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湘林　张慧　李佳惠

摘 要：新时代，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研伦理建设，对科研伦理治理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对科研伦理问题仅做一般性的制度描述分析，或者对科研人员做出理性人假定并从经济学新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科研伦理问题已显得不够充分和深入。从整合性新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科学道德观念、相关制度安排、科研资源的特性和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选择等，都对科研伦理问题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因此，应当从教育、发展、预防、发现、惩治等多角度出发，多管齐下，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对科研伦理问题进行综合治理。

关键词：科研伦理；新制度主义；综合治理

科研伦理是指科研人员与合作者、受试者和生态环境之间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当科研工作者在科研规范、行为准则等方面出现失范现象，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正确使用时，就出现了科研伦理问题[1]。

对于科研伦理问题的表现形式、形成原因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多，其中部分研究是从制度角度进行专门分析；但对于科研伦理问题的制度分析大多是就实践中的制度而论制度，很少从制度理论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有少数几项研究从经济学新制度主義视角对科研伦理问题进行分析，该类相关研究将科研人员假定为理性的经济人，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科研人员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约束下行为的成本函数和收益函数进行分析和描述，从而探寻科研伦理问题的制度根源，并提出制度改进的方法和建议[2]。

然而，结合多视角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观点及现实中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科研人员的理性人假定及仅从经济学新制度主义视角来分析科研伦理问题已明显不足。如果放宽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假设，从更加综合的视角来分析科研伦理问题，将更具解释力，并能提出更加有效的建设性意见。

整合性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意义上的制度分析目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在多种制度形式中采取的是某一种，并且这种经过选择的安排对谁的利益最有好处以及它可能的利弊得失。通过制度分析，可以了解到某一制度是如何与社会的其他关键制度联接的，该制度是在什么样的限制下运作的，如果尝试改变现有的制度秩序，将会有怎样的便利和遇到什么样的限制[3]。

1.新制度主义流派及其融合

在新制度主义的名义下，有不同的理论流派划分。例如：盖伊·彼得斯提出七个新制度主义流派：规范制度主义（Normative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经验制度主义（Empirical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igical Institutionalism）、利益代表制度主义（Institutions of Interests Representation）和国际制度主义（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ism）；西蒙·雷奇描绘了制度主义的四副面孔：再分配型政策（Redistributive Policy）、管制型政策（Regulatory Policy）、现代化政策（Modernization Policy）、自由化政策（Liberalization Policy）；克拉克教授则提出了方法论上比较彻底的二分法：以行动者为中心（Agency-centered）的新制度主义和以结构为基础（Structure-based）的新制度主义；霍尔和泰罗对新制度主义流派的“三分法”最为经典，也得到学界大多数人的认同与应用，他们认为新制度主义主要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大流派等。上述各个流派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同一流派里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各流派在对有关制度如何塑造行为、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变迁等基本问题上假设各异，形成不同的研究取向。当然，通过相互批判与借鉴，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逐渐走向融合交流。这些交流整合涉及的流派及侧重点不同，最为综合的观点是提出观念、制度和理性及其组合状况共同作用于政治后果，但未能指出在特定时空背景下，观念、制度和理性各有什么作用。因而，新的研究在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该在以事件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和以制度为中心的新制度主义之间进行更高层次的交流和对话，这样才可能更为完整地考察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状态下相似制度所产生的功能差异[4]。

2.隐喻：资源特性的重要性

一则隐喻能借以分析资源特性的重要性。

好多年前，台湾好好穷，不仅是穷，而且乱。不仅是乱，而且人人满腹幽怨，满脸悲愤，出门都带着扁钻，一言不合，扁钻相见。那时候的台湾人，根本不理会什么道德或是秩序，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啕大哭。台湾人对此习以为常，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但有个美国人到台湾，发现公交车下挤成一团，年轻的学生和成年人在车门口你拼我争。当时这美国佬就震惊了，写了篇文章，讥讽台大的学生们枉为读书人，连上公交车排队的意识都没有，太原始太粗放。

台湾报纸把这封读者来信，刊登出来。这封信，让当时台大的学生仔们，感受到了奇耻大辱，如坐针毡。于是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讨论如何恢复名誉，重建自尊。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发起一场道德自律行动。

此后台大的学生再有事上街，上公交车时坚决不挤，而是要排队。他们希望从自己做起，拉动整个台湾的道德水平提高。

他们说：一点一滴，从我做起。

他们说：不要抱怨环境不如人意。

他们说：你就是环境，你怎么样，环境就怎么样……

一段时间过去，效果极为明显——台大的学生仔，发现他们好悲惨。如果他们排队的话，那他们就坐不上车，因为他们排队丝毫也不影响别人的不排队，最后结果是，公交车满载着争挤的人，扬长而去，扔下一排傻兮兮排队的学生仔，在冷风里瑟瑟发呆。

台大学生仔的道德自律行动，彻底失败了。他们没能拯救了台湾的道德，相反，善良的学生仔们，发现自己都变成了伪君子。车没来时规规矩矩排队，公交车来到，就听一声呼啸，队伍立时解散，所有的学生仔都疯了一样往车门里挤，不挤就别想上去。报社也知趣地不再刊登批评类似的读者来信，登那玩艺儿干啥？问题又解决不了，徒然让人难堪。

就这样大家又狂挤几年，终于有一天，台湾人醒过神儿来了：他们遭遇到的，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

早年，台湾人之所以不排队，并非是道德水平低下。而是公共资源配比出了问题——公交车的班次太少！公车班次太少，等一次要好久。人多车少，车来了你如果挤不上去，再等下一趟，就会耽搁自己的正事。哪怕你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此后台湾方面有意识地增加公交车班次，结果一夜之间，台湾人的道德水平大幅飙高。横竖车上有许多空座位，下趟车几分钟就会驶到，只要不是太神经，谁也不会争先恐后。[5]

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台湾人、台大学生在内心上都渴望一种文明、礼让、守规矩的道德观念。台湾的公交车制度和其他地方的一样，按班按点按线路运行；但公交车的多少却影响了人们是否挤公交车的理性选择，而首先并不是道德要求彻底改变了这种行为结果。也就是说，资源的特性，包括资源的利害性和稀缺性，在某些关键点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资源具有高利害性和稀缺性与资源具有高利害性和丰富性的不同情形下，即使面对同样的道德期望和制度安排，行动者的行为选择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3.楔入资源特性的整合性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

在新制度主义诸多流派中，历史制度主义的基本假设是，围绕着稀缺资源而展开竞争的各个集团之间的冲突，构成了政治过程的核心所在。再分配型政策主要解决稀缺资源的分配。历史制度主义由于强调了各政治行动主体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及其在既定制度约束下所展开的资源争夺，所以非常适合用来分析再分配型政策[4]。可见，资源的稀缺性至少在历史制度主义和再分配型政策那里已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重视；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而整合其他变量进行综合分析，而是走向了各自的侧重点。

本研究认同新制度主义各流派之间加强交流与整合是可能的，并将继承这些整合性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本研究认为，应进一步放宽新制度主义的假设，除了强调观念、制度、理性的整合作用之外，还应着重考虑资源本身的特性（包括利害性和稀缺性）这一重要变量。观念、制度、理性、资源特性这四种因素都对制度的运行和变革产生影响，这比任何单一新制度主义流派所持假设和理论的解释性更强，也更符合实际。这一楔入了资源特性因素的整合性新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可以描绘为图1所示的框架图。

科研伦理问题的整合性新制度主义分析

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崇高的事业。科研过程中存在伦理道德问题，这听起来似乎令人费解，但这确是社会的现实。从初出茅庐的科研小字辈到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其中存在情形各异的科研伦理问题的不乏人在。那么，从整合性新制度主义的视角来看，如何理解这些科研中的伦理不良现象？如何分析其中的逻辑机理？本研究认为，科学道德观念、相关制度安排、科研资源的特性和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选择等，都对科研伦理问题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1.科学道德观念

科学道德观念是科学界在科学精神、伦理道德、科研规范等方面应当持有的基本看法、态度。目前，我国正在加强科研诚信和科研伦理建设，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实际，科学界已形成关于科学道德观念的一些共识。例如：科学精神包含求真精神、实证精神、进取精神、协作精神、包容精神、民主精神、献身精神、理性的怀疑精神、开放精神等；科研伦理包含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和公正原则等；科研规范包含诚实原则、公开原则、公正原则、尊重知识产权、声明与回避原则等；而杜撰、篡改、剽窃，数据的不当使用、违反科学规则、不当的同行关系、不当的师生关系、基于产出压力的不当科研等，则属于科研不端与不当行为[1]。科学界倡导广大科研工作者应共同遵守基本的科学精神、科研伦理和科研规范，坚决杜绝科研伦理问题。

2.相关制度安排

近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协等国家部门及相关机构不断加强科研诚信与科研伦理建设，颁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科研工作大力加强制度规范。例如：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生物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学术出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CY/T174-2019）》等重要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科学道德要求，并规定了对违反科学道德要求行为的处理办法。这些制度安排有利于倡导正确的科研观念、引导正确的科研行为以及处理不当的科研行为；但科研伦理问题仍然存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制度失灵”现象。究其原因，一是制度本身有不完善之处，存在制度漏洞，给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空间。二是科研伦理问题的发现机制存在问题，很多规范性文件只是原则性地指出“一经发现……就……”；但是如何发现却有很大的难度，致使现实中很多科研伦理问题难于发现。三是制度执行不力，使一些问题难于处理。

3.科研资源的特性

科研资源的特性主要可从稀缺性和利害性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科研资源具有稀缺性。并非所有科研人员都能公平地获得大致相当的科研资源，科研项目的多寡和级别高低、科研经费的多少都有很大的区别。二是科研资源具有高利害性。科研经费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科研人员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科研项目是产出科研成果的重要条件；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与科研人员评优评先、评奖、评职称等事项密切相关，甚至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正是因为科研资源具有稀缺性和高利害性，致使科研资源，特别是省部级以上的重要科研资源，具有高度的竞争性。

4.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选择

面对现实，科研工作者往往在科研伦理与科研实力两个维度上难以统一。部分科研工作者既讲科研伦理，又有科研实力，一般能获得重要的科研资源；部分科研工作者有一定的科研实力，但不太遵守科研伦理，以此来获得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这就经常出现科研伦理问题；部分科研工作者科研实力相对较弱，但讲究科研伦理，勇于面对现实，踏实肯干；部分科研工作者科研实力弱，但又想获得重要的科研资源和科研成果，因此不惜铤而走险，违反科研伦理，这是科研伦理问题的常作俑者。

当然，在存在科研伦理问题的科研环境中，科研工作者还会根据对他人行为的预期来选择自身行为。也就是说，无论自身科研实力如何，只要他（她）认为或担心科研过程中可能存在风险，而他人很有可能利用机会主义等行为来获利，而自己不在某些环节做违反科研伦理之事，则很可能失利，他（她）就可能主动或被动地做出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

综上可见，从整合性新制度主义视角来看，科研伦理问题的形成受到科学道德观念、相关科研制度、科研资源的特性及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选择等方面的综合影响。科学道德观念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相关制度安排起到规范和约束作用，科研资源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度的效力。科研工作者面对一定的科学道德观念和制度安排，考量科研资源的稀缺性和利害性，做出自己的行为选择，这样就产生了具体的制度效果。

加强科研伦理治理的措施建议

既然科学道德观念、相关科研制度、科研资源的特性及科研工作者的理性选择等都对科研伦理问题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就应当从这些方面采取措施来加强科研伦理建设，切实解决科学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从而净化科研环境，提高科研质量。为此，应当从教育、发展、预防、发现、惩治等多角度出发，多管齐下，方能产生综合效应。这也可称之为加强制度建设的EDPDP模式，即教育（Educate）—发展（Develop）—预防（Prevent）—发现（Discover）—惩治（Punish）综合治理模式。

1.加强科研伦理宣传教育

对广大科研管理者和科研人员进行宣传教育，使其掌握基本的科研伦理观念、原则和要求，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文化氛围，强化自律。例如：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树立典型，利用案例开展形象的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将“科研伦理”纳入课程体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将科研伦理的内容纳入科研人员职业培训体系等[6]。在这方面，欧洲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他们普遍要求科学家在向年轻科研人员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科学道德伦理教育，强调教育为主，防患于未然，如法国农业科学院所属的绝大部分单位采取了公开培训或实验室培训体系等各种形式的教育，德国要求对青年科研人员讲授科学道德课并在各大学普遍开设科学道德课程[7]。

2.加大科研投入并合理分配科研资源

科研伦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一个发展问题，需要加大科研投入并能合理分配科研资源，解决好科研资源的稀缺性和高利害性等问题，大力降低科研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使真正有志于从事科研的人能潜心做学问。例如：分配国家财政开支的科研经费应将普惠制与重点支持制度相结合，让每一个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和教学科研岗位的研究人员都能有起始的科研经费，然后根据科研成果的质量后续再做重点支持。以学术评价替代行政评价，以评价激励科研成果为重，以资助科研立项为辅，科学从严制定有关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参与科研资源竞争的规范，实行代表作制度，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8]。

3.建立和完善科研伦理问题的发现机制

由于一些科研伦理问题的隐蔽性、模糊性，相关人员之间相互维护利益、面子，加之相关制度不够健全，很多科研伦理问题并没有被发现，从而使得机会主义行为大行其道。因此，应当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开发社会问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共同监督制度。例如：党政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社会舆论和科技界可以共同努力，建立联防机制，建立健全对科研伦理问题的联合监察网络[6]；充分发挥网络监督作用，利用网络监督不受时空限制、实时性和公开性等特点，通过网络监督增加科研信息的公开性、增加科研人员行为的透明度，加强科研管理部门的协调沟通[9]。

4.加大预防和惩治力度

加强科研伦理建设，重在预防，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评价体系等，使科研伦理有规可依，防范于未然。例如：建立双盲评审制、同行专家评审制、一票否决制、回避制，尽可能使论文的发表与否与个人的切身利益脱钩[6]，建立健全科研伦理制度，使违反科研伦理的行为无处遁形[9]等。

此外，对于已经存在和发现的科研伦理问题，要加大处置力度，提高违反科研伦理的违规成本，但惩罚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以儆效尤、防微杜渐。例如：依法严惩科研伦理失范者，对相关行为应予曝光，并在评职称、申请课题等重大事项方面给予一定时期的停办处罚[6]等。

总之，加强科研伦理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角度采取措施，发挥综合效应。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我国高校科研诚信问责制度建设研究”（项目编号：BIA17017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领导小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3.

[2]陈伟.关于学术不端的新制度经济学思考[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31（4）：24-27; 朱家德.学术失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8（4）：29-32; 詹国彬.学术不端行为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08，28（12）：57-58，65.

[3]海因兹-迪特·迈尔， 布莱恩·羅万，郑砚秋. 教育中的新制度主义[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7（1）：17.

[4]何俊志， 任军锋， 朱德米.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2-8.

[5]有些事，根本不是道德问题[EB/OL].（2015-05-19）[2022-11-12].https：//weibo.com/p/1001603844008320349107.

[6]田小平.促进科学道德建设的对策建议[N].光明日报，2009-12-26（7）.

[7]谢耕发.发达国家科学道德建设启示：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存浩院士一席谈[N].科技日报，2002-02-08（8）.

[8]王强，王健.论科学道德建设[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4）：86-89，102.

[9]白坤朝.加强科学道德建设的一些政策建议[J].科技导报，2010，28（13）：18.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