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延省

（内蒙古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内蒙古 通辽市 028000）

截至目前，尚没有关于蒙古骨牌的专门、系统研究。有关蒙古骨牌的记载除民国史料《绥远通志稿》外，许多介绍存在于一些蒙古地方志和内部资料中，诸如《卫拉特风俗志》《额济纳土尔扈特风俗志》《察哈尔风俗》等。可以说记载文献有限、载录的内容也有限，而且均为一些分散的相关介绍，缺少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文章主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对蒙古骨牌的产生、演变、发展、开展形式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力争把蒙古骨牌发展的整体面貌予以呈现。

通过文献整理表明，蒙古骨牌是早期的称谓，在元代曾是蒙古王公贵族乐此不疲的一种牌戏，成为元代社会上层十分风行的一项休闲娱乐内容，甚至成为赌博的一种手段。明成元退，这种牌戏开始传入草原，逐渐走进普通牧民的毡房，在蒙古牧民之间广为流传，牧民们称之为“大六牌”“木大六”。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演变发展出多种游戏形式：即64 张的“大六牌”、60 张的“坐麦汗”、48 张的“花花子”、32 张的“玩天九”、30 张的“对努合”、24 张的“顶骨牌”等，发展成为草原牧区青壮年、老年人等喜闻乐见的传统牌戏。

1 蒙古骨牌的产生

翻开元朝历史画卷，元世祖忽必烈听取汉臣儒士的建议，提出“改漠北旧俗，行中国事”的文化发展方针，开启了继汉、唐以来又一次多民族文化相交、相融的历史局面。基于这种多民族文化融通的社会环境，“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加强，龙舟、蹴鞠、秋千等中原体育内容逐步为蒙古贵族所认知、接纳，出现了农耕体育文化、游牧体育文化深度交融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