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二七精神”的构建与传播

2023-05-15许冠东吴澌

新闻爱好者 2023年4期

许冠东吴澌

【摘要】爆发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可阐释性。在事件发生不久，“二七”就成为此次工人运动的符号受到广泛认可。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对“二七”事件不断阐释和塑造，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形成了民族解放事业和人类自由解放敢为人先、团结一致、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二七精神”。“二七精神”通过报纸杂志、纪念大会、职工运动、大生产活动等丰富多样的载体，在周期性的传播中被唤起、刻写和固化，对个人和群体留下深刻的记忆。这对动员全民族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二七”纪念；符号构建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1]由爆发于1923年2月京汉铁路大罢工运动的红色基因而铸成的“二七精神”，是红色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依然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二七精神”的构建与传播做一探讨。

一、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二七”符号

京汉铁路大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这次罢工是因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而起，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沿线各工会代表和各界来宾约200人齐集郑州普乐剧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曾标榜“保护劳工”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竟命令陆军第14师师长靳云鄂武力阻止开会，“军警封锁了代表和来宾们所住的各宾馆，监视代表行动，禁止代表出入，黄殿臣还指挥军警将大会收到的匾额礼物及工会会所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行捣毁”[2]。

面对军阀的公然压制，2月4日中午，“在长达2000余里的京汉铁路上，3万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同盟罢工。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3]。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52人，受伤300余人，被捕入狱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1000余人。面对北洋军阀的高压形势，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至此，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暂时以失败告终。

从以上事件的发展来看，京汉铁路大罢工有2月1日工会成立、2月4日大罢工、2月7日惨遭镇压、2月9日宣布复工四个关键性时间节点，事后有关此事件也出现了不同名称，如“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京汉路大罢工”“二七事件”等。之所以“二七”成为这一事件的符号，是和事后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大量记录密切相关。2月7日正是京汉铁路大罢工中林祥谦、施洋等烈士遭到血腥杀害的日子。事后不久，中共北方区委就决定于3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鉴于时局艰难，追悼会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1923年3月22日，施、林暨“二七”诸烈士追悼会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风雨操场如期举办，当时到会有千余人，登台演讲的有30余人。此后，上海、广州等地又相继举行追悼会。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和国民大革命的背景下，从1924年开始，每年的2月7日，各地都会举行类似的纪念大会或追悼会。如1924年2月7日，“上海各团体假西藏路口慕尔堂，开京汉路‘二七一周年纪念大会”[4]。在一系列纪念活动推动下，“二七”开始成为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代表性符号。

然而，纪念活动一旦停止，符号就会弱化或消失。真正保持“二七”符号永恒的载体是文字记录。1923年2月2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向导》周刊上发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一文，是最早记录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过程，并使用“二七”这一符号。同年3月，罗章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编写出版《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首次在北京“约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五万多册，畅销南北”。7月，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京汉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又编写《二七工仇》一书。“共产国际也写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5]每年的纪念活动前后也都会编写纪念册或者发表相关的纪念文章，使“二七”符号得到广泛认可和永久记忆。

二、抗日战争与“二七精神”的形塑

“二七”作为京汉铁路的符号得到广泛传播之后，有关“二七”符号的内涵和精神也在不断地建构。1925年，彭述之又发文指出“二七”斗争最重要的意义：“1.在这次斗争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伟大的团结与一致的精神。2.在此次斗争中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之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伟大的牺牲精神。”1929年，史文彬又专门谈到“二七”的真精神：“1.他只一次就揭破吴佩孚保护劳动的假面具，自后就沒有一个工人相信吴佩孚了。2.唤起全国工友对付敌人，只有斗争之一法，舍此更无他道。3.号召全国工人的阶级同盟，以与统治阶级作战。4.在斗争中锻炼了自己，检查了自己的力量，得到作战的教训。”由此可见，全面抗战以前，“二七”事件就初步形成了“团结一致、不怕牺牲、打倒军阀、争取自由”的精神象征。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不放松一刻工夫一个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6]。中共开始对“二七”事件赋予新的内涵，进而形塑更加丰富的“二七精神”。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表宣言强调“‘二七是工人阶级走上政治斗争舞台的第一声，在这以后的十五年，中国工人不断地进行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而奋斗”。[7]《新华日报》更是提出“‘二七京汉工人的斗争，正是今日全面抗敌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哨站，而我们今日的喋血苦斗，也正是十五年前京汉工人英勇精神的继续”。[8]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有关“二七”的内涵开始强调工人阶级为自由、人权的奋斗精神，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新民主主义的先锋。1939年2月，华岗发文指出“二七”工人为反抗军阀，争取自由的先锋，“所以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最大责任，就是要继续发扬‘二七以来的革命传统，与全国人民在一起，努力于抗日救亡的工作，以驱逐日寇并摧毁汉奸伪政权”。[9]1940年，张浩提出“我们纪念‘二七，就要继‘二七为自由、为人权而斗争的精神，就要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言，就要在宪政的运动中，实现我们工人应享有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有参加各级选举和被选之权利”。

1940年，金城强调“二七”事件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中国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有骨肉之密切关系，正确点说他们是绝对分不开的统一关系，中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尚产物，而它又在自己的政党领导下，突飞猛进地发展和巩固着”。[10]同年，邓发提出“二七”事件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正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要驱逐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以中国的封建势力就选择了投降帝国主义的道路，以残暴的手段来压迫与屠杀中国工人阶级”。

1942年，当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候，“二七”事件中的英勇牺牲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被广泛宣传。邓拓在纪念“二七”十九周年中指出“边区工人应该更加发扬‘二七斗争中的英勇牺牲精神，发扬将近五年来艰苦奋斗精神”。1944年，范新指出“二七”运动失败之后，虽然军阀横行，但是“工人组织工会之尔晴，并未稍怯，且经过失败之教训，不再徒注重于形式之组织，而对于组织之内容，亦知力求充实”[11]。瑞玫在肯定“二七”事件中工人的团结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后，指出“只有救济失业工人，给予工人以民主自由，使他们组织起来，才能发挥工人的伟大力量”[12]，才能使他们为祖国的解放而奋斗。

综上，抗战时期“二七”事件的意义被不断形塑，“二七精神”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和多元。概括起来，全面抗战时期“二七精神”的内涵主要包括：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率先举起了反封建军阀、反帝国主义鲜明旗帜的先锋精神；第二，为工人阶级及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争取民权的牺牲精神；第三，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第四，中国工人阶级为了人类正义互帮互助、齐心协力的团结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主动参战，努力生产，积极和日军、汉奸等反动势力作斗争，成为持久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力量。

三、抗战时期对“二七精神”的传播

首先，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战形势，在塑造“二七精神”的同时，也在广泛传播“二七精神”。全面抗战时期，主要面向边区政府和根据地的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包含其前身《新中华报》）、《解放》周刊，主要面向国统区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及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等报刊每年都会在2月7日前后刊发有关“二七”纪念文章，对“二七”的精神、意义、教训进行阐发，以向大众传播。

有些报纸和刊物还会出版专刊紀念，如《新西北报》“有了其他一些重要社论和出过一些专刊，纪念‘二七专刊，并有续范亭、牛荫冠、雷任民三人的题词。”[13]这些报刊在工人和群众中传播度非常高，不少工人和读者会写反映工人生产生活的短文和诗歌向报刊投稿，如1944年2月，《新华日报》编辑部“为了纪念‘二七，特选刊几篇工人读者的短文”，以作为对“二七”一种有意义的纪念。

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每年的2月7日都会举行专门的纪念活动以传播“二七精神”，动员抗战。一般边区总工会在延安举行较大规模纪念会，各个工厂及城乡工会则举行小规模纪念会。如1939年2月7日，延安职工在东门外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三大队大礼堂举行“二七”十六周年纪念会，“到会计有抗大职工大队，印刷厂工友等一千余人”。[14]有时，边区总工会还会在纪念会上向国内外工人发表通电，如1942年2月7日，边区总工会在八路军大礼堂举行“二七”十九周年纪念会时，“通过致全国工人，各民主国家工人，及南洋华侨工人的通电三束”[15]。国统区每年也会开展纪念“二七”的活动，如1940年2月7日，新华日报社全体职工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诸同志在重庆举行“二七”十七周年纪念大会，“开会后全体唱二七纪念歌，主席、工会理事周权量同志致开会词，请革命老前辈董必武同志报告二七惨案经过及意义”。[16]

再次，将“二七”纪念与中共领导的职工运动密切结合。抗战初期，职工运动很薄弱，中共有意通过纪念“二七”来推动职工运动发展，同时通过开展职工运动来传播“二七精神”。

此后，每年2月在纪念“二七”的同时，也成为开展职工运动的关键时期。比如，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为独立与民主而战》提出“目前中国职工在全国总工会被国民党解散之后，仍无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为了促进这个组织，各解放区的职工会应首先联合起来，成立各解放区职工联合组织——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2月10日，边区总工会致电各解放区，表示“本会完全赞成解放日报‘二七社论的意见，特决定发起成立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并提议在延安组织筹备会”[17]，商讨与筹备成立联合会事宜。随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积极响应，并派代表赴延安参加筹备工作。5月22日，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在延安成立，由邓发任筹备会主任。

最后，将“二七”纪念与大生产运动相结合。中共纪念活动善于结合中心任务来开展，“目的是服务现实，或从纪念对象中总结经验以指导现实”[18]。抗战时期，中共也有意借助“二七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使“二七精神”更彰显现实价值。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工人生产的热情，更使工人对“二七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四、结语

综上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二七精神”的塑造和传播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结合抗日战争的中心议题进行重构，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集体记忆还有一个特点，即可重构性，“‘过去本身在任何记忆中都不能完全保留，留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为‘社会在每一个时期中，借助这个时期的参照框架所能重构的部分”。[19]全面抗战时期，有关“二七”的叙事和重构，有对前一阶段的重复性解读，也有视角独特的创新型阐释，但无一例外，都是将“二七”事件纳入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事业的范畴，且呈现出伴随战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具有强烈的现实取向。

第二，传播形式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且呈现出周期性纪念的特点。中共组织重构和传播“二七精神”的过程中，既有统一部署、整体要求，又注重因地制宜，讲求实效。每年2月7日前，中共中央都会下发通知确定纪念“二七”的主题，规定活动的大概流程。同时，各个根据地、国统区、各个工厂又会根据具体情况组织实施，通过报刊、纪念会、标语口号、各类职工活动来反复地构建和传播“二七精神”。正是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新闻、纪念活动、标语口号、职工运动、大生产运动等有效载体的广泛传播，“二七精神”，以其特有的魅力影响着抗战时期的每一个成员。

第三，在构建和传播“二七精神”的过程中注重自身政党形象的塑造。全面抗戰时期，“二七”事件这一具有丰富解读可能性的故事文本，通过相关社会记忆、话语表达，在个人、群体和社会中被唤起、操演，并最终被刻写和固化为“二七精神”，并在周期性的构建中树立起中国共产党的形象。

历经岁月洗礼，时代变迁，抗战时期有关“二七”事件的文件会被淹没，报告会被遗忘，新闻终将成为旧闻，但是经过这一系列载体塑造的被我们称为“二七精神”的关于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历史记忆被牢固地保留至今，并依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赴后继，薪火相传。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39-40.

[2]汪朝光.中国近代通史：第六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435.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49.

[4]二七纪念大会[N].民国日报，1924-2-8（10）.

[5]罗章龙.罗章龙回忆录：椿园载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66.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26.

[7]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二七”十五周年纪念宣言[J].团结周报，1938（10）：11.

[8]二七：民族解放的前哨站[N].新华日报，1938-2-7（4）.

[9]华西园.今日中国工人阶级的责任：纪念“二七”的十六周年[J].群众，1939（14）：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