后，有多个版本流传。其中，重要的有两个：一、1936年6月在《文季月刊》分期发表，12月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本文称之为“文化版”。1996年花山文艺出版社《曹禺全集》使用的就是此本；二、1951年，曹禺应约，对《日出》做了大幅改写，收入开明书店版《曹禺选集》，本文称之为“开明版”。“开明版”出版不久，即遭遗弃。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曹禺剧本选》中，《日出》基本恢复为“文化版”。整体来看，作品1936发表后，经历过一个1951年的大规模改写，后复原，不很复杂。这两个版本中，陈白露形象发生了很大变化，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此前，关于《日出》及陈白露的研究很多，但一般使用“文化版”，很少涉及“开明版”。偶有版本研究者关注，多是把《日出》放在当时语境中，考察曹禺的境遇，并不把陈白露作为重点。虽曹禺后来否定了“开明版”，但这个版本毕竟存在过，不能视而不见，而其中隐匿的问题，也需予以揭示和解释。

1951年“开明版”《日出》中，曹禺对有关陈白露的内容做了多处改写。我试着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

其一，作者不再对陈白露定位。曹禺对陈白露有自己的定位，集中体现于舞台提示。“文化版”说，“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漂泊人特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她曾经飞出自己生活的“狭之笼”，但是，由于“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丑恶的生活圈子里”，不过，她并不甘心如此，而是等待命运来叩门，那时，她会追随叩门的黑衣客而去，“为着她知道生活中意外的幸福或快乐毕竟总是意外，而平庸、痛苦，死亡永不会离开人的”。这段表述很复杂，此处只能撮要摘录。陈白露是“圆形人物”，一言难尽。曹禺在舞台提示中层层递进、婉转曲折，直达人物内心隐秘之处。从中可以看出，陈白露是高级交际花，表面风光当红、周旋于名流之间，实际找不到灵魂皈依，颓废玩世、悲觀绝望，但也没有放弃希望，尽管她不相信这个希望会实现。曹禺称，陈白露身上“习惯的桎梏”，是“生活自来的残忍”，具有宿命论内核。陈白露独异性很强，以至于在现代文学史中，很难找到与她类似的人物。曹禺带着存在主义的笔调，书写了陈白露的自杀，与当时的现代主义思潮互通声息。因此，关于陈白露的舞台提示体现出曹禺对生命中某种命运感的探询，是《日出》重要指向，与《雷雨》一脉相承，向下沿至《原野》，具有重要的“点题”意义。“开明版”中，删去了整个一大段对陈白露人物的提示，只留下一句：“嘴角上常掠过嘲讽的笑意。”因此，“开明版”中，作者放弃了对陈白露的控制，易言之，通过删除“舞台提示”的方式，把主人公引向其他阐释路径。数百字的人物分析删除，只留下“嘴角上场掠过嘲讽的笑意”，这一改动达成的效果是，陈白露在《日出》中，出自人性本身的烦恼被弱化，以现实生活冲突取而代之。“开明版”中，曹禺放弃对陈白露定位，实则是对人物特质的否定，而暗含着的，是对“文化版”的否定。出自同样的考虑，类似的修改，也体现于“开明版”《雷雨》中的鲁大海。

其二，改写陈白露的出身及婚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期，文学作品中人物出身和历史，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被凸显出来。作品以谁为主人公，应该歌颂谁和批判谁，是曹禺上世纪50年代修改《日出》《雷雨》等“旧作”时考虑的首要问题。为此，他改写《雷雨》时，大力增加鲁大海的戏份，将其打造为罢工领袖和革命者。显然，《日出》中的陈白露，也需要照此修改。“文化版”中，陈白露如此介绍自己身世：

你要问我自己是谁么？你听着：出身，书香门第，陈小姐；教育，爱华女校的高才生；履历：一阵子的社交明星，几个大慈善游艺会的主办委员；……父亲死了，家里更穷了，做过电影明星，当过红舞女。

从这个简历可以看出，陈白露出身资产阶级，个人文化修养很高，后家道中落，被迫流落风尘，虽然内心迷惘，但也不乏沾沾自喜。显然，在上世纪50年代的文艺理论视野中，她并不属于劳动人民，不能成为作品书写的主人公，其命运更不应得到作者的同情。到了“开明版”，当被问及“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弄到这步田地”时，陈白露回答：

穷，你知道我家里有的是老老小小，爸爸被洋行辞退了，弟弟妹妹都一点大，在乡下的哥哥不知被保长弄到哪儿去了，可是留下一大堆孩子。

这里透露的信息是：一、陈白露家境一般，父亲失业，弟妹众多，生活负担沉重；二、哥哥与保长斗争，不知所踪，是革命者。简短改写，完全颠覆了“文化版”的叙述，使陈白露判若两人。身世交代虽体现为只言片语，但牵一发而动全身。由此，陈白露被赋予了饱受压迫、亲近民众和渴望革命的因素，而这在“文化版”中虽然存在，但并不明显。陈白露摇身一变，此前的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生命况味，消失殆尽，被明确的阶级压迫代替。曹禺深知，改变陈白露身世，等于改变了人物的存在前提，但仍大刀阔斧，可见毫不留情、态度决绝。

同样，两版《日出》中，陈白露的婚史也不同。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考察女性是否“现代”的重要标尺。“文化版”中，陈白露与前夫相爱，甜蜜融洽，到乡下生活并生了孩子，后来爱情降温，产生裂隙。孩子死后，丈夫从陈白露生活中消失了，不知所终。对这段感情，陈白露说：“我告诉你结婚后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穷，不是嫉妒，不是打架，而是平淡，无聊，厌烦”，“两个人仿佛捆在一起扔到水里，向下沉，……沉，……沉，……”由此可见，陈白露婚姻悲剧带有一定普遍性，涉及爱情被平凡生活磨蚀，从而产生裂隙的问题。陈白露虽然生活在大城市，住在条件优渥的旅馆，周旋于名流之间，但思想并不“现代”，主要靠出卖色相、男性接济而生活。到了“开明版”，丈夫与陈白露之间的矛盾发生转化：

他到他的“满洲国”做他的生意，爱上另外一个人，就这样跟我离了婚。结婚，离婚，半年的工夫。他说“离婚”，我说“好”，爽爽快快地我答应了他，就走上了我自己的路。

这样，两人分手就不再是因为情感枯竭，而是丈夫首先到“他的满洲国”，做了令人不齿的选择，后来又背叛婚姻，爱上别人，提出离婚。显然，后一个版本中，陈白露不再自怨自艾、感伤颓唐，而是大胆反抗不幸婚姻，具有现代女性追求个性独立、自我实现的意味。

其三，改写陈白露语言行动。对比《日出》两个版本，还可以发现一些细节上小的改动，看出作者的两个指向。一是删除陈白露偏重感情、天真烂漫的一面；二是增加陈白露对时局的批判，体现她对黑暗社会的抗争。陈白露虽是交际花，长于周旋，但内心却有一片纯净的天空，感情细腻。她遇到故人方达生，卸去伪装，表现出小女孩的单纯。第一幕，她看到玻璃上的霜，马上指给方达生看，叽叽喳喳，沉浸在儿童般的快乐中：

（急切地指指点点）我说的是这窗户上的霜，这一块，（男人偏看错了地方）不，这一块。你看！这不是一对眼睛！这高的是鼻子，凹的是嘴，这一片是头发，（拍着手）你看，这头发，这头发简直就是我！

小女儿情状，跃然纸上，极大地展现出陈白露性格中的多面性。到“开明版”，把这段删去了，留下干巴巴几句，从而，陈白露对待生活的热情，也大大缩水。“开明版”增添了不少对话，用以提高陈白露的觉悟。“文化版”第一幕中，陈白露劝说方达生再待几天：“我可以介绍你看看这个地方，好好地招待你一下，你可以看看这里的人怎样过日子。”同样一段话，到“开明版”中被改为：

你不要忙着走，在这里多住几天。你可以观察观察你说的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嘲弄地）我要请你看看这个人吃人的地方，这些神头鬼脸，很有意思啊！

其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人吃人”，是新增加的名词，用在这里，可以增加陈白露对现实的批判力度，显示她精神境界。

另外，除了陈白露，“开明版”一不做二不休，还大力改写了陈白露周边人物，相互配合，使修改成为一个系统工作，主要体现于如下几方面。

一、陈白露和方达生的关系。在“文化版”中，方达生是一位迂腐的启蒙者，从外省来看望陈白露，请求她嫁给自己：

我知道你以为我是个傻子，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这个来找你，说出这一大堆傻话。不过我还愿意做一次傻请求，我想再把这件事跟你说一遍。我希望你还嫁给我，请你慎重地考虑一下，二十四小时内，希望你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结尾，陈白露自杀，方达生黯然离开，准备返回故乡。“开明版”中，方达生身份发生了改变，是革命者，负有寻找烈士后代的重要使命。他严厉批评了陈白露的堕落生活，讲解进步理论，努力挽救她。最后，方达生完成任务，离开陈白露，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二、反面人物金八，在“文化版”中没有具体身份，也不露面，是恶势力象征，到了“开明版”中，作者将他具体化为勾结日本鬼子、恒丰纱厂总经理，用以展现恶势力的身份。

三、增加一条叙事线索。小东西在“文化版”中，被社会逼良为娼，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下层女性，只能痛苦号哭，自生自灭。陈白露不顾安危，出手相救，内心的良知并未泯灭，因此，形象更为立体化。“开明版”中，曹禺增设了叙事线索，把小东西设定为烈士流落的后人，让方达生前来寻找，最后救出小东西。为了重视人物，“开明版”用心良苦，将小东西父亲设定为烈士，还让她有了自己的名字“连珍”。这些修改，突出了此前关于小东西的线索，把《日出》的背景写成了革命者积极行动。

当然，我只是关注了关于陈白露的修改，其他方面，“开明版”也做了一番改动。整体下来，两版《日出》虽然人物依旧，但精神、气质却发生很大变化，可谓面目全非。为何如此修改？表面原因是，曹禺对《日出》人物的认识发生变化，本身有修改的意愿，而此刻，恰逢再版时机，于是顺势而为。这次修改有一个前提，即曹禺很清楚意识到，“文化版”《日出》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关于“开明版”修改的指导思想，曹禺在“序言”中说：

《日出》这本戏，应该是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社会的控诉，可是当时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看起来倒好像是当时忧时之士所赞许的洋洋洒洒一篇罪恶论。又如我很着力写了一些反动统治者所豢养的爪牙，他们如何荒淫残暴，却未曾写出当时严肃的革命工作者。

因此，曹禺主要修改方向主要是批判“反动统治者”，以及展现“革命工作者”的奋斗。那么，“开明版”出现对陈白露等人的修改就很容易理解了。

深层原因是，曹禺的艺术判断力发生变化。作品中，人物之所以可信，栩栩如生，是因为其中的生活逻辑，因此，如果逻辑的起点发生变化，此后的推论都应随之改变。陈白露这一关键人物的改动，如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的问题会影响整个作品，需要重写，而非修修补补、小打小闹就可以解决。我认为，曹禺修改《日出》时，恰恰是与这一艺术规律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文化版”中，陈白露的出身、语言和行动带有自洽性，可以相互诠释，共同完成对人物的塑造。“开明版”中，作者对陈白露做了修改，但又不是完全颠覆，所以就留下了很多裂隙，无法自圆其说。比如，她受到革命启蒙者方达生的指导，但仍然执迷不悟，不能分辨人生方向，岂不是说明革命者工作的毫无效用。“开明版”改写陈白露的身份，增加她的反抗性，类似追求个性独立的现代女性，但是，却不改变其命运结局。因此，陈白露的自杀理由，就不充分，很难像“文化版”一样，带有极强的可信度。只能说，曹禺为了表明态度，仓促完成修改，已经顾不上作品的内在逻辑性。

关于“开明版”的改写，研究者的看法大体一致。曹禺在1949年后，基于良好的愿望，对旧作大加挞伐，力图将旧貌换新颜，使之符合时代期待。对于修改的后果，田本相在《曹禺传》中的评价有代表性：

这次修改，多少带有某种悲剧的意味。美好的真诚愿望，严肃而认真的修改，而结果却失去原作的本真。

很明显，就艺术表现力来说，“开明版”不如“文化版”。曹禺应该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各种考虑，3年后，1954年，《曹禺剧本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又把《日出》恢复为“文化版”，不再坚持“开明版”了。同样，《雷雨》在这个版本中，也恢复了原貌。此后，“开明版”被弃用，修改随之“翻篇”。

我提及这件陈年旧事，不是比较两个版本的优劣，这个问题已经被时间证明，我是想通过对陈白露的修改，探究这个人物的独特性。可以说，好的作品有一种内在自洽，形成独立气场，贯穿着作家本人的气质，这个气场很微妙，能够被读者体会但很难描述，即传统文论所说的“风骨”“气象”“神韵”，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则称之为“灵晕”。曹禺1930年代《雷雨》《日出》《原野》“三部曲”，其中就包含着类似的“灵晕”，充满对生命秘密的探询，隐秘而强烈。实际上，对照两个版本，才能更加理解“文化版”陈白露生命中跃动着的蓬勃、不羁的力量，她如同一团渐次熄灭火焰，奋力而无助地挣扎，这是曹禺反复解释过的，也一直被研究者关注和反复阐释。陈白露的身上，有着《日出》独特的“灵晕”。显然，“开明版”《日出》因为“灵晕”刀砍斧凿，受到很大损伤，变得十分平庸。所幸，这个版本被弃用。如何修改作品，是由藝术规律决定的，而艺术规律是不受其他影响的、作品内部自足的法则，因此，置其他原则于艺术规律之上，就必然会出现问题，《日出》的修改就是一例。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