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彩虹

“货币”有可能是无限的吗？

《书屋》2022年第十二期刊登拙文《从“钱”到“货币”》，谈及了一个认知“钱”和“货币”两者差异的特殊视角：“钱”属于生活，富于情感，有善恶之分；“货币”则是抽象的，中性，远离生活，无情感牵扯，无善恶可言。这个视角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应当将中性的“货币”看作有喜怒哀乐、有伦理道德的“钱”去做判断。例如，每年电商网络购物节实现的消费“货币”总量，显然不能用于判断购物者花这些“钱”究竟是“理性”还是“非理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货币”抽象化了人的经济行为，只有数量概念；而“钱”总是和人们的获取或使用行为相关，人们经济行为的社会属性自然会给出伦理道德的判别。

一般来说，“钱”是有限的，因为它与明确的经济行为主体以及经济活动事项关联。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事项的确定性会划定出清晰的“钱”的数量边界来。这是容易观察到的事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论个人、家庭、企业、社会组织还是政府部门，也不论是收入还是支出，只要关联到具体的经济事项，“钱”的数量就可计算出来——如政府机构的服务采购、社会组织的年度支出、企业销售得到的利润、家庭的存款额、个人工资收入等，都是有限的数字，更不用说人们日常的购物、交水电费、捐款、人情往来以及投资理财等活动了。

那么“货币”呢？它的数量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还是可能无限的？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货币形态来看，人类社会的货币演化历史大致经历了商品实物货币、黄金（或白银等）货币和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三个阶段。其中，黄金货币也是商品实物货币的一种，将其单独列示出来讨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黄金是历史上唯一完成过统一人类社会货币的商品，它由“特殊”转化为了“一般”，不同于那些偶见的地域性商品货币，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德国作为货币的香烟；二是黄金从商品实物群里出来成为货币之后，它的实物体成了货币体，和其他任何的商品实物相对存在，不再是商品实物群中的一员；三是黄金在当下主权国家货币时代，仍然有它支撑主权货币或是直接作为货币的规定，各国中央银行储备它就证明了这一点，它并未回到商品实物群中。这三个方面可以概述为：黄金货币具有特殊性、自我的独立性和主权货币的关联性。在一定意义上讲，看清了黄金货币，就可以理解整个人类社会的货币体系。

不过，黄金货币本质仍然是商品实物，和其他的商品实物一样。如果将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商品货币（包括黄金）归为一个群，那么，人类社会的货币形态主要就是这样两种：一种是源自大自然或人类创造的“商品货币”，一种是主权国家发行的“制度货币”或“主权货幣”。前者有实在的物质形态，不只是“看得见”，还可以“摸得着”；后者则更多地表现为符号形式或说记账形式的存在，如人们最熟知的纸币、银行账户的存款，还有未来可能的独立电子数字形态等。在这样的分类里，“货币是不是无限的”问题，隐约显现出答案来。

当货币处于“商品形态”时，毫无疑问，它的数量一定是有限的。因为在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上，任何商品实物都有限，黄金也不例外。但是，自从货币有了“制度形态”之后，它的数量取决于发行或供应它的主体，即主权国家政府。基于“制度货币”形态的高度抽象，仅仅只有名称、单位和统一形式（如人民币、元和纸币、硬币等形式），如果没有一个发行的“基础”，要求数量管控，这样的“货币”就不再有一般的数量边界存在。也就是说，“制度货币”是存在数量上无限的可能性的。

我们的问题就由此转到了货币供应主体和供应依据之上了。理论上讲，“制度货币”的数量会不会出现无限量的走向，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政府的供应考虑。在现代国家制度中，操办这种供应的政府部门主要是中央银行和关联的财政部。那么，主权国家政府供应货币的主要考虑是什么？在这些考虑中，有没有某种强有力的“基础”依据能够有效地约束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供应货币的数量，从而使之不会走向无限？

现代社会主权国家政府供应货币的考虑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维护“货币价值”，保证货币的购买力相对稳定，保证兑换其他国家主权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也就是保证不出现价格飞涨、大幅贬值的情况，即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维护经济体运行和发展对货币量的需要，有预见性地提供货币的增长数量，以防止出现货币流动性不足，商贸、投资和储备不因货币量的“短缺”出现经济紧缩或衰退，也就是经济专业术语讲的通货紧缩。简言之，货币供应的考虑，不是要避免通货膨胀，就是要防止通货紧缩，它们其实都是维护“货币价值”稳定。这有点类似于农田灌溉，既要防止灌水过多“淹没”庄稼，又要保证供水足够避免作物“缺水”或“干旱”。在这里，“货币价值”是一道很硬的“杠杠”，它会使一国政府管控货币供应，不让“货币”走向无限量的境地。

然而，问题远不是如此简单。对于维护“货币价值”，不少经济学家和货币发行机构认为，应当从主动的货币政策角度来理解。也就是一国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有必要也有可能自主积极地运用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刺激经济增长或是阻止经济衰退，动态地实现“货币价值”的相对稳定。这种理解和实践使得整个世界总是以担心通货紧缩为由不断地增加货币供应量，彻底地突破了“制度货币”供应的一般数量边界，“货币”无限量供应的格局陡然清晰了起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主权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均以倍数增长论道，以至于供应过多，利率跌过“零平面”成为负值，“宽松”和“量化宽松”等新名词大量出现，“制度货币”供应的无限可能部分成为事实。

如此一来，“货币价值”或通货膨胀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了。近年来，主要经济体（国家）开始收紧货币供应量，其大背景就是以往的“货币”之水无限制地供应，将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快“淹没”了——通货膨胀看起来有些严重的同时，经济增长还很乏力，全球性经济衰退已有无可避免之态。我们禁不住要问，为什么前些年世界各大经济体会如此“大放水”地供应货币量呢？背后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逻辑？

在“货币”无限量的背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元为中心并以美元和黄金固定价格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完成。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全球新货币体系将整个世界拉入了“金本位制度”的大框架——美元依托黄金量来发行，其他主权国家发行的货币都关联美元来进行国际商贸、投资和储备。如此一来，作为美元发行依托的黄金便成了世界所有主权国家货币最后的、共同的基础。中文词语“美金”将“美元”和“黄金”二合一，最能清楚地表达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征。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创举，也是一次划时代的试验。

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和黄金脱钩，意味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二十七年的“金本位制度”体系运行历史，重建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解决了一些当时的急迫问题，但留下了无法避免的致命性矛盾。结果是，该体系不解体不足以转移、缓解或解决深层次的冲突，一次伟大的货币体系试验戛然而止。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一个国家的主权货币同时承担国际货币的角色，存在内在的矛盾，因为一国政府很难既保证国内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适度供应，同时完整、动态地掌握国际商贸、投资和储备需求来供应货币，这种矛盾被称为“特里芬悖论”。第二，国际社会对美元的需求具有动态性、波动性和扩张性，美元按照固定价格挂钩黄金的有限总量，无法满足国际经济发展的变动和成长需要。第三，在民族国家存在的世界里，各国的利益诉求超过对于国际规则的遵守，恰恰“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时地冲撞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经济利益，累积而来的利益之争彻底动摇了这个体系的根基。

毫无疑问，这个被称为“尼克松震荡”的美元和黄金脱钩决定也是美国国家主权货币制度的一个新起点。它表明，原来受限于黄金总量发行美元的历史终结，美元的供应从此走上了一条可以不受任何“发行基础”也就是没有任何实际数量边界管控的“无尽大道”。“制度货币”供应的无限可能性就这样水到渠成地到来了。尼克松打开了现代人类货币历史的“潘多拉魔盒”。

事出总有道。这里的“道”就是理论理念。“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主权国家的“制度货币”有了从有限走向无限的可能，这个巨变背后的理论力量来自哪里，又会走向何方呢？

英国是老牌“金本位制”国家，但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是这种货币制度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出版的著作《货币论》中，将货币分为“商品货币”“管理货币”和“不可兑换纸币”三类。其中“管理货币”，是由主权国家政府决定可否兑换黄金（或其他实体价值物）的货币——如果可以百分之百地兑换黄金，“管理货币”相当于“商品货币”；如果完全不能兑换黄金，“管理货币”就是“不可兑换纸币”；当然也可以部分或有比例地决定兑换与否。1971年之前的美元和黄金挂钩，完全可兑换，美元就相當于“商品货币”或黄金；脱钩之后不再允许兑换，美元就成“不可兑换纸币”了。凯恩斯从历史到现实给出了现代国家主权货币从有限到无限供应可能的分类。他偏好对货币进行“管理”，希望从“金本位制”中有序地脱离出来。1931年9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货币制度。理论之力转化成了货币供应无限的可能基础。

美国的经济学家走得更为激进些。明斯基认为，货币来自社会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借据”。在现代经济社会里，“借据”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开出“借据”。不过，相比于家庭、企业和银行等开出的“借据”，主权国家政府因开支需要发出的“借据”是最高层级的债权债务关系，即政府向全社会“借债”。政府不是财富创造机构，这种“借据”只能通过向家庭等其他主体收税来清偿。政府的“借据”和政府的税收共同构成了延续不断的债权债务关系，永远地存在。由于现代社会“税收和死亡不可避免”，人人都会愿意接受政府“借据”来交税，“借据”因此具有社会的普遍接受性。按照明斯基的理论，现代国家主权货币实质就是这种“借据”，它和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国债”是一回事。鉴于一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不存在任何自然限定，法律确定的边界也是人为可调整的，因此，政府“借据”没有硬约束，“制度货币”的供应之口是完全敞开的。

之所以说明斯基更为激进，不只是因为他为“货币”的无限量供应创设了一般理论，还在于他将“货币供应”和“国债”统一了起来，在实践上为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部的“收支政策”一体化提供了操作支持。从政府机构方面讲，明斯基的理论都可以作为各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并起来的依据。这是惊世骇俗的学说。政府财政收支历来如同家庭收支一样，“以收定支、支出管控和略有节余”是基本运作原则，而一国的货币供应不只是代表既已存在的财富，还要连通生产和消费，激励潜在的财富创造，因而家庭、企业和银行手里总是需要有中央银行的“借据”，并且还需要“借据”量增长和调节——换言之，经济体系中必须总是有货币存在，中央银行因而总是要“欠债”来运行。当政府“借据”可以将政府“收支活动”和“货币供应”两者合为一体时，有多么大的政府支出需要，就可以供应多么大的货币量。通俗地讲，就是政府永远不用担心没有“钱”花，因为政府可以给自己发“钱”。

从凯恩斯“管理货币”出发，沿着明斯基理论前行，二十世纪的后期，货币理论界成型了一个称为“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的学说体系。其中“现代货币”明确为各国发行的“主权货币”，它们无须依托黄金或其他的任何实物价值基础。这种“现代货币”的运行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1）政府根据开支需要向社会供应“主权货币”或“借据”，“购买”社会产品和服务来保证政府履行职责，并要求或允许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用这种“货币”交税，形成“主权货币”运行的完整闭环；（2）基于向政府交税的需要，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必定保有相当量的“主权货币”在手中，这使得大量“货币”永恒地沉积在经济体系之中，这些“货币”的“借据”本质意味政府永远都是“负债”履职而不可能清偿完全部的债务；（3）与此同时，家庭、企业和银行等主体之间自然而然地会运用这些“货币”来进行标价、支付、借贷和投资等经济活动，政府的“主权货币”或“借据”完成向社会性货币的全面转化。容易看出，“现代货币”作为政府对全社会的主动负债，这个量的大小完全不存在自然和法律的硬约束。在某种意义上，“现代货币理论”就是以“货币无限量”为别名的学说。

“现代货币”供应可以无限，通货膨胀问题就无法回避。美国经济学家L.兰德尔·雷是明斯基的学生，他在“现代货币理论”系统化和逻辑化的过程中专门讨论过这一问题（参见《现代货币理论：主权货币体系的宏观经济学》，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他认为，古典和现代货币数量理论都将通货膨胀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货币供应量过多是不正确的。在他看来，历史上出现过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和津巴布韦的案例等），过于特殊没有普遍意义，而且造成这类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政治、经济、社会和市场等都相关），货币过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在通常情况下，现代国家主权货币供应增加不会带来通货膨胀，因为这是政府的“支出”增加，能够激励潜在的经济资源发挥作用，创造供给来均衡供求。当然，对于那些完全不顾一国政治、社会和市场现实特别是经济资源可激励性的超量“货币印制”，当然要避免。只有这种通货膨胀才是问题。概而言之，一个政治、社会和市场大局基本稳定的经济体，无须过虑通货膨胀，“现代货币”的增加可能会带来一些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制造出那种令人担忧的通货膨胀来。

以往货币理论的惯性和新生学说的博弈衍化出了一幅奇妙的图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国家陡然不再顾虑通货膨胀，巨量地一而再、再而三增加“货币”供应，背后实实在在地有着“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撑。颇有意味的是，没有哪个国家明确地承认运用了这种理论。反倒是“现代货币理论”的学者们认定自己的理论来自各国的实践，他们只不过是“描述了”眼前的现实而已。操作的真实可见和理论的遮遮掩掩，让世人看到了转折时期的混乱不堪：通货膨胀一会儿是问题，一会儿又不是问题；“货币”供应事实上的无限量时隐时现，但人们又觉得应当设置某种边界管控它。

通货膨胀究竟还是不是“现代货币”供应限量的“真问题”？如果通货膨胀这道“硬杠杠”都不是问题，“现代货币”无限量的供应还有其他什么管控的边界吗？

“货币”无限量的底层逻辑

当我们将“现代货币”运行的底层逻辑深入挖掘开来时，不难发现，通货膨胀真的不再是能够限制“现代货币”供应的“硬杠杠”。也就是说，在现代国家主权货币制度下，通货膨胀不是影响经济体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它没有限制政府“货币”供应的强大力量。事实上，现代政府也没有将它作为特别重要的“头等大事”来强调和应对。

这个底层逻辑就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创造”和“金融创新”。

现代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创造”是一个已经写进高等教育专业教材的“知识体系”。它的主要内容，一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两级银行制度”，中央银行发行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进入社会经济生活之中；二是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称为“基础货币”，“两级银行制度”遵循“乘数原则”，从“基础货币”衍生出成倍增加的货币量来，构成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的货币数量；三是“两级银行制度”可“由上而下”正向扩张，也可“由下而上”逆向收缩，后者是中央银行从商业银行收回发出去的货币，同样遵循“乘数原则”，成倍地减少社会经济生活中实际的货币数量。

如果这种创造出来的货币直接并且仅仅进入百姓生活的消费市场，一边是货币，一边是消费品，可以肯定，货币供应量增加过快、过多，消费品价格就会上涨，通货膨胀就会发生（通货膨胀主要用消费品价格指数衡量），古典货币数量理论大体就是这种认知；如果这种创造出来的货币首先进入家庭、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家庭等主体自行决定如何使用这些货币，可能购买消费品或资产（如住房、汽车等），也可能投资或存入银行，如此多元的选择，这些货币并不必然都涌进消费市场，也就不一定会带来通货膨胀。但若货币供应量过大，消费市场难免不受影响，存有通货膨胀的可能，这是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的核心所在；如果说，这种创造出来的货币有相当量进入消费市场，带来了物价上涨或通货膨胀，那要看这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从古至今，许多消费品价格的上涨具有天然合理性，如教育、医疗、娱乐消费等，它们不存在“效率提高”的可能（如一位医生每天看病人数，过去和现在差别不大），价格不上涨这些行业大多就会消失，更不用说一定的通货膨胀将激励经济资源创造更多的供给。“良性的”通货膨胀不仅不用担忧，还值得赞同和欢迎，这就是现代货币理论的“通货膨胀观”。

不同货币理论关于通货膨胀的理解与它们产生的时代相关。古典货币数量理论面世时，消费品供应不足，市场单一，人们必须吃喝的“消费刚性”使得货币更多地涌向消费市场。涌入的货币量过多时，通货膨胀就很显眼。现代货币理论出台的时候，经济体系复杂起来，市场丰富且结构多元，货币量的增加不一定冲击消费市场，但太大量的增加还是令人担忧物价持续大涨的问题。现代货币理论面对的现实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会都进入消费市场，就是较大量地进入消费市场引发了物价上涨，也容易为人们宽容接受，通货膨胀大多表现为“良性”；“恶性的”通货膨胀是偶然之事，现代社会并没有大面积发生，个别案例出现是政治动乱、社会冲突和经济停滞等综合因素带来的，并非仅为货币过量问题。显然，不同货币理论的历史价值都是值得肯定的，而它们的历史局限也明明白白。就现代货币理论而言，它清晰地“描述了”现实通货膨胀并非特别紧要的事实，但原因的探究存有较大的欠缺。

其实，现代经济体系中的“金融创新”，才是“现代货币”供应增加甚至大量增加而不必过虑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道理并不复杂。现代经济体系的“两级银行制度”可以“创造货币”增加购买手段，现代金融体系则可以对应地创新“金融资产”提供购买对象。而且，“创造货币”可以无限量，“金融资产”的创新也可以无限量。这样两个“无限量”构成了一种货币供应和货币吸纳的对应关系。当任何数量的“货币”创造出来进入社会经济生活时，它们可能进入消费市场、实物资产市场（如住房、汽车等）或“金融资产”（如股票、债券、期货、期权、金融衍生产品、数字资产等）市场，整体而言，不必担忧这些货币都会涌向消费市场引发“恶性的”通货膨胀。而且，消费市场的供和求都有其“刚性”，即需求量相对确定（一个人一般不会一天吃四顿饭及以上），供应量相对稳定（蔬菜有生长和储存周期限定），价格上涨有某种自然边界，这个市场出现全面和持续的价格暴涨不具有可能性。

既然通货膨胀在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问题”，寄望它来警示主权国家政府自觉主动地限制“货币”的无限量供应，就没有足够的理论和逻辑说服力，也没有限制的实际作用力。现在的问题是，还存在什么样的“硬杠杠”能够较为有效地影响、限定或管控主权国家政府“创造货币”的行为，以至于人类社会在现阶段还有一个大致的“货币数量”边界，而不是完全无节制地趋于货币供应的“无限”？

现代经济体系存在消费品、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三大市场，它们是“现代货币”从银行体系中创造出来后的三大去处。从既有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经济实践来看，消费市场和实物资产市场都有某种扩张的边界——消费品和实物资产有物理形态，它们供应的数量可计量，如果“现代货币”进入这两个市场数量过多，带来的问题分别就是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也就是价格大涨或暴涨。应当说，这两个问题对主权国家政府是有相当程度的提醒和警示作用的，但实际的力度不大，除非是真正“恶性的”通货膨胀和惊天动地的资产泡沫。换言之，这两个市场对于“现代货币”供应的限制作用“很孱弱”。

金融资产市场不同。由于金融资产只是挂有“金融”之名的“创新产品”，不存在任何自然的、物质的和物理的形态，它是无限“可创造”的，是“现代货币”可以无限量供应的吸纳对象。理论和经验表明，凡是市场都存在失衡可能，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就是明证。金融资产市场上的失衡基于市场的量级大大超过消费市场和实物资产市场，它不是瞬间性巨额的“资产升值”，就是读秒间天量的“资产缩水”，在毁灭性打击自身的同时，将灾难转移给消费市场和实物资产市场。这就是所谓的“金融危机”了。具体表现如股市崩盘、大量金融机构倒闭、亿万富翁转眼间一贫如洗等。相对来说，“金融危机”有着对一国经济体系和整个社会更大的破坏性，它对主权国家政府无限量地“创造货币”会有较大的约束力。也就是说，担忧和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管控好“金融创新”，应当是有效限定“货币创造”走向无限量的一道“硬杠杠”。

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是当下的“大热点”，由它們建构的“数字经济”和“数字市场”也在逐步形成之中。“数字”本身的综合、统一和抽象性质很容易让人产生“数字货币”完全没有边界的无限遐想，似乎还会带来无限的益处。当新生事物处在成长之初时，对它们做出确定性的价值判别并不合适。不过，就目前已经清楚的背景、试验和要素来看，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与“现代货币”和“金融资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它们借助了现代最新科技手段和模式，达到的量级可能会更高，交易的时间可能会更快，同时，市场起伏的幅度可能会更大，失衡的后果则可能会更严重，进而有可能重创一国的经济体系和整个社会。在看到新生事物有益一面的时候，也应当看到可能相反的另一面。近些年来，区块链技术模式下的比特币狂涨暴跌，已经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