洵是

初着意罗家伦，只因徐铸成《旧闻杂忆》中一句：“而罗的卑鄙无耻，连南京官场中也为之齿冷。当时盛传一首打油诗，对罗刻意形容：‘一身猪狗熊（言其长相），二眼官势钱，三字吹拍捧（言其为人），四维礼义廉（无耻）。”新闻人出身的徐铸成借一首打油诗如此论断“五四”健将，不免让人感到突兀。罗掌校时，清华一转而为国立大学，并广延名师，实现男女同校。抗战时，罗将中央大学师生、设备搬迁至重庆，并誓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足见其豪情与气节。以至，据说萧一山受此激荡，愤而著成《清代史》：“由于早在中学就有感风行一时的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观点纰缪，疏舛颇多，且深以国史假手外人为耻，遂发愤著《清代通史》，刊行上、中卷百二十万字。”

罗、萧二者之为人或有争议，然面对民族危机时所表现的气节令人钦佩。九十多年前，戴季陶便在《日本论》中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却了信仰力，任何主义都不能救得他起来。”面对精致利己者，他痛批“士兵们为了十几块钱，官长们为了升官发财、子女玉帛，把这些很小的打算做全部意义的战争，正是太过把生命看得轻了”，并直言“打算只是生的方法，不打算是生的意义”；面对游戏两性者，他怒斥“一个民族到得把男女关系看成游戏时，它的生存意义已经衰弱。到得在男女关系上面只剩得一個打算的时候，它的生存意义，可以说是完全绝了”。或其论有耸动之处，然揆诸历史与现实，不免让人沉思。“一个国民，一个民族的生活，绝不能单靠理智的。民族的结合，是靠一种意识的力量。”此所谓“意识”，想必大体同于传统士大夫之“气节”，亦即今日所说之“信仰”。

面对民族危机的前辈们的“气节”和“信仰”，常使人感慨万千。想想今日安徽某知名教授在三尺讲台上对青春年少者大言不惭“读书即为赚钱”，以及其他荒诞不经的言论，乃至诸多“躺平”现象，实不知罗、戴之前辈九泉之下该作何感想。

近日，赴王兴兄之约，再谒岳麓书院。重读《岳麓书院院记》又有所得，特录其一句：“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知行合一，虽难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