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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一部教育奇书的醒世底色

2023-05-23唐旭

博览群书 2023年5期
关键词:儒林外史

唐旭

《儒林外史》是清代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成书近三百年,被誉为我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先生评它为“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作品通过对小说人物人生价值追求方式和实现结果的叙写,向世人展示了功名富贵、道德失范如何使人陷入困境,又怎么使整个社会制度运转不灵、文化降格。透过这些叙写,可以看到小说的底色不是嘲讽鄙夷的“骂世”,而是悲天悯人的“醒世”。作者始终心怀同情与忧思,上下求索,寻求突围解困之道,试图唤醒世人,重振风俗。这给历代被功名富贵劫持、深陷人生困境的读者,包括今天的我们,以立世警醒和教育启示。

人生困境的根源:功名富贵心失调

《儒林外史》展现的困境主要是个体层面的人生困境。作品塑造的人物中,读者最熟悉的、印象最深刻的大多是那些深受科举制度毒害的读书人,如周进、范进、严贡生、鲁编修、匡超人、马二先生等。其中,周进和范进这对师徒最为典型,一个被学馆辞退后撞贡院号板,一个半生科考白发中举后疯狂癫痴。他们都信奉“不愿文章高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一生荣辱皆系于八股取士,追逐功名利禄。科举制度下,中举出仕者寥若晨星,落榜失意者数不胜数。即使像范进一样幸运,偶然时来运转,侥幸中举,也不过是从一种人生困境跳入另一种人生困境,本质上并没有得到任何进取。比如第七回范进中举做了山东学道后,仍然不知苏轼为何人,错把其认作本朝应试童生,种种无知着实惹人发笑;第十回鲁编修官至翰林,还是满口“穷翰林”、肥差、家务,地地道道的一个投机钻谋者,以至娄家四公子评说他“究竟也是个俗气不过的人”。他们的人生境界都被困在功名利禄庸俗层面上,没有寸毫进取。

有钱意味着“富”,但是“富”是不是意味着“福”?我们来看看严监生吧!书中说他“家有十多万银子”。吴敬梓生活的康熙年代,普通家庭月入二三两还能有结余,一个县令一年的俸禄100两银子,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1500-2000元左右粮食购买力。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严监生家财十万两银子大致等于今天的1.5-2亿元,可谓富甲一方,衣食无忧。然而,他却过着守财奴的日子,平日舍不得吃肉,病了舍不得买药,“心口疼痛,初时撑着,每晚算账,直算到三更鼓,后来就渐渐饮食不进,骨廋如柴,又舍不得银子吃人参”,临死之时,伸出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如此富有之人,到死仍耿耿于怀一根不值毫厘的灯芯。有意思的是,他一死,妻子赵氏大肆花钱,哥哥严贡生谋夺家产,穷其一生积累的财富,终究无法守住,确实可悲。严监生的可悲,在于一生始终被“财”奴役,为“富”所困,不得自由。

做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就是“贵”,但作品却不这样看。书中第一回,吴敬梓借王冕母亲遗言,道出“做官怕不是荣宗耀祖的事”“做官的都不得有甚好收场”的箴言。王惠中了进士,授工部员外郎,后外放江西南昌知府,也算“贵”极一方。但是,他是个贪婪狠毒的太守,刚到任,不关心民政,反而想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用戥子、算盘、板子压榨老百姓;在任道台时,他胆怯懦弱、毫无气节,一听宁王反叛,不顾职责赶紧逃跑,被叛军抓获立刻磕头投降,到宁王倒台,又逃亡天涯,即便偶遇故人之子蘧太守之孙,受赠二百两银子,也不敢稍做停留。可谓,做官也祸福难料,印证了开篇“楔子”中敷陈的大义。

从这些,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吴敬梓的忧思:功名富贵让世人趋之若鹜,一旦失调便会使人陷入困境。所以,作品开篇诗曰:“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并指出:

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着性命去求他,及至到手之后,味同嚼蜡。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

面对功名富贵使人癫狂的社会状况,世人可以怎样面对呢?在讽刺、悲悯、同情、忧思之余,吴敬梓的解决方案给了我们教育启示。

远离功名富贵,免于受其诱惑。作品专门塑造了王冕、虞育德、庄邵光、杜少卿等理想化的人物。这些人有的不求仕途,有的散尽家财,有的不畏强权,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德才兼备,看淡名利,不屑富贵。这种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使他们获得了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摆脱了官场和金钱的奴役。

倡导礼乐治国,洗涤颓败士风。作品第三十六、三十七回描写的泰伯祠大祭,所祭祀的泰伯传说是一位逃离王位的贤人,大祭仪式遵从儒家礼乐治国思想,具有浓重的象征意义。而后,又详写了萧云仙破敌取城、春郊劝农、兴办教育等功绩,强调注重实学的思想。作者希望在思想上矫正追逐名利、空谈学问的颓败士风。

宣扬市井良俗,礼失下求诸野。作品第五十到五十五回,塑造了豪侠凤四老爹、甘露庵的老僧、戏子鲍文卿、看墳的邹吉甫等市井人物。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寻见那些坏了心术的读书人失去的优良品德。尤其在结尾处琴棋书画“四大奇人”身上,更融合了底层民众的自立自足与传统文人的安贫乐道,与王冕的品性遥相呼应。这给历代被功名富贵裹挟的读者,以警醒和纠偏方略。

事实上,吴敬梓并不否定建功立名,他反对的只是不讲“文行出处”的原则,寡廉鲜耻地追求功名富贵而已。也就是说,应该如萧云仙、庄绍光等人做实事,行正途,获取功名富贵;而不能像王惠、严贡生之流,失了读书人操守,舍弃原则只唯功名富贵。

家庭秩序的维护:“修身齐家”的正反启示

《儒林外史》不像《红楼梦》那样,被人看作是典型的家族小说,主要原因是没有一个贯穿作品始终的人物或家族。事实上,《儒林外史》谈到家庭生活的诸多方面,正如学者伍大福研究那样,小说中家庭家族叙写约占全书的四分之一,涵盖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同层类的家庭家族,主要包括官僚、绅衿、军功贵族、平民等类型,还写了回民家族,这些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相当程度的代表性。

古代社会强调“修齐治平”,这不仅是古代士人的理想,也是士人践行成功的准则,其中修身齐家是维护家族制度和保障家庭稳固的基础。修身是为人为事的基础,诚如《礼记·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要求人应该摈弃恶习进而培养良好的品行,即古人说的“正心诚意”。小说塑造了不少不修身以致家族、家庭破败的人物。严贡生奢侈浪费、好吃懒做,家徒四壁,抢夺弟弟遗产;严监生苛己吝啬,虽积得十多万银子,但临死还因为两根灯草费油不肯咽气;桂倩结交非人,玩弄戏子,桂仪敬重父执,资助他人,但用度过分,饮食奢侈;汤六、汤由、汤实兄弟出入青楼,陈春与妓女聘娘打得火热。这些品行不修、德行失范的行径都有违家族法规和社会普世道德要求,以致“家不齐”,遭遇横祸。

匡超人是小说着力刻画的一个人物。先期,他家贫事困仍侍奉卧病在床的父亲,至诚至孝令人感动;父亲死后,彻底违背父亲遗言:“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不仅贪图功名,甚至与歹徒合谋违法牟利,更欺上瞒下再娶富贵之妻,堕落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势利之徒。这种转变令人瞠耳结舌,扼腕叹息。究其缘由,不修自身、交友不当是匡超人走向堕落一个重要因素。梳理其交友经历,不难发现他结交马二先生,没有学到马二先生的“善”,却学到了醉心功名、一心求官;他混迹景兰江、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西湖名士之中,沾染了附弄风雅、不学无术;他结识潘三,学会了唯利是图、不辨善恶。可以看出,匡超人的朋友圈充满了负能量,不但没能帮助他修个人仁义和善行,反而助长了为获取功名富贵不择手段的恶念。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对一个家庭和一个家族而言,“家齐”的表现都希望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小说中父慈子孝的典范,有20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郭铁山,有为葬父母尽孝甚至违法的余氏兄弟,有虽贫困潦倒仍侍奉久病父亲的匡超人。儒家认为和谐的兄弟关系应为兄友弟悌。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友悌是一种良性的兄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友爱关系。据统计,小说描写了19对同胞兄弟。学者陈兮将这些兄弟划分为以余特余持为代表的友悌兄弟和以严贡生严监生为典型的虐敖兄弟两大类。余特余持两兄弟“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余特之“友”主要体现在邀弟弟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任,余持体谅他日用不足,不愿同去,他则劝说:“我们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那有饭吃没饭吃,也且再商量。”(第四十八回)友爱心声,发自肺腑。余持恪守悌道在于不受离间,为兄长顶缸受罪,使兄长急难弥灾渡过难关。为此,作者饱蘸笔墨,由衷深情赞颂:“余家弟兄两个,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第四十四回)

与之相反,对虐敖兄弟,吴敬梓则给予了无情贬斥与批判。严贡生严监生虽是同胞弟兄,却不相亲相爱,彼此扶携。严监生对严贡生履行的亦是一种变形扭曲的悌道。迫于传统伦理和宗法制度的压力,他不得不对兄长示以表面和形式上的恭敬。当严贡生因官司走避省城,他虽然为兄纳财消灾,却并不像余持那样主动积极、心甘情愿,而是害怕受到牵连;死前为严贡生留赠“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也只不过是替孤儿寡妻留条后路,不受兄长欺凌。弥留之际,还在抱怨“终日受大房里气”。而哥哥严贡生也不“友”弟。弟弟死后,严贡生既不奔丧,也不让其入祖茔,毫无兄弟间“救乏、贺善、吊灾、祭敬、丧哀”情义。最令人寒心的是,弟死侄夭后他竟欺侮弟妇,又乘兴讼之机吞并胞弟遗产,全然不顾礼义和兄弟亲情。严氏兄弟无疑是吴敬梓谴责和嘲讽虐敖兄弟的代表,尤其是对寡恩薄情的严贡生,更是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这无疑也给读者劝诫。

当下教育的启示:人的全面自我价值实现

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这被称为低级需求和生理需求;另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求,这被称为高级需求。其中,最高需求就是自我价值实现,即超越人的生存、生活价值,追求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儒林外史》描绘的社会环境中,衡量人类价值的标准既不是人劳动的成果,也不是人作为个体的成长,而是科举功名带来的权力、地位与荣华富贵。谁官位高,谁权力大,谁财富多,谁就有价值,反之一文不值。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人心失常,性情扭曲,一大批以周进、范进、匡超人为代表的“异化人”层出不穷。

这种人性异化的现象,只要存在等级、存在贫富、存在权势,无论古今中外,在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之前,都难免产生。既然利益驱动的机制和相应的体制还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那就必须在调控上狠下大功夫。调控至少有两个方向,一是聚焦个人层面的修身齐家,二是探索社会层面的矫风变俗。

教育,是矫风纠俗、影响人性最直接的方式。小说虽然通过家庭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社会环境等途径,展现了古代教育对人全面自我价值培养,但事实上古人的成长更多还是得益于自我教育和家学教养。虞博士是自我教育的典型。他中举之前,也像周进一样坐馆教书,过着清苦的乡村教师生活,妻子有病,无钱买药,而他安贫乐道,安详和乐,颇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心态,和周进不同。中举后,也不像范进高喊“好了!我中了!”进而发疯,只是要娘子当几件衣服打发保录的人,并未失态。这就是小说宣扬的“读书十年养气十年”,保持生命节律方有“天怀淡定”的境界。蘧太守祖孙三代有着优良的家学教养。蘧太守为官多年仍为人谦和,即便年迈龙钟,送别远方表亲时,礼数有加,除执手送出大门外,还叮嘱孙子亲送上船,诚挚之情让两个侄子“肃然起敬”;退仕之时,并不眷恋官位和钱财,毅然将“历年所积奉余”慷慨送给接任太守王惠。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他的自我价值,即“做为人”,不为功名富贵奴役,始终保持独立人格,追求自尊和自由生活,进而走向卓尔不群、自葆高洁的自我完善。蘧氏良好的品性,也影响他的儿子和孙子,形成了家学传承、德行涵养的家庭教育传统。

当然,小说写得更多的是那些道德堕落、虚伪贪婪、灵魂卑劣,没有独立人格的异化人。他們或丢失了家学优良传统,或抛弃了个人价值,迷失在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社会现实中。他们和虞博士等正面人物一样,像一面镜子,照射出等级结构中每个人直面各种欲望和诱惑,实现自我价值的情态,只不过前者照出的是丑,后者照出的是美而已。虞博士、蘧太守、王冕等人,以自然的生命节律来控制引导人的欲望,追求自然、社会、个人三者和谐状态,在抑制贪欲、促进和谐、讲求德行、调节身心等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方面,有可汲取的合理之处。这对当下教育仍然功利追求成绩敲响了警钟,未来教育迫切需要唤醒每一个人正确地、充分地、主动地、创造性地去挖掘自身的价值,最大限度地满足受教育者的需求,实现人的全面自我价值。

(作者系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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