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锐

夜色中俯看康乐村、鹭江村全貌。

自从2022年年底在广州疫情中成为焦点，海珠区康乐、鹭江两个城中村里数量众多但散乱的大小制衣厂又一次被外界关注。围绕它们的讨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防控管理一路延展至旧城改造和产业升级。

事实上，数年来，康乐村、鹭江村不止一次被关注，起因各异，但最后总会落于这两点。而且答案都一样：没有答案。

至于“要拆”“要搬”这样的消息，在两个村里也已经至少盘旋了4年。2023年春节后刚开工不久，模糊的消息再次有了具体的面目：2月，是“去清远”—在这两个村聚集的制衣厂，将被招到距广州90多公里外的清远市；4月，是“搬上楼”，一份名为《中大纺织圈发展规划纲要》的文件提及，考虑“把传统小厂房集中搬上高层空间”。

以旧城改造的视角看，这两个相连的城中村需要被改造的原因几乎是显性的。它们在城市的中心区域：走出康乐村约一公里，就能见到中山大学南校区内被保护的古建筑和穿梭其中的学生们；鹭江村出口几百米处则有汇聚了连锁店的、光鲜明亮的合生广场商业中心。但在两村共1500亩的区域内，聚集着数以十万计的人口和数千家制衣工厂—因为人口的流动性大、工厂的形态以家庭式和作坊式为主，二者的数字很难被精确统计。这些工厂开在村内密集的居民楼里，楼多由当地村民自建于1980、1990年代，彼时这片区域还农田遍布。从各地来开服装厂的人租下了它们，其中湖北人最多；随着生意的扩大，房子又被不断向上加盖。

村里的生活与生产仍显现出一种“原始”。楼距极近的“握手楼”中间空出狭窄的走道，抬头只能看到一线天空，以及吊在窗口的布匹和货箱。由于这些楼很少装电梯，厂主经常在窗口安上吊机，让货物从一层楼门口缓缓吊到自己所在楼层的窗口。工厂老板们常年在村子的主干道上举着小黑板寻找生意，以接近菜场交易的方式找到客户和工人。

尽管“搬走”的信号在2022年年末海珠区的疫情发生后曾一度相当强烈，今年3月左右，当《第一财经》杂志在这片区域询问“谁愿意离开”，无论制衣工人、厂主还是服装辅料店店主，几乎没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

如果想进一步理解这种回答，只要在村里待上两天，就能发现康乐、鹭江两村的“稳固”建立在一种让人很难插手的“灵活”之上。

康乐鹭江两村和附近几个制衣、辅料制造村紧挨中大布匹市场，它们共同构建了“中大纺织圈”，有着稳固的生产和生意模式。在这里，国内的中低端女装以极快的速度在非标准化的小工厂里产出，整片区域的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

鹭江村的制衣厂厂主陈前进在赶制衣服。在成为厂主之前，他当过六七年制衣工人。

制衣厂厂主华文龙，他曾经在沙河批发市场经营服装批发档口。

康鷺村常见的层层加盖的居民楼，不少工厂就开在这里。

工厂里的制衣从业者在吃饭。

人力装卸货。

电动车在村里很受欢迎，它可以载着制w衣从业者迅速到达村里的各厂各店。

小工厂接小订单并迅速交付后再找新客户、接新单的“小单快返”模式在这里成熟运作。村里云集了日结工资的熟手工人，厂主和下订单的商人习惯了相互观望、“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无论能容纳几十人的大厂，还是一家人运营的作坊都各有生意。相比盒子式的大工厂，有人把这里比作自然生长的池塘，同时容纳了“蝌蚪”和“青蛙”，是一个绝对稳定的生态 圈。

但城市旧改已经介入这个“生态”。2月起，为了“拆除违建”，康乐鹭江两村中一些加盖的顶楼工厂已经被拆成废墟；3月中，它们楼下的工厂仍在一切如常地运行。

“每一种角色都满意”

2019年，康乐、鹭江两村上一次陷入拆迁的讨论时，陈前进曾经试过去深圳的一个工业园区做一线服装品牌加工厂的厂长，但他只在那里待了三四个月就回到了广州。在那之前，他跟随湖北老乡在鹭江村做了七八年制衣工人。

陈前进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工业园区里过按时起床睡觉的规律生活，也不适应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和“过高”的生产要求。带着在广州城中村里的习惯和标准，他在深圳频繁因为质量原因被客户要求返工。他为此专门请了几位质检员—在广州的城中村里，出于人力成本考量，这个角色常常被省略；但在深圳标准化的工厂里，这是一笔不得不花的开销。

“花三四千元买一件衣服的人总是少数”，为了让自己更放松地、做多数人的生意，陈前进回到了鹭江村。在这里，一切看起来都更灵活，想要不那么苛刻的客户，只要下楼去招就可以。他有权自主选择发展的方向和空间。

在村里的主干道上，工厂老板们从清晨开始举着小黑板和样衣招客户和工人，这是两村最为外界熟知的场景。一个有服装加工需求的客户，可以和这些老板一一攀谈、货比数家，在户外大声讨价还价，最终与最契合的加工厂厂主达成合作。

陈前进当然也知道这种“灵活”的代价，既然每个工厂老板都有均等的机会，相互之间低价恶性竞争的几率就更高。此外，“灵活”的背面就是“不确定性”，既然可以随意选择，工厂厂主和服装订单客户都默认自己“脚踩多只船”。

但相比标准化、高质量的压力，陈前进还是更看重充分的自主掌控权。2019年年末回到鹭江村后，他在这里的几家工厂做了3年采购和加工管理员，2022年7月他付了40多万元的转让费，以月租2.4万元的价钱在鹭江村口租下了一间200平方米的工厂。

29岁的工人刘魏，因追求自由留在康乐村。

做中老年女装批发生意的张琦就是在鹭江的街上和陈前进相识的。他和家人2022年从湖北老家来到广州创业，在沙河服装批发市场开了服装档口，每个月需要上三四十件新款，批发给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的服装店。家人负责打好衣服的样式，张琦拿着样衣寻找合适的工厂加工。

作为“中大纺织圈”一部分的康乐鹭江两村成了他找工厂的首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快”和“方便”：在中大布匹市场买好布，步行几分钟就能到达村里，一并采购好辅料、找好印花厂，再直接送到加工厂。电瓶车是这里最流行的交通工具，它们在村里毛细血管一样的小道上飞驰，但能准确地避开行人并在需要的地点适时、平稳地停下。在大城市里，这给了张琦一种小镇市场的行走尺度和人工效率。

最快的情况下，前一天下单，第二天成衣就能出现在张琦在沙河的档口。这也是不少沙河、十三行的服装批发市场档口主每天的路径和经历，因为适时地、比别的档口更快地挂出好卖的款式是生意的关键，速度至关重要。这些批发市场距离中大纺织圈不过半小时车程，“从市中心到市中心”的距离能为生产速度加持。

与工厂里标准化流程造就的速度相比，康乐、鹭江两村的制衣速度是由更显性的市场竞争催生的。它更人工、更自发，甚至更高效。

江西人华文龙同样在鹭江村开工厂，工厂里24小时有人交替工作，这是提高效率的关键。他自己的一天从早上七点半开始。到达工厂之后，熬夜做工的工人已经回家，他需要先检查夜里工人做完的衣服、给白天来的长工安排当天的工作；九点钟，把厂里工人一天的工作交代给车间主管后，他会下楼到大街上招当天需要的短工。十点半，整个村里早上的招工都接近尾声，华文龙也把招到的短工安排在各自的缝纫机前，开始在玻璃门另一边的办公室里坐下泡茶。在午饭前，他会给前一天的短工转账工资，厂里若临时缺人手，他就亲自补位。

下午一点，前一天熬夜工作的长工上班，他再次给他们安排工作；五点吃晚饭，已经有工人做出了成衣，负责剪线头、熨烫等收尾工作的“尾部”工人和主管也在这时到达，他们在饭后将连夜工作到天亮。从批发市场来的客户们往往在天黑之后光临工厂，此时他们忙完了档口的生意，需要和华文龙商量接下来的订单。生意谈完，华文龙离开工厂的时间往往接近凌晨。

在街头招工、招客户的制衣厂老板们。

谈起自己鹭江村工厂生意的效率，华文龙连着说了几个“可爱”：“可爱的老板们在这里聚集”“可爱的街道把我们笼络成一个大市场”，以及最关键的，“可爱的工人有可爱的效率”。

“小单快返”的市场需求训练了工人们的速度，与这种速度相配的还有“计件日结”的工作形式。华文龙的工厂里分长工和短工，但他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位签订劳动合同。长工每月会比短工多获得500元房补，但和短工一样按完成件数计工资，可以随时离开工厂而找下一家；短工在同一个厂做满20天后，会被华文龙看作长工。

用华文龙的话说，“老板和工人都是合作关系”。因为工人做得快、好、多能直接在当天收获更多的工钱，熬夜赶制在这套系统下看起来是“自愿行为”。和老板们的灵活和紧张一样，工人的“自愿”进一步加快了整个村的链条运行的速度。

这让康鹭村在业内以“聚集了制衣能手和熟手”而知名，“随时随地都能找到活做”和纯粹的“多劳多得”练就了工人们的功夫。同时，因为没有工厂系统的约束，“自己对自己负责”的零工经济让这里的工人与工厂主一样，有一种与亲缘依赖关系和“工厂螺丝钉”都不同的独立性格。这种自由度令一些中年工人在家庭需要时可以广州、老家随时“两头跑”，而对于新近涌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一代，这种用工属性又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29岁的制衣工人刘魏就是如此，他不断提到自己“过好一天算一天”—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在康鹭两村的时间尺度。从湖北孝感老家来到广州时，除了听说这里工价更高，刘魏更看重作为零工灵活的时间，以及不用依附于任何工厂、经常能自己待着的自由度。在村里，他很少联系湖北老家的亲戚朋友，也没有回老家创业的念想，更希望用攒下的钱去外地旅游。

刘魏的一天經常从中午起床、吃饭、上街参与招工开始。几乎每天的每一个时间段，他都会留意把自己的生活日常拍成短视频，到凌晨做工回家之后熬夜剪出来，他的一天才结束。他在村里的单间每月房租1600元，这不便宜，但他看重这里每天有阳光照进来，还能直接看到窗外的广州塔。这是为了自己开心，也是为了视频效果。

“时尚的节奏”

塑造了康鹭两村的“市场需求”，多数源于附近批发市场时装更替的需要。要理解村子的起伏，绕不开理解这种“时尚的节奏”。

同广州的诸多专业批发市场一样，十三行和沙河服装批发市场从1980年代开始自发形成。数十年来，来自外省甚至海外的服装业实体店主、网络批发商在这里聚集游逛，批走他们认为畅销的款式，这是当代广州作为“千年商都”最有代表性的场景。

与2022年开始创业的张琦一家一样，批发市场的档口主需要敲定并定期更新服装的版式，然后找到合适的工厂加工。在一些时候，他们会为了节省成本而选择离市中心较远的番禺、东莞的加工厂，但那只适用于货量大、赶制时间不急的情况。每当选择距离他们半小时车程的康鹭两村时，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加急、要小单快返的需求。

在街头招工、招客户的制衣厂老板们，他们背后贴的是工厂转让的广告。

工人在工厂里赶工。绝大多数工人是日结零工，他们因为做工效率而在行业里出名。

哪怕是在网购兴盛之前，批发档口主对于这种“船小好调头”的需求也是存在的，因为有些客单的核心要求就是速度和灵活。在如今十三行的服装档口，依旧能见到挂在显眼位置的单件衣服。档口主可能并未对它批量生产，甚至也没想好定价，只是挂出来测试一下来往的客户对它的兴趣。一旦询单变多甚至有确定的订单，他们就立刻投入到类似于康、鹭两村的生产链条中去。第二天再挂新的款式，循环往复。

每一个新款都是一场测试市场的“赌博”，曾经也在沙河开服装档口的华文龙深谙这一点。即便已经开了10年档口、又成了工厂老板，他从不觉得自己走上过“生意的正轨”。在观察和试错中“兵荒马乱”、看天气和流行风向“靠天吃饭”就是这里服装生意的常态—2023年“倒春寒”持续时间长，早备了春装的小档口主就可能亏损。因为等到真正入春，流行的款式可能已经更换。

此外，档口的新款也是一场生意时间的争夺—比其他档口主早一步踩到商机就是胜利，毕竟畅销款式的命运是不断被模仿，而模仿是不少档口主生意的基础。这也让“抢快”“灵活”的意义更加突显。

张琦家档口的中老年女装款式设计由女儿和妻子负责，她们并非专业设计师，而是每到换季就去各大批发市场“寻找灵感”。这也是华文龙2013年刚创业时的日常：看准了一个风格，盯住批发市场里几个做得好的档口，有时候派人过去假装买衣服，拿回来自己改造和模仿。线上购物兴起后，他开始参考网店衣服的销售量和评论數据，以及品牌服装的款式。“有时候品牌还在预售，我们已经做出来、卖得很好了。”

工人在工厂里赶工。绝大多数工人是日结零工，他们因为做工效率而在行业里出名。

“天下文章一大抄，”华文龙说，“你写的文章是你原创的，但是你里面用的词语和句子古人早就用过了。”

既然每一个商机都可能被同行迅速复制，“超前”就变得尤为重要。提前或者推后几个小时把衣服摆上档口，意味着的，就是收获或者失去。在十三行，闲逛的人如果在与档主交谈的前20秒没能展现出批发商的身份，很有可能瞬间遭遇档口主的冷眼甚至谩骂。华文龙解释说，这种“紧张”就是源于对抄版同行的防 备。

批发市场“紧张”的竞争传导到作为生产基地的康乐、鹭江两村，就成了村里“小单快返”生产链的推力，这种稳固的联系已经在市场和工厂之间存在了数年。即便服装批发档口不断受到电商平台和直播带货的影响，他们对于工厂的需求其实改得不多。

不仅如此，近年“小单快返”的生产模式又有了一些新的意义：过去3年疫情的不确定性，让档口主们因为不愿囤货而有了更多“下小单”的需求。与此同时，“爆款”服装在市场上的影响力相较网购刚兴起时已经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快的款式更新速度和更个性化的需求。

制衣厂内景。

华文龙经营的档口在2014年到2015年时只需要每个星期更新一个款式，如今变成了每天至少一个款式。同样的，过去他经常能靠一个款式持续几个月卖几千上万件赚钱，现在每一件衣服一批能做几十件都算多。如今在他有40多位长工的工厂里，每天至少有10个不同的款式正在制作中。

“时尚的节奏”更快了。在这种高速运转、实时变动，甚至老板们不完全掌握主动性的生意里，神灵的眷顾有了更重要的意义，几乎在每一家村里的工厂里都能见到财神像、关公像，或是招财的画符。

稳固和陈旧

2023年1月，“广清纺织服装产业有序转移园”在清远开业，关于“搬走”的谈论再次密集起来。有人站在康乐村口向来往的厂主介绍“广州研发，清远制造”的政策，并安排感兴趣的人坐上大巴车去清远考察。

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协会会长梁富斌也帮忙给清远的园区招商，他不在康鹭两村从业，但这里聚集了大量和他一样从湖北来到广东工作的纺织从业者。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康乐、鹭江村内常见的“作坊式”工厂并不满足清远招商引资的需求，清远希望接收的是具有一定规模、拥有自己的客户甚至品牌、能在清远的“花园式厂房”扎根的工厂。

他再次用上了“池塘”的比喻：村里的工厂多数是“小蝌蚪”，离开了中大纺织的“生态圈”很难存活。如果小厂从村里搬离是必然的—不符合现代厂房的消防标准，止于简单加工难以见到升级的可能，税收或者劳工契约不规范—清远并不能托住它们，给它们新生。

制衣厂里常见的招财树摆件。对于这门有极大不确定性的生意，它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梁富斌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城市旧改的压力，这个链条上的人和企业都没有太多搬离的需求，“大家（的生意）都做得很顺”。因为相互之间距离近、生态完善、有惯性，订单仍在，所以没有“破局”的动力。

甚至，即便外部已出现“破局者”，这里仍然“改变不大”。同样是在广州靠着与小服装厂合作起家的跨境电商公司SHEIN 2022年的营收达到了227亿美元，近几年迅速成长为全球瞩目的快时尚公司。它获得如此规模的关键，恰恰就是“小单快返”生产模式。这些工厂主要集中在广州番禺区，和康乐、鹭江村不一样的是，SHEIN为它们装上了一套供应链管理系统，要求工人和厂主实时上传工作进度，以便平台把控所有厂的生产。

据《第一财经》杂志了解，康乐、鹭江两村几乎没有小厂与SHEIN合作，除了手上有传统批发的订单、没有必要探索新模式，小作坊老板对于数字化工具、在线系统的接受难度也是主要原因。如果直接去问在鹭江大街上招工的老板，常见的直接回答是“SHEIN利润少、结钱慢”。

在梁富斌看来，这或许还是康鹭模式无法从传统交易思维里跳脱出来、与现代系统打交道的表现，在他的观察中，做SHEIN的供应商需要从现有的系统中给自己找利。例如，SHEIN给工厂的加工费相比村里的水平不算高价，但是它会给加工厂提供布匹，量往往多于制衣所需，能够节省就能获利。这是“公开的秘密”，与系统打过交道的人都会“心照不宣”，但习惯于人工、管理随意的康鹭两村未必明白。

SHEIN的成功不仅验证了“小单快返”模式的价值，同时让人发现，能够让这一切成为“商机”的是那套能伸进小工厂、打破它们传统操作模式的数字管理系统。有数位不在康乐鹭江两村的广州服装从业者向《第一财经》杂志表示，自己有意向开发一套类似于网约车系统的软件，小厂如同私家车一样入驻平台，需要制衣的服装店主则依照自己的需求一键下单。这样，小厂哪怕离开村子，也能通过线上渠道获取订单。

希望能在村里用互联网思维创业的刘清杰。

梁富斌也做了这样的计划。他自己是广州天河区一家服装企业的董事长，希望能与一个技术团队合作实现这个构想，最好能把康乐、鹭江两村做成一个“样板工程”。不断逼近的城市旧改让他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间”—外部的力量可能会让小厂们原本遵循的链条瓦解、面临困境，如此一来双方都能借机“破局”。“如果能实现，那将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他说。

在人口普查都难以落实的村里做数字化生意的难度显而易见。3月，“积极配合康鹭片区正在开展的人、屋、企业基础数据摸排和粤居码申领工作！”和“所有租住人员必须申领粤居码！”的横幅还挂在最常聚集招工人群的康乐桥附近。只要一进村，人们就会发现村外已经满天飞的互联网、电商的逻辑在这里毫不奏效。

置身村中的年轻人体会更深。湖南人刘清杰35岁，在鹭江村和家人經营一家有十几年历史的缝纫设备零件店。2023年他开始在村里拍短视频，收到的私信内容多数是村外人发来求教“能否帮忙介绍工厂、辅料店”—行业内的人都知道村里制衣速度快，但很难知道细节。刘清杰一度动了创业当“中介带看”的心思，想试试在村里贩卖“信息差”。因为他知道，在这片村有太多隐藏在人与人之间的、不透明的行业信息，例如工厂老板表面上都说自己能做牛仔裤，但只有熟悉村里情况的人才知道他们的能力各有千秋。

在他眼里，父母一辈在村里的工作踏实但无聊，除了卖设备和零件，就是骑电瓶车到客户的厂里维修机器。年复一年，店里十几年来最大的变化可能是从现金交易变成了扫码收款。大学毕业后，刘清杰开过餐饮、和别人合伙开过直播经纪公司，在疫情来临时创业失败回到自家店铺。除了在店里帮忙，他还想用在外积累的创业、互联网思维在村里做点新事。

但他很快发现这件事难上加难，因为几乎所有的产业环节都有陈旧但稳固的运行链条。最实际的问题是家里人并不理解支持他。母亲时常问他，为什么放着实体的、摸得着的订单不做，一定要靠“跑来跑去”追求一些摸不着的东西？

回顾二三十年前刘清杰母亲那辈湖北、湖南人来到康鹭两村打拼的经历，靠“实体”维持生意的运转曾给他们带来了生计和极大的体面。无论是否从“蝌蚪”变“青蛙”，大小角色都曾在“池塘”里找到位置。那也是广州因为制造业和贸易而获得宽容、开放的名声，并且经济腾飞的时代。

时代变幻。如今刘青杰站在村中楼顶的废墟上，能望到最显眼的景观就是广州塔。它在夜晚流光溢彩，展示着现代城市的活力。而他脚下这片集效率、陈旧和脆弱于一体的“池塘”，仍在忙碌和不安当中等待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