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

“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生的经历去证实了这句话。

北京的胡同藏龙卧虎，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位于北京西城区椿树街道魏染胡同30号、32号，是传奇报人、革命志士邵飘萍办报和生活的地方。

“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这是邵飘萍说的一句话，他也用一生的经历去证实了这句话。1949年4月，毛泽东亲笔批复确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4年6月，邵飘萍的遗骨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邵飘萍故居为两进院落

邵飘萍本是一介书生，但他心怀壮志，为了新闻的真实与公正，秉笔直书，抨击丑恶，成为民国著名报人，最后还献出自己的生命，用鲜血写下了中国新闻史上荡气回肠的一章。

邵飘萍故居为一座二层小楼，进门影壁上是邵飘萍题写的“铁肩辣手”四个大字，这是他创办《京报》并任社长时，将李大钊书赠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缩写后作为自己和报社全体同仁的座右铭，将“妙手”改为“辣手”，可见其不畏艰险、勇于战斗的精神。

春去秋来，小院中的景色随着季节不断地变化，尤其是到了春天，鲜艳的月季花散发出迷人的芳香，沁人心脾。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四合院，不过，它跟其他的四合院相比起来却略胜一筹。由三个院子相连而成，最大的要数中间那个院子，它有八十多平方米。靠南墙根有一棵榕树，夏天时，榕花飘落满地像是鋪了一层薄毯。中院的北房又高又大，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故居展区分前后两进院落，是当年邵飘萍和家人生活起居的场所，前院4个展厅，后院3个展厅，如今设置了《京报与京报馆》《百年红色报刊》《邵飘萍生平事迹》三个主题展。

展厅根据史料还原了当年邵飘萍会客厅的场景，东侧墙上陈列着他手书的“铁肩辣手”竖幅大字，一旁的几张黑白照片向人们展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展厅中有一份毛泽东在文件中批复邵飘萍为烈士的重要文献。

展厅里还陈列着两本繁体影印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其中《实际应用新闻学》是邵飘萍写下的我国第一部采访学著作。邵飘萍不仅用报纸为爱国进步思想宣传，还亲自登上讲堂传授知识，培育新闻人才。

展厅中保存着由京剧名伶马连良先生拍摄的邵飘萍殉难后的照片，复制的华丝葛长衫、黑色纱马褂亦有展出，令人悲怆。

邵飘萍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邵飘萍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当时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也是研究会的成员，每周去听邵飘萍讲课，受益匪浅。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深情地说道：“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牺牲后，1949年4月21日，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毛泽东亲笔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舍慰问、关照邵飘萍的遗孀汤修慧。

邵飘萍的积极活动，使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国民杂志社在促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兴起，以及加强爱国学生运动和革命力量的联系上都起了积极的作用。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是五四爱国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而时任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则是“五四运动”的又一位发轫者。

1918年10月5日创办了《京报》，自任社长。《京报》内容注重外交、经济、政治、社会，为当时北京最进步的日报之一。他挥毫书写了“铁肩辣手”四个大字悬挂于编辑室内，勉励同仁坚持宣传爱国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以唤起国民觉悟、共除祸国殃民的军阀为己任。《京报》爱国为民的旗帜十分鲜明，很快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为了提高报纸的社会效益，邵飘萍十分重视创办副刊。《京报》初时的副刊仅有《小京报》和《青年之友》，后大力扩充，又有了《京报副刊》《戏剧周刊》《民众文艺周刊》《经济半月刊》等8种。此外，还有北京基督教大同盟主办的《科学与宗教半月刊》等临时增刊。他借助社会力量、邀请各方人才办副刊，使《京报》成为新闻、杂志相结合的“北方最大规模、革新进步之日报”。

1919年5月初，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全失败的消息披露于报端。邵飘萍接连撰写了《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勖我学生》等文章。在这晴天霹雳下，中华民族纷纷痛斥腐败政府的卖国行径，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霸权欺凌。各种社团也纷纷召开应急会议，力谋补救，邵飘萍为顾问的《国民》杂志社便是最为积极的一个。5月2日，《国民》杂志社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并约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参加，由邵飘萍向学生报告北京国民外交协会议决通电各省，准备于5月7日召开国民会议，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的有关情况。

5月3日晚上的全体学生大会，参加者有1000余人。会议开始后，由邵飘萍第一个发表演说，他向学生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具体地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以及当前形势。他激动地呼吁：“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原定5月7日的国耻游行，提前于第二日举行，各校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爱国大示威。这就是5月4日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后，邵飘萍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团结一致，以强大的革命舆论，紧密配合斗争的开展。

邵飘萍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及其对青年人的影响重大，被反动当局视为大逆不道，遂以“扰乱京师治安”“侮辱政府”的罪名下令通缉，并于8月21日查封了《京报》社。邵飘萍从屋顶逃出，避难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久，再次东渡日本。

1920年7月，段祺瑞因在直皖战争中失败而垮台，邵飘萍获悉后立即向《朝日新闻》社辞聘回国。刚上台执政的直系曹锟、吴佩孚，为了表示自己不同于段祺瑞，以政府的名义授予邵飘萍一枚“二级勋章”。对于这种收买，邵飘萍坚决不予理睬。回国后，他忙于四处筹集资金，在宣武门外魏染胡同营造新报馆，并于9月20日重新出版《京报》。

1925年春，根据邵飘萍本人的志愿和他在实际斗争中的表现，经李大钊和罗章龙介绍，中共北京区委吸收其加入中国共产党。邵飘萍入党以后，以更加高昂的斗志投入革命斗争。在繁忙的报务之余，邵飘萍还潜心研究新闻采访学，成为最早将新闻加以研究的中國学者。他编著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由《京报》发行，曾多次再版，成为当年新闻记者案头必备之书，也是第一部由我国学者自撰的新闻采访学专著。

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也对此切齿痛恨。1926年4月18日，奉军进入北京。张作霖出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捕邵。京报馆和邵家电话、住宅受到监听和监视。他们散发传单，诬蔑邵飘萍是“卢布记者”。在亲朋们的再三苦劝之下，邵飘萍暂避六国饭店，把报馆交给夫人负责维持，《京报》仍照常出版。张、吴抓不到邵飘萍，就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2万大洋收买了曾与邵飘萍有过交往的《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张翰举卖友求荣，于4月24日到六国饭店，诈称他已疏通张、吴，允许邵飘萍在北京继续办报，将邵诱出使馆区。当天夜里8时许，邵飘萍在魏染胡同南口，被事先埋伏的30余名侦缉队员围捕。接着，敌人搜抄邵宅，拿走手稿《新俄国之研究》，作为他宣传赤化的罪证。北京新闻界得知邵氏被捕入狱，立即派出13名代表为营救邵飘萍而奔走。他们再三与军方、警方交涉，要求释放邵飘萍。

1926年4月26日，天色未亮，邵飘萍被押至天桥刑场。临刑前，他神情自若地向监刑官拱手说道：“诸位免送！”他镇定从容地走向行刑台，慷慨就义。

北洋军阀不准家属收尸，名伶马连良慨然以友人的身份出面，参与为邵飘萍收尸。他出钱请人在城外搭建了一个举丧的凉棚，接待前来吊丧的人们。

史载，前来吊唁的人很多，丧事从上午7时开始，到下午3时还没有结束。马连良还拍摄了照片，为控诉北洋军阀的暴行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中一张是邵飘萍整容后的遗容，照片上，他饮弹牺牲后左眼下的弹洞清晰可见。

邵飘萍牺牲后，他的夫人汤修慧承继丈夫未竟的事业，独自扛起《京报》的大旗，在1929年复刊，并亲自担任社长兼总经理，成为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大报的旗手。建国后，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1986年3月2日，汤修慧病逝于《京报》馆内，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