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竞辉 杨晓明

编者按：

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归来——中国海外文物回归纪实》一书，对中国流失海外文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解读，首度披露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流失海外文物惊心动魄的回归历程，以精彩案例讲述中国流失海外文物的回归故事。本刊从中节选部分章节，以期唤起全社会对流失海外文物的关注和思考，提升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秋帖》《伯远帖》：珍稀墨宝讲述故宫的久远往事

作为中国国家图书馆2019年年底的重要展览，“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入藏纪念展”于12月26日如期启幕。这批多达166页的郑振铎等人与“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在1952年至1958年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客观地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老一辈文博工作者们为抢救国宝文物所付出的艰苦努力。这些信件顺利入藏国家图书馆，是在政府部门、良心企业的积极合作与共同推动下实现的。2019年9月，国家文物局得到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的消息后，便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及时沟通，后者在国家利益与商业利益面前迅速做出抉择，不仅在尊重商业规则的前提下成功竞购这批信札，而且义无反顾地将其捐赠给国家文物局，最终入藏国家图书馆。

这批体量和数量并不十分显眼、用各色墨水书写在各种材质和尺寸纸张上的信札看似凌乱且平淡无奇，但其中涉及的有关收购文物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文物真伪鉴定和收购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内容却重如千斤，它们承载了旧中国被外国侵略者欺侮、国宝流落异乡，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历经艰难险阻，积极奔走抢救国宝，最终拨云见日、喜迎国宝回归的历史。

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在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的积极倡议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5月24日颁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史上的第一部法规文件，于1950年7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左上角的显著位置全文刊发，充分彰显了党和国家对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坚定保护的决心：一方面，文物出口限制更加严格、文物进出境审查制度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新政府将竭尽全力采取多种途径抢救旧中国流散于海外的国宝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有一些内地收藏家携带大量古董珍玩移居香港，并时常在香港市场上出售，其中包括一些流散于民间的故宫文物。而香港作为自由港，汇集了世界各地的收藏机构、私人藏家和文物贩子，很多人对中国文物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收入囊中。郑振铎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急如焚，即刻向时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做了汇报。三人经过磋商，于1951年3月以文化部的名义向政务院呈交报告，申请专款抢救在港文物。向来对文物保护工作十分重视的周总理亲自批复成立“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同意拨出专款抢救文物，并指示这一工作必须秘密进行。文化部文物局按照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委派专人负责香港文物的回购任务，由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组织领导，王冶秋、张珩、王毅、徐森玉参与其中，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负责联络协调工作。香港方面的人选是郑振铎经过反复思量才最终确定的。徐伯郊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徐森玉的长子，自幼耳濡目染，酷爱文物，打下了坚实的文物鉴定基础；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位具有高尚道德情操、优良藏风的收藏家，始终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另外，徐伯郊常年来往于香港与广州之间，作为香港银行界的翘楚，与香港的上流社会交游甚广，向来出手阔绰、消息灵通，且口碑极佳。因此，徐伯郊便顺理成章地成了香港方面的负责人，沈镛和温康兰两人从旁协助。刚刚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面临的第一個挑战就是抢救在港重要文物——《中秋帖》与《伯远帖》。在多方人士的积极筹措、共同努力下，两件价值连城的书法作品有惊无险地顺利回归。首战告捷，中央政府回购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的信心倍增，随之筹划开展更大规模的文物回购。这个临时性的组织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绩斐然，接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抢救文物回归祖国的奇迹。许多文物，尤其是古代书画和善本古籍，在与祖国分离若干年后终于回归故土，并被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图书馆永久珍藏。

每当人们提及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抢救回国的顶级国宝《中秋帖》和《伯远帖》，关于“三希堂法帖”的来历总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位于北京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自雍正帝后历代皇帝的起居场所，其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墙上悬挂着一块乾隆帝御笔题写的“三希堂”匾额。这间屋子里珍藏着中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三件稀世墨宝：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之子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献之侄子王珣的《伯远帖》。它们一直被乾隆帝视为珍宝，甚至还命人专门辟出一间屋子妥善保管。三件宝帖虽然屡次涉险，却总能逢凶化吉、安然无恙。1924年11月3日，冯玉祥责令原驻扎景山的故宫守卫部队缴械，国民军进驻故宫。11月5日，溥仪被迫迁出故宫时，欲将《快雪时晴帖》藏于寝具中夹带出宫，幸好被国民军的士兵及时发现，《快雪时晴帖》因而躲过一劫。1928年6月4日清晨，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从北平开往沈阳的列车被日本人炸毁，得知消息后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不免冷汗淋漓、一阵后怕。就在前一天，张作霖曾派人向他索要《快雪时晴帖》，欲带回沈阳，易培基当时急中生智，推说宝帖被锁在保险柜中，而钥匙分别在冯玉祥等三人手中保存。由于张作霖急于第二天离开，不便抢夺宝帖，故而《快雪时晴帖》再次幸运地躲过一劫。后来，该帖被国民党政府迁移至台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而其他“二希”《中秋帖》和《伯远帖》的运气就远不及《快雪时晴帖》了。这两件宝帖虽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却命运多舛，几度流落民间，辗转数人之手。在它们即将再次被售卖前，身居中南海的周恩来总理决定收购这两件宝帖，最终力挽狂澜，结束了国宝四处漂泊的命运。《中秋帖》，传为东晋王献之书，纸本，手卷，高27厘米，宽11.9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原有5行共32字，后被割去2行，现仅存3行共22字。释文曰：“中秋不复不得相，还为即甚省如，何然胜人何庆，等大军。”无款署，有明董其昌、项元汴及清乾隆帝等人的鉴藏印跋。《中秋帖》字形大小正斜组合，行草相杂，书法古厚，墨彩鲜润，字距布置紧密，运行流利，连断往复。整幅字守中线，行间透气，齐头平脚，气韵贯通，雄浑奔放，气吞万里。《伯远帖》，东晋王珣书，纸本，手卷，高25.1厘米，宽17.2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伯远帖》有5行共47字，释文曰：“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克申。分别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有明董其昌、王肯堂及清董邦达、乾隆帝等人的鉴藏印跋。《伯远帖》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其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早期行书的典范之作。全篇随其本字之形，顺其自然之态，而又通篇和悦，自然一体，有如天成。

关于二帖如何流落民间，历史学家考据认为：自1911年至1924年溥仪出宫前，《中秋帖》《伯远帖》曾藏在敬懿皇贵妃所居住的寿康宫，溥仪出宫之时，敬懿皇贵妃将两幅字帖偷偷携带出宫，后转卖给一家名为“品古斋”的不起眼的小古董铺。而经常光顾这家古董铺的人里，有一个叫郭葆昌的，是势力庞大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家财万贯，酷爱收藏。当他在店里看到展现在面前的两幅字帖竟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貌的“三希堂法帖”中的二帖时，难掩心中的震惊与喜悦之情，遂与掌柜讨价还价一番，一掷千金买下二帖，并提醒店主按规矩为他保密。郭葆昌死后，其子郭昭俊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这两幅珍稀的字帖，但可惜由于国内形势混乱，加之家道日益中落、生意经营惨淡等原因，郭昭俊的生活一度出现问题。为解燃眉之急，他被迫在1949年登门拜访新组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急欲将二帖出售。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领导经历了短暂的惊喜之后，考虑到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且采购经费捉襟见肘，只能万般无奈地拒绝了郭昭俊提出的售价。“二希”再次流散民间。“三希堂法帖”的团圆梦就这样由于时局的动荡、人心的不稳和资金的匮乏而破碎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毕竟是国民党政府溃败台湾后在匆忙之间组建的，虽然收藏的珍宝琳琅满目，但始终无法与安居故土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相提并论。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流传下来的珍稀墨宝自带灵气，得天地护佑的话，那么冥冥之中，《中秋帖》和《伯远帖》的归宿早有定数。

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的是，时隔不久后的1951年，两幅书法作品在英国于香港建立的汇丰银行重见天日。不善经营的郭昭俊因为急需用钱不得不把两幅宝帖抵押给汇丰银行，而眼见抵押期限即将到期，他却无力赎回。郭昭俊每日都处在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状态中，一方面，汇丰银行不停地催促郭氏还款；另一方面，郭氏四处筹措资金却收效甚微。如果不能及时还款，那么汇丰银行就会依法依规对这两件墨宝进行公开拍卖。届时，世界各地的古董机构和商人定会蠢蠢欲动，争先恐后地争夺中国的珍贵文物，当年圆明园的悲剧恐会再次上演，中国文物将难逃再次流落他乡的厄运。正当郭昭俊一筹莫展之时，他的一位世交好友的出现不仅为他解了燃眉之急，也为国宝的回归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徐伯郊在得知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在国宝即将流落异乡的紧急关头，当机立断，决定竭尽全力挽救国宝。于是，他一方面尽力劝说郭昭俊把国宝卖给祖国，使其回归故土；另一方面，他也在第一时间把此事告知其父——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森玉，徐森玉将此事及时上报了国家文物局。而这份报告即刻被送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1951年11月5日，周恩来总理关于同意购回《中秋帖》《伯远帖》致马叙伦、王冶秋、马衡等的函件，全文如下：

马副主任并王冶秋副局长、马衡院长并告薄副主任、南行长：

同意购回王献之《中秋帖》及王珣《伯远帖》。唯须派负责人员及识者前往鉴别真伪，并须经过我方现在香港的可靠银行，查明物主郭昭俊有无讹骗或高抬押价之事，以保证两帖能够顺利购回。所需价款确数可由我方在港银行与中南胡惠春及物主郭昭俊当面商定并电京得批准后垫付，待《中秋帖》及《伯远帖》运入国境后拨还。以上处理手续请与薄南两同志接洽。

按照周总理指示，文化部文物局决定立即派出“三人专家小组”赶赴香港。除了王冶秋，还有马衡与徐森玉两位故宫元老。马衡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二希”回购的细节，11月15日，馬衡和王冶秋乘火车抵达广州，与先期到达的徐森玉和徐伯郊父子会合。1951年，粤港往来已不自由，迫于形势，他们最终决定由裴延九、徐鹿君和徐伯郊三人化装成船员从澳门赴港，鉴定二帖真伪并与郭昭俊谈判。香港方面，中南银行行长胡惠春作为中间人已与郭昭俊接洽，“三人小组”准备请胡惠春先行垫款，以防万一，又请周作民的金城银行作为垫资备选。11月23日晚，马衡广州寓所的电话铃声响起——徐伯郊告诉他，谈判成功，除赎金外，再给郭昭俊3万元港币，本息共计488376.62元港币，便可顺利拿下“二希”。挂掉电话不久，马衡又接到北京消息，总理已获知此事，并批了50万元港币回购款，次日将汇到中国银行户头。由于中国银行及时出资，中南和金城银行并未先行垫付。稀世国宝以近50万元港币的天价成交，约相当于87500美元。而这一年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国家外汇储备为20世纪50年代的最低值，仅4500万美元。“二希”的购买经费大约占到当年外汇储备的千分之二。若以当时大陆的物价水平测算，大约能购买230万斤大米。两幅宝帖顺利归国后，由国家划拨给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

在外流浪了20多年的两件顶级文物终于在经历了一番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夺宝大战后安然无恙地重回祖国怀抱，结束了四处漂泊、无家可归的命运。这也开启了中国政府抢救流散海外的国宝的序幕，随后一大批国之重器、国之瑰宝陆续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