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通过对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址中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的功能进行分析，并结合动物考古、植物浮选以及人骨同位素检测考古研究成果，探讨红山文化晚期的生业方式，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的生业方式是多样性的，既保留了传统的渔猎经济，同时又有种植粟、黍的发达原始农业，多样的生业方式为红山文化先民提供了不同的食物资源。

关键词：红山文化；石器；生业方式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4-0005-07

石器，盛行于人类历史的初期阶段，因其材质坚硬，难以腐蚀，在古代遗址中能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人类历史最早使用的生产工具之一。常见的石质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铲、石耜、石锄、石磨盘、石磨棒、石饼、石杵、石镞、石球、石刀等。

红山文化是我国东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其年代距今约6500—5000年，分布范围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南抵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西至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1]。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人员对红山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发现了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获取了大量的陶器、玉器、石器、骨角蚌器等实物资料，这对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生活状况和经济生活有着重要的价值。其中，石质生产工具作为人类最初的主要生产工具也在红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大量出土，对其进行分析有助于这一时期生业方式的研究。

一、红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址

红山文化晚期遗址的数量众多，经过正式发掘、调查并发表有报告的遗址有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草帽山遗址、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那斯台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以及半拉山遗址。

1.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西部建平县、凌源市和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三县交接处，处于努鲁尔虎山南端。经过碳十四测年数据，牛河梁遗址年代为距今3500—3000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牛河梁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骨器。牛河梁遗迹主要有女神庙、祭台、祭祀坑、金字塔、积石冢等。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证明了红山文化晚期，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组织形式，步入了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2.东山嘴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章京营子村东山嘴，大凌河西岸。年代距今约5000多年，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大型祭祀遗址，是中国第一个发现与女性崇拜有关的祭祀遗址。出土遗物多为陶器，少量石器、骨器以及陶塑人像和石、玉饰。

3.草帽山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四家子镇的草帽山上，遗址北部依靠大王山，南部临近大凌河的支流老虎山河，年代距今约5500年左右，为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坛冢相结合的遗址。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以及少量骨器。

4.兴隆沟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沟村东北，大凌河支流上游左岸。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了一组具有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的典型陶器。刘国祥先生在发掘报告中确定该地点是目前国内首次正式发掘的红山文化晚期居住址，与牛河梁祭祀中心的年代大体相当，学术意义重大。

5.那斯台遗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的大板镇那斯台村。遗址位于巴彦汉山东麓，东临查干木伦河，南距西拉木伦河大约13公里。那斯台遗址属红山文化晚期遗存，是赤峰境内的一处超大型史前聚落遗址。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石雕和玉器等。

6.哈民忙哈遗址位于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舍伯吐镇东南处约20公里，遗址西部为西辽河，北邻新开河，地处西辽河平原东部、科尔沁沙地腹地。有学者认为，哈民忙哈遗址特征鲜明，应属于新的考古学文化，但刘国祥先生在《红山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哈民忙哈遗址位于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内，遗址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其聚落布局，房屋结构与红山文化相同，出土玉器也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种类，所以哈民忙哈遗址应属于红山文化“哈民忙哈类型”[2]，故本文也將哈民忙哈遗址归为红山文化晚期遗址。

7.半拉山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召都巴镇尹杖子村的半拉山顶部，遗址为性质比较单一的红山文化晚期墓地。遗物均出土于墓葬之中，种类较少，有石器、玉器两类。

上述遗址发掘规模较大，均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典型遗址，出土遗物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具有鲜明的红山文化晚期器物特征，分析出土遗物对探究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代表性意义。

二、红山文化晚期石质生产工具出土情况

红山文化时期的石器是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可反映红山文化先民的经济生活状况。红山文化晚期的遗址出土石器包括石耜、石刀、磨盘、磨棒、石杵、石斧、石锛、石饼、石球、敲砸器、石镞、石叶、石饼、刮削器、权杖头、石杯、石雕人像等，多为生产工具。

上述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除东山嘴遗址和兴隆沟第二地点没有确切的石质生产工具的数量外，其余遗址在简报或报告中均有阐述。

经统计，红山文化晚期主要遗址出土石器共计543件。其中敲砸器132件，石磨棒100件，石磨盘85件，石饼60件，石镞46件，石刀22件，骨梗石刃刀10件，石杵22件，石镐19件，刮削器11件，石环和石耜各8件，石球4件，石镰，石铲和石网坠各3件，石锄和石矛各2件，碾磨器，石镢和剑形器各1件。其中以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石质生产工具数量最多，其次为牛河梁遗址和那斯台遗址，半拉山遗址和草帽山遗址出土数量最少。在不同性质的遗址中均有石质生产工具的发现，说明石质生产工具在该时期社会生产中占重要地位，研究石器有助于了解当时社会的生业方式。

三、石质生产工具功能分析

不同种类的生产工具有着不同的功能，通过对生产工具功能的推断，可以了解不同工具适用于哪种生产活动，从而推断先民的劳动生活和生产方式。石质生产工具作为石器时代主要的生产工具，对其进行功用分析和分类可以推断出当时人们的生产方式，继而了解该时期的生业模式。

红山文化晚期主要遗址出土的石质生产工具约计543件，按照不同的功用大体可分为挖掘类、收割砍伐类、食物加工类以及渔猎类四种，与农业、采集、渔猎等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挖掘类工具

红山文化晚期出土的挖掘类石质生产工具有石耜、石铲、石锄、石镐等。其中，那斯台遗址出土石耜4件、石锄2件、石镢1件；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石耜4件、石镐19件；半拉山遗址出土石铲3件。这些石质工具主要功用为破土挖掘，应属于农耕工具，也就是用于耕翻土地，破碎土垡，平整田地等作业的工具。

出土数量最多为石耜，皆为磨制石器，前端边刃锋利且有使用过的痕迹，但形状不同。对于石耜的功能，张星德先生在《关于赵宝沟文化石耜功能的考察》中将赵宝沟遗址出土石耜分为两类，A类为直腰、长体、弧刃或尖刃，应是用于翻土挖地等工作；B类为束腰，扇形刃两端上翘或尖刃则应当是用于砍伐或分割[8]。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石耜与赵宝沟遗址出土的石耜相比长度较长，形制上与张星德先生所提到的第一类相近，适合于对土壤的深度挖掘，挖掘深度大致可以达到40—50厘米。其中那斯台遗址出土的石耜体长较宽，下端为弧刃，应属A类石耜，因此那斯台遗址石耜主要是用于翻土挖地，而这种形制的石耜由于其器体较宽，在挖土过程中开垦面积较大，可以提高开垦效率，获得更多的种植面积。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的石耜体长且窄，不同于上述两类石耜，陈胜前在《哈民忙哈遗址之石器工具》中认为，哈民忙哈遗址出土的石耜应被称为石镐更为准确，其并不是用于破土翻地工作，而是用来挖掘埋藏地下较深的植物根茎或者是穴居动物，所以体长刃窄的石耜可以挖掘到沙地的更深处，以便更好地寻找植物根茎和穴居动物[9]。

此外，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挖掘类工具还有石锄、石镐、石铲和石镢，但数量较少。其中，石锄仅在那斯台遗址中发现2件，皆为打制石器，厚度较大，体长较短，刃部较厚，体重較重，应该是用于破土工作。石镐均出土于哈民忙哈遗址房址之中，石镢和石铲为地面采集而来，根据其形制、厚度以及重量判断，符合破土和松动土壤工作的需求，因此发掘者将其归为农耕工具一类。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个遗址中，都有石环的发现，这种器物重量不等，重量一般在300—600克之间，中部为对钻孔，直径一般在1.5—3厘米，对于石环的具体用途至今还未达成一致的认识。在一些石环的内环处，发现有挤压磨损的痕迹而非摩擦损。陈胜前先生认为石环应为加重器，主要是在进行农耕工作的过程中为一些较轻的耕地工具加重，从而使得这些工具能够有更好的破土效果[13]。

（二）收割砍伐类工具

红山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石质收割工具主要有石刀和石镰两种。其中，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3件镰形器，形状与现代人们使用的镰刀相似，在镰形器的刃部有加工压制的痕迹，刃部为齿状，推测其作用应该与今天我们所用镰刀相同，用来收割农作物。

石刀主要出土于那斯台遗址和哈民忙哈遗址，牛河梁遗址和草帽山遗址也发现少量石刀。石刀均为双孔石刀，主要分为三大类：A类为椭圆形双孔石刀，形状大致为椭圆形，背部有双孔，刃部外凸；B类为长方形双孔石刀，形状大致为长方形，背部有双孔，刃部较平直；C类为月牙形双孔石刀，形状大致为月牙形，背部有双孔，刃部内凹。石刀的刃部大多存在非常明显的锯齿状的磨损痕迹，应是用于砍、割，使用较为频繁且使用强度很大，推测可能是用来收割比较坚硬或者粗壮的农作物。根据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可推测为用来收割粟和黍。而带有双孔的石刀，应该石刀的一种改进，石刀上的穿孔应该是用于穿绳然后固定在手指或者手掌之上，更方便收割，提高劳动效率。农业生产在红山文化晚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

（三）食物加工类工具

食物加工工具是红山文化晚期出土数量最多的石质工具，其种类多样，包括磨盘、磨棒、刮削器、碾磨器、石饼、石杵、敲砸器等。

磨盘和磨棒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均有发现，数量众多，磨盘共计85件，磨棒共计100件（据表1统计）。美国学者亚当斯认为，磨盘和磨棒是对食物进行蜕皮和碾磨工作的工具，磨盘和磨棒的大小、厚度、重量与加工食物的硬度、加工数量是成正比的[14]。所以通过磨盘和磨棒的形制和碾磨痕迹的研究，可判断主要用于何种食物的加工。牛河梁遗址出土磨盘1件（见图四），残长26、宽27、厚3.8—6.6厘米，磨盘形体比较厚重，磨盘中部由于长期磨制使用，出现下凹。磨棒2件，一件为椭圆形，一件大致呈三棱形，磨面都比较平滑。牛河梁的磨盘和磨棒都属于较大型的加工工具。由于牛河梁遗址属于祭祀和墓葬性质的建筑群，所以并未有农作物的发现，根据其周围地区植物考古的发现，推测应该是加工粟或者是黍等作物。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出土的磨盘和磨棒均为琢制而成，体型较大，底部平整或略带弧度，正面内凹有明显使用痕迹。而兴隆沟遗址出土的磨棒体型也较大，只有一面存在使用痕迹。在兴隆沟遗址第二地点的土样浮选中，发现了近100粒的碳化植物种子，其中坚果类和鲜果类种子居多，包括杜犁、山杏、山核桃等，农作物种子有粟和黍，但数量很少。这也说明遗址中发现的磨盘和磨棒可能是对坚果种子进行加工，同时也是加工农作物的工具。哈民忙哈遗址中发现的磨盘与其他遗址中的磨盘略有差异，哈民遗址的磨盘两面都有着使用痕迹（见图五），磨盘正面下凹严重，且磨面比较粗糙，为磨盘的主要磨面，应该是用来磨制比较坚硬的食物。而在磨盘的反面，下凹面相较于正面比较小，较平缓，磨面比较细腻，为磨盘的次要磨面。由此可见，磨盘和磨棒加工的食物既有农业生产相关的粮食作物粟和黍，也有采集得到的坚果种子，这说明红山文化晚期既存在农业生产方式也存在采集这种生产方式。

石饼和石杵一般认为是用于对食物进行碾磨和捣碎工的工具，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石饼和石杵多出土于哈民忙哈遗址中，那斯台遗址也出土少量石饼。

哈民忙哈遗址中的47件石饼，均为小型石饼，且通体光滑，可能是用于碾磨工作的工具。此类石饼由于体型较小，重量较轻，无法碾磨比较坚硬的食物，在石饼的表面未发现有严重的磨损痕迹，所以推断其碾磨的是比较松软的食物。这种石器是配合上文的磨盘的次要磨面一起使用的，用于碾磨比较柔软、细腻的食物，例如橡子面、榛子等[17]。

石杵主要发现于哈民忙哈遗址，出土22件，共分为两种。一种为整体呈圆柱形，柄部略细，柱身通体磨制，杵尖为平头。这种石杵类似于现代的捣蒜杵，但形体要比捣蒜杵大得多。对于这种形制的石杵，一般认为是对农作物或者是采集物进行捣碎工作的工具。第二种石杵整体为圆柱状，柄部大，杵尖为尖头，整体磨制。此种石杵的尖部一般都留有凹槽磨圆痕迹，如果加工食物比较柔软，就不会留有凹槽磨损痕迹，如果加工食物过于坚硬，尖部就不会是光滑的磨圆，应该是用来加工具有一定硬度但并不特别硬的食物。这类石杵可能是配合木制臼进行使用而非石质臼。做出这样推断的理由是：一在哈民忙哈遗址中，并未发现有石臼的出土，石质工具难以腐蚀，如果使用石臼，应该留有石臼的残部，但木制工具在地下容易受到腐蚀效果从而无法保留；二是这类石杵上保留的使用痕迹比较光滑，如果是石杵与石臼相碰撞，在石杵上留下的使用痕迹应该是凹凸不平，磨碎更加严重。结合上文所说的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的石锄来说，这种石杵加工的食物，应该是加工地下挖掘出来的植物根茎。而哈民忙哈遗址所处的位置，现在是蕨根粉的主要产地之一，石杵上留下的加工痕迹也与加工蕨根留下的相匹配，所以推断当时哈民先民就是通过这种石杵来加工蕨根而食用[18]。由此，可见这两类石质生产工具主要用于对农作物和采集到的果实和根茎进行加工。

敲砸器在多数遗址中都有发现。牛河梁遗址、东山嘴遗址和那斯台遗址出土的敲砸器都是利用天然石块进行修整得来，而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的敲砸器大多是由损坏的石镐和石斧的断块加工得来[19]。敲砸器的大小不一，一般不会特别大，在敲砸器上有的保留有粉碎状的使用痕迹，表明敲砸器加工的是比较坚硬的食物。并且敲砸器的使用痕迹一般都是集中在边缘地区，其他部位并没有磨损痕迹，表明敲砸器是通过作用到一点处进行加工食物，符合对坚果类食物加工的特征。敲砸器是利用石头的一点或者边缘破碎坚果坚硬的外壳。例如在哈民忙哈遗址中，发现数量较多的蕤核[20]。蕤核形状呈扁卵形或扁心脏形，质地坚硬致密。所以，敲砸器应该是用来加工此类较坚硬的食物。

因此，食物加工类可用于农业生产方式和采集生产方式，主要用于对种植的农作物进行碾磨加工处理，同时也对采集的植物果实以及植物根茎进行捣碎加工，以此作为先民们的植物资源补充。

（四）渔猎类工具

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渔猎工具比较多样，发现数量较少，有石球、石镞、矛形器、剑形器、石网坠和骨梗石刃刀等。

石球自旧石器时代起便用于狩猎。在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石球4件，皆为打制或琢制而成，形状大小不一，呈圆形或者半圆形，直径在4.5—6.5厘米之间。对于这种石器，一般认为是通过投掷来命中狩猎对象从而获取肉食来源。由于石球重量较低，打击面较大，且投掷准确度无法得到保障，对于一些大型的动物来说作用不大，在狩猎活动中也随之减少[21]。

石镞出土数量较多，共46件。石镞大小不一，长度在2—7厘米不等，除石质箭镞之外，还有很多骨质或者木质箭镞。根据民族學的研究，不同质地与大小的箭镞作用于不同的狩猎对象。木质和骨质箭镞重量较轻，杀伤力小，一般用于狩猎小型动物；而石镞重量较重，杀伤力大，则用于狩猎大型动物。红山文化遗址位于生态环境过渡带，既有草原又有森林，动物多样，多样的动物也为红山先民的肉食资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在一些遗址中出土有一些残损的骨梗石刃刀，这种工具对比传统的石刀，有着很大的不同。骨梗石刃刀体积较小，携带方便，刀刃损坏后更换方便，相较于传统石刀而言，骨梗石刃刀刀刃较窄，刃部比较脆弱，无法进行一些坚硬物品的切割工作，但切割能力更强。佟柱臣先生认为，骨梗石刃刀应该是剖鱼腹和割兽肉的生活用具[22]。

此外，哈民忙哈遗址中出土有3件石网坠，石网坠的发现直接说明在红山晚期，哈民的先民也会进行一些捕鱼活动，以此获得更多的食物资源。

通过上述石质生产工具的功能分类可推测，红山晚期先民通过石耜、石锄等工具进行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待农作物成熟后利用石刀、石镰等工具收割农作物，最后利用磨盘、磨棒等工具对农作物进行加工。同时红山晚期先民还采集野生的坚果和鲜果，利用石球、石镞、石网坠等进行狩猎和捕鱼，进而来保证生活中粮食、坚果、肉类的获取。

四、生业方式分析

生业方式主要是指古代居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包括家畜饲养、农作物种植和渔猎采集等。对红山文化晚期出土石质生产工具的数据整理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红山文化晚期的生业方式，因此还要结合其他研究成果才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

从环境考古的角度来看，红山文化分布范围主要处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以及东北平原之间的三角地带。根据古地理环境的研究，红山文化晚期的三角地带应该处于森林草原景观向草甸草原景观过渡阶段，是典型的生态过渡地带[23]。这种多样的环境中，共存着许多的植物和动物资源，这也为当时先民们的食物来源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牛河梁遗址、哈民忙哈遗址、东山嘴遗址以及半拉山墓地的发掘中，也出土有一定数量的动物骨骼。通过对动物骨骼的检测，可知当时的动物主要有鹿、狍、獐、猪、牛、羊狗、熊、獾、兔、鼠、雉贝类等，但是各遗址之间不同种类的动物骨骼所占比例也有所不同。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以梅花鹿的骨骼最多，其次为狍、猪和獐[24]。而在东山嘴遗址中，通过对骨骼的判断，猪的骨骼最多，其次为鹿骨和蚌类[25]。在哈民忙哈遗址中，以野猪的数量最多，占将近60%，其次为兔、牛、狍等。根据肉量来进行估算，哈民忙哈遗址的先民对野猪的肉食消费占据重要的地位，同时也会以牛、狍、兔以及鹿、獐、鱼、贝等作为肉食资源的补充[26]，其中羊、牛、猪为家畜动物[27]。这表明驯养家畜和渔猎为红山文化晚期的先民们提供了肉食来源。

近年来，随着植物考古在国内的不断发展，植物浮选工作也运用到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些遗址中。在兴隆沟第二地点植物浮选工作中，发现较少的碳化植物种子，不足100颗，但是包含的种类比较多，包括杜犁、山杏、橡树、榛子、核桃、黍、粟等。其中只有粟和黍为农业栽培作物，其余全部为采集获得[28]。坚果类种子居多，粟和黍的发现数量很少。而在哈民忙哈遗址的植物浮选工作中，发现有粟、黍、大麻、藜、大籽蒿、蕤核等碳化植物种子。这两个遗址的植物浮选结果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先民种植一部分农作物，但同时，他们还保留有采集坚果类以及其他植物果实的习惯。

另外，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半拉山墓地的部分人骨样品进行了稳定同位素分析。人骨中的δ13C和δ15N值可以反映人们的食物结构。检测结果表明人骨样品中的δ13C值在-11.1‰～8.4‰范围内，表明半拉山墓地先民的食物主要是以C4类植物或者是以C4类植物为食物的动物。而在前文中提到的红山文化晚期一些遗址的浮选结果中发现粟、黍、大麻等栽培作物的碳化种子，都属于C4类植物，这也就证明了红山文化晚期，粟和黍已经普遍种植，是食物的主要来源。同时半拉山先民的人骨中δ15N值在8.3‰～9.8‰之间，一般来说δ15N值在3～7‰之间为植食类动物；7‰～9‰为杂食类动物，大于9‰为肉食类动物。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半拉山先民人骨中的δ15N值介于杂食类动物和肉食类动物之间。并且处于杂食类动物较高的一个数值[29]。因此推断，红山文化晚期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也摄入肉食资源，并且肉食资源占有很大比例，这也与上文提到的在红山文化晚期的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动物骨骼十分吻合。

结语

红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质生产工具，可以划分为挖掘类工具、砍、割类工具、食物加工类工具及渔猎工。通过对不同种类石质生产工具的分析可发现在红山文化晚期农业、采集、渔猎多种经济生产方式并存。结合地理环境、动植物遗存以及人骨同位素等分析，可以了解到森林和草原的过渡地带的自然环境，为红山文化晚期先民提供了多样的植物和动物资源。在植物资源上，先民主要从事以种植粟和黍为核心的农作物的农业生产，并依旧保持采集野生果实，补充自己的食物来源。在肉食资源上，先民已经开始有意识饲养猪、羊等家畜，但狩猎获得的野猪、鹿、兔等依旧是主要的肉食来源。这表明红山文化晚期先民的生业方式多样化，食物摄取为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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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The Livelihood Way of Hongshan Culture Got from the

Stone Production Tools

KANG Yan-l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feng University，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Hongshan cultur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rehistoric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in northeast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 of stone production tools unearthed in important sites in the late Hongshan culture， and combines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results of animal archaeology， plant flotation and human bone isotope detection to discuss the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late Hongshan culture， that is， the production methods of the late Hongshan culture are diverse， which not only retains the traditional fishing and hunting economy， but also has a developed primitive agriculture of millet and millet cultivation. The diverse ways of livelihood provided different food resources for the ancestors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Keywords： Hongshan Culture； Stone Tools； Livelihood Way

收稿日期：2023-01-17

作者简介：亢彦路（1997-），男，山西临汾人，赤峰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考古技术与应用。

基金项目：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2021年项目（HSZX2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