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聚落形态上看，朝阳半拉山遗址完整展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的营建过程，积石冢功能分区和北庙南坛的布局。从积石冢结构上看，单一冢内同时出土石钺、玉璧、玉龙，说明集军权和神权于一体的王者已经出现，专门从事玉器加工的社会阶层已经出现，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化。而石雕人头像、陶塑人头像的出土证明了红山文化时期祖先崇拜非常發达。

关键词：半拉山墓地；红山文化；积石冢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3）04-0001-0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于2014—2016年发掘的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不仅是辽宁省乃至东北地区考古学的重大发现，也标志着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和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以及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复杂性和中华文明起源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完整地展示了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营建的全过程，为研究积石冢的营建提供了完整的材料。墓地选择在较为平坦的半拉山顶部，这里是一处介于山川之间、临川面山的高岗。首先在地表人工堆积成一个土台，形成冢体。冢体在营建过程中前后经过了两次堆积。冢体的下层由较纯净的黄土堆积而成，厚约0.24米，冢体的上层由黄黑混合的花土堆积而成，面积稍小于下层冢体，厚约0.2米。冢体完成后，以石界墙为界，南部主要用于埋葬死者，北部主要用于祭祀。出土墓葬共78座，其中早期墓葬15座，晚期63座。墓葬主要分布于冢体南部，在祭祀区外围也有零星分布。墓葬有土坑墓、石棺墓、积石墓三类。北部的祭祀区包括祭祀坑和祭坛。祭坛是位于上层土冢上，利用石块围砌而成的一座长方形的黄土台，其活动面经人工夯打坚实。石砌围墙由北、东和西三面墙体组成，南面未见墙体。祭坛遗迹由祭坛、坛上建筑址和祭品群组成。积石堆积主要分布于上层土冢东侧和北侧的界墙处，由青灰色的山石、少量的白色石灰岩和黄色砂岩石块组成，用于封盖和保护土冢。

积石冢内功能分区明确，祭坛上建筑址的发现为“古有墓祭”找到了实证。“半拉山墓地除用于埋葬死者外，同时用于祭祀，二者分区较明显，墓葬区位于墓地南部，祭祀区位于北部。”[1]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拥有墓葬和祭坛两种不同的遗迹，两种遗迹内功能分区明确。墓地以石界墙的东、西最南端之间的连线为界，分为南、北两区。南部为墓葬区，北部为祭祀区，两者之间用界墙严格区分。也就是说墓地除了埋葬逝者，同时具有祭祀的功能。墓地中有墓葬78座、祭祀坑29个和一座大型祭坛。祭坛是墓地的最高点，由土筑台体和石砌墙体组成。祭坛的坛墙由内墙和外墙组成。外壁为石界墙，用于划分祭祀区和葬区，祭坛外壁用于划分祭坛分布区。外墙由东、西、北三面墙组成。南侧不封闭，与墓地中轴线平行，平面呈近正方形，墙体由石块平砌而成，砌筑规整。内墙由四道墙围成，平面近长方形。内墙内侧坛体的活动面较平整，在活动面上有祭祀坑和建筑址；内墙外侧有与祭坛相配套的祭品群。祭品群主要包括数量众多的筒形器、器座和塔形器等。在祭坛中部有一座木构建筑址，建筑址由人工夯打的活动面和木构建筑组成。活动面平面近圆角长方形，与墓地的中轴线平行。建筑址的活动面上有7个柱石洞，其中一对柱坑内有承重的柱底石。该建筑址应是一座由木柱作支架，顶部有盖，无墙的建筑。在活动面上有1件石雕人像、1件陶塑人像头部及数件玉器。出土陶筒形器的细部变化特征，说明数量众多的陶筒形器不是一次制作而成的，而是随着不断的祭祀活动逐渐出现的。除祭坛外，墓地内还有祭祀坑29座。祭祀坑的规模较小，形式单一，遗址和祭祀品不固定，没发现筒形器，只有实用的陶器和兽骨等。墓上有建筑。文献记载，一直到东汉才出现在墓地举行祭祀的情况。唐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杜佑在《通典》中提到“三代以前无墓祭，至秦代始起寝陵于墓侧，汉因，秦上陵皆有园寝，故曰寝陵”。半拉山墓地建筑址的发现，证明在5000年前中国即有在墓地祭祀的情况。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进一步印证了红山文化祭祀遗址“北庙南坛”的组合布局。半拉山墓地祭祀区内，建筑址（即庙址）位于祭坛的北部。这种庙在北部的布局，与东山嘴遗址、草帽山遗址的布局相互印证，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祭祀建筑具有规范化的特点。东山嘴遗址南有坛，北为方形建筑址，内外未见冢与庙。草帽山遗址南有坛，北也为方形建筑址，且建筑址内有冢，无庙，出有石雕人像。半拉山墓地虽南部未见坛的迹象，但长方形建筑之南为冢，北有庙。将东山嘴、草帽山和半拉山三者相互比较，有坛者皆在南部，有冢有庙者皆在北部，庙又在冢北。总体是南坛北冢庙，南北一线的布局。郭大顺先生提到，这一布局引起了对牛河梁遗址第一地点和第二地点的关系的重新思考，之前是将牛河梁女神庙所在的第一地点和祭坛所在的第二地点依各自所在的地点进行组合关系和布局判断的，如第一地点的“庙台”组合布局和第二地点的“冢坛”组合布局，未将这两个地点联系起来考虑问题。半拉山庙址在北部的发现以及东山嘴和草帽山“北庙南坛”的布局，可以引发对牛河梁遗址布局的思考，即牛河梁第二地点特别是第二地点中部的祭坛恰在第一地点的正南方稍偏东，可以看出牛河梁遗址也是“北庙南坛”的布局。这一判断极为重要。一是将牛河梁诸地点以“北庙南坛”的布局为主干联系起来，使遗址群的形成和组合布局关系更有科学依据。二是这种5000年前“北庙南坛”的组合与布局为主的祭祀建筑群的规范化及其所见祭祀礼仪的制度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故宫和太庙，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传统，特别是礼制的历史渊源之深。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坛的平面图前部像北京天坛的圜丘，后部像北京天坛的祈年殿方基。”[2]“发生在距今五千年前或五、六千年间的历史转折，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3]

二

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积石冢单体冢内出土数量众多的玉器，进一步印证了红山文化“唯玉为葬”的埋葬习俗。半拉山墓地共发掘墓葬78座。早期墓葬15座，其中土坑墓6座、石棺墓9座；晚期墓葬63座，其中中心大墓1座、积石墓2座、土坑墓14座、石棺墓46座。墓葬中仅玉器出土143件。其中早期21件，器类有环、镯、璧、坠饰、双联璧、玉料；晚期122件，有龙、鸟形坠、璧、斧、镯、环、坠饰、珠、兽首形柄端饰、玉料、玉芯等。这些玉器中尤以各种形制的玉璧数量最多。

M12具有代表性。墓主为男性，无头骨。在腹部出土了玉龙、玉璧和石钺各1件，在大腿内侧出土了玉兽首形柄端饰1件。玉龙，淡绿色，微泛黄，质地细腻，通体精磨，表面光滑圆润，体平而厚。龙身卷曲呈环状，首尾分开，光滑无纹饰。环状孔由两侧钻孔而成，孔边光滑，上背钻一孔；龙头精雕细琢，耳长立，眼宽，略鼓，口鼻部突出，两侧鼻孔微开，口闭，额鼻之间雕有五条宽阔的阴线，两眉之间有三条阴线与眶线相连，鼻为两条阴线所代表，口为一条阴线。

方形璧，绿色微泛黄，内外边缘似刃，横截面近梭形，体扁平，宽大。一面长边中间有两个孔，主要是单面钻孔，在一侧磨出两孔之间横向连接的浅槽，在另一侧磨出两孔斜向上的浅槽。

石钺，淡黄色，质地细腻光滑，略显光泽，一侧有白色土沁斑块，形制规整，磨制，制作精致，体扁平，平面近椭圆形。顶部打制，两侧刃部较厚，端刃稍薄，不锋利，顶部对钻一孔，未见使用痕迹。兽首形柄端饰，乳白色，微泛灰，磨制，形制规整，制作精致，表面光滑，圆润，体呈楔形。一端厚重，雕刻出兽首形，一端渐薄，加工出榫头。兽首雕刻精美，双耳直立，耳廓圆润，双眼是一对钻的穿孔，额头微耸，圆短吻，鼻尖上翘，口微张，下颔宽厚；颈部内收出棱，下接楔形榫头，表面未打磨。

这种带有柄端饰的石钺、玉璧、玉龍共出一墓的组合方式，也就是玉璧上压石钺，旁置玉雕龙的出土状态，与良渚文化钺、璧、琮的组合出土状态相似，这是红山文化墓葬随葬玉器的一组典型组合。

石钺的前身是石斧，后来成为象征权力和威严的武器，多为酋长、部落首领所占有。钺作为兵器的同时，亦作为礼器使用，为王者所用。经鉴定，半拉山墓地墓主人为男性，年龄在30岁以上，正值壮年，人骨无头，据此推测墓主人的身份至少是一个小部落的头领，在当时战争时有发生。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红山古国是一个神权古国，而且“有祀无戎”。带柄端饰石钺的出土和墓主人尸骨无头，充分说明红山文化晚期已告别了神权独尊的时代，集军权和神权于一身的王者已经出现。

在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发现的多件红山文化玉器半成品和玉钻芯，不仅清晰地展示了玉环的加工工序，而且表明半拉山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工细化，社会结构复杂化，社会分层可能已经出现。M30出土的玉料，为深绿色，扁平体。一面磨制光滑，四周侧面有明显的切割和打磨痕迹，一面的玉质呈墨绿色，另一面保留石皮和自然的疤痕，其上有两道细小的切割痕，侧面仅两个相邻的面上有切割痕。M20出土的玉料近圆柱体，粗细不均，形似一套杵臼，体表经简单打磨，保留原石的整体形状，表面较大的自然疤痕未打磨平。玉芯是圆柱形的，位于顶部表面的中心。四周有一个钻槽，玉芯的端面有切割留下的疤痕。M20出土的A形玉芯，乳白色，局部有黑色土沁。圆台体，顶面和侧面打磨光滑，底面经过四次切割，并在中心有一未切割彻底的长方形柱芯，柱芯面未经打磨。顶面有一切割后所留的近长方形疤痕。M20出土的B形玉芯，墨绿色，局部有白色瑕斑，形似两个错接的圆台体。顶部和侧面均打磨光滑，错接处有双目对钻形成的切割痕迹。M20出土的C形玉芯，乳白色圆柱形。顶部表面稍小，抛光光滑。一侧有一个横切槽。底面稍大，略凸。上下中心有一个近圆形的浅坑，这应该是横切留下的疤痕。

通过以上出土玉器，可知红山先民首先对粗糙的玉石进行抛光，使其呈现出圆柱体的特征，然后通过钻杆垂直地从圆柱形玉石的顶部钻出内部孔。在钻穿内孔之前，用工具水平切割一个圆圈。可以说，早在5000年前，红山先民就以一种非常发达的方式制造玉器。墓地还出土多件蛇纹石、透闪石、方解石、天河石制作而成的器物，说明红山文化时期的人们能够对玉石、宝石、石器进行鉴别。郭大顺先生认为，5000年前的红山人“以玉通神为礼”的观念，其实是在表达一种对大自然的尊重、保持与自然界和谐一致的观念，红山人赋予玉的也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人格化了的社会功能[4]。玉器出现本身就代表了社会结构分层、社会关系复杂。

三

在红山文化之前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已经发现人物造像，半拉山墓地中出土的石雕人头像、陶塑人头像，再次证明了红山文化时期存在祖先崇拜。在现已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超过了40件人物塑像。从这些塑像看，红山文化先民头发挽成发髻，女性头像有头箍和饰带等，男性头戴冠，耳垂下带耳饰，脖颈部带项饰，手腕上套有手镯。半拉山墓地出土14件大小不等的石雕人头像、陶塑人头像。18号祭祀坑出土的泥质红褐陶人头像上眼睛微闭，呈月牙形窄缝，鼻子宽而短，鼻梁高，嘴巴微张，两颊饱满，发髻雕刻细致。顶部为三道环形相套的发髻，后部也有三道短弧形发髻，两侧和背部有披肩发，颈部有一垂直的凹槽。0503号探方出土的由黄褐色砂岩雕刻的人头像，面部轮廓清晰，额头宽阔，颧骨高，鼻梁短，眼窝深，眼睛突出，嘴唇紧闭，下巴圆而前凸，耳朵宽，后脑勺有一个圆髻，呈椭圆形。M41出土的人头像，亦由黄褐色砂岩雕刻而成，面部轮廓清晰，高额，顶部微凸，应为冠。头顶有带饰垂向脑后，耳部雕成半圆形，柳叶形眼，外眼角向上，颧骨突出，鼻凸起呈三角形，浅雕两鼻孔，嘴部微隆，闭口，嘴角及下颔雕刻数道胡须。半拉山墓地出土众多的石雕人头像、陶塑人头像，一方面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的宗教信仰、审美、雕刻技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另一方面其写实的男性头像，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成为红山文化祖先崇拜的主要实证，而大型陶塑孕妇像，则反映了红山先民的生殖崇拜。

此外，斜口筒形玉器、异形璧的发现也具有重要意义。12号祭祀坑底置一件斜口筒形玉器，表明这类土坑确具祭祀功能，而且证明作为红山文化玉器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斜口筒形玉器，不仅是随葬品，也确为祭祀物。M39出土的异形璧，绿色，微泛黄。平面近圆形，圆形内孔，内外边缘薄似刃，横截面近梭形。体外缘凸出三个月牙形耳饰。这件特殊形璧，造型独特，寓意深刻，应是为满足祭祀礼仪活动的需要雕琢而成，当属墓主人生前使用的祭品或神器，是，沟通神灵和祖灵，敬天法祖的媒介。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牛河梁遗址是大凌河流域红山文化的中心，对以往发现的远离牛河梁遗址的积石冢墓地如阜新胡头沟墓地和凌源田家沟墓地等均没有更多的了解和关注。半拉山墓地距离牛河梁遗址约80公里，地处大凌河中游，而且该墓地周边2公里还分布有小罗山墓地、尹杖子东山墓地，说明半拉山墓地及周边地区可能是远离牛河梁遗址的一个红山文化活动中心。但从墓地整体的规模及随葬品的种类看，其等级应比牛河梁遗址稍低一些。我们推测，在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大凌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区域内，已形成了以牛河梁遗址为最高等级的行政和权力中心，同时存在着诸如半拉山、胡头沟、田家沟等代表的不同区域内稍低一级的行政和权力中心。

总之，半拉山墓地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处性质较单一的积石冢墓地，它的发现、发掘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红山文化社会结构的认识，为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复杂性，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批值得关注的考古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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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的发掘[J].考古，2017（02）：25.

〔2〕〔3〕苏秉琦.象征中华的辽宁重大文化史迹[A].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91.

〔4〕郭大顺.从“唯玉为葬”到“以玉比德”[A].郭大顺考古文集[C].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202.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An Analysis of the Important Value of the Hongshan Culture Cemetery in Banla Mountain， Chaoyang

LIU Yang

（Longcheng District Museum， Chaoyang 12200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ttlement morphology， the Chaoyang Banla Mountain Site fully display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the stone mounds， the functional zoning of the stone mounds， and the layout of the north temple and south altar in the late Hongshan Culture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stone mounds， the simultaneous excavation of stone axes， jade walls， and jade dragons within a single tomb indicates the emergence of a king who integrates military and divine power， the emergence of a social class specialized in jade processing， and leading to a more complex social structure. The excavation of stone carvings and pottery sculptures of human heads proves that ancestor worship was very developed during the Hongshan Culture.

Keywords： Banla Mountain Tomb； Hongshan Culture； Stone Tombs

收稿日期：2022-12-17

作者簡介：刘洋（1978-），女，辽宁朝阳人，朝阳市龙城区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考古学及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