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　李文文

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端赖其文化精神的影响与塑造。中国文化精神中的“革故”与“鼎新”、“常”与“变”的结合，才使得中国文明得以新陈代谢、绵延不绝。《周易》中有革、鼎两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周易·杂卦传》中对革、鼎卦义的总体概括，也是革故鼎新一词的最早来源。在中华先民看来，无论天地、宇宙，还是社会、人生，皆以生命的形态存在，生生不已是根本目标，自强不息是根本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革除旧者、鼎立新者是实现创生不已的主要手段，是推进社会进步的根本途径，沉淀为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持续地开创新篇。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与“革故鼎新”的精神都有紧密的关联，成为处理继承与创新、稳定与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则。

一、“革故鼎新”的意蕴本旨

“革”字最初含义正如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那样，指兽皮。《尚书·禹贡》曰“齿、革、羽、毛”，这里的“革”指禹时各州贡赋的品种之一。革和皮又有区别，《说文》曰：“兽皮治去其毛。”有毛和无毛是二者之间的区别，革是去毛后的兽皮。兽皮和变革怎么会产生联系呢？首先，兽在生长的过程中，其毛羽是变化的。《尚书·尧典》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鸟兽希革。”这里说的是夏季之时，鸟兽毛羽稀少改易。《尚书正义》注曰：“革，改也。”此处，“革”就有了改变的意思。动物毛羽丰富或稀少的变化是不同季度重要的物候特征。不难理解，鸟兽毛羽的变化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自在”的现象，然而，当有了人的参与（去其毛）使其为人所用时，这个过程就变成了“自为”的举措。

“鼎”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写作，是非常典型的象形文字，有着烹饪食器的模样，有足、有腹、有耳。到了金文时，“鼎”写作，《说文解字》中“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的说法当是从此形得来。“鼎”作为器物之象，除了指烹饪器，还指古代统治者用以象征权力的法象器。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从此九个青铜制造的大鼎便成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王权象征和传国之宝。

那么，“鼎”的这两层含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烹饪器何以能变成象征权力的法象器？《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话“食哉唯时”，历代先王总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为的是把握时令、发展生产，解决民食问题。诚谓“民以食为天”，满足了百姓的“食”，也就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是政权最基本的义务。如此，“鼎”上述两层含义的内在关联显而易见。

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鼎”，又为什么能够“取新”，有“新”的内涵呢？《周易·序卦传》曰：“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变事物没有比鼎器化生为熟更为显著的，所以革卦后接着是鼎卦。鼎之有“取新”之义，在于发挥了它作为煮器的最基本的功能—化生为熟。关于这一点，从“鼎”卦的卦象可以见得，《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也。”鼎，是烹饪养人的物象，恰似用木柴顺着火燃烧，即见烹饪情状。《周易·鼎卦·象传》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烧着火焰，象征鼎器在烹煮；君子因此效法鼎象端正位次，严守使命。用鼎象寄寓君子的使命，再次明确了开创新制的宗旨所在，一定是为了济养民命，为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样的理念与革卦所言“顺天应人，革而当”一以贯之，是中国古典政治学永恒的主题。

二、“革故鼎新”的精神内涵

革去鸟兽毛羽，使其皮革为人所用，先民们迈出了从“自在”到“自为”的关键一步。随着这一过程的延伸，“革”的对象也更加宽广，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上的厉治革典到政治制度上的革法明教，从客观世界的革故取新到主观世界的革心易行，无一不在“革”的视野之内。就人文意义上讲，革裁天地，治历明时，标志着先民迈出认知变化、把握变革的关键一步；政治变革是建设新天地的核心举措；在任何变革中，先行者、主导者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

（一）革裁天地，治历明时，把握自然之道

何以要去故？何以要取新？是为了应对变化，谋求生存和发展。《周易·系辞传》说：“变通莫大乎四时。”对于“时”的感知，是先民们深刻认识环境变化的最初来源。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天地、社会、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根据先秦文献记载，在上古虞夏之际，先王们无一不重视“时”。据文献记载，黄帝“播时百谷”；帝颛顼“履时以象天”；帝喾“动也时”；帝尧“舜时而仕，趋视四时”；帝舜“敦敏而知时”；禹“履四时”。诚如学者所言：“只要我们不带形而上学偏见地阅读先秦、特别是战国之前的文献，就会强烈地感到‘时的突出地位。在那样一个塑造中华文明特征的生机勃勃的‘时代中，最智慧的人们大都有一种原发的时间体验；而这在别的文明传统中是罕见的。”存在决定意识。在农业文明背景下，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精确掌握四时变化知识，以确定播种和收获的时机。

《周易·革卦·象》说到：“革，君子以治历明时。”君子要审明变化，其中，首先要观察日月星辰的变革之象，制定历法，明确标度四季更变的秩序。《周易·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天地变革遂至四季形成。四季的形成是天地自然变革的结果，而人的作用则在于认知天地的变化现象，把握自然变革的规律，进而有序地安排生产和生活。治历明时，标志着中华先民迈出认知变化、把握变革的关键一步，这一步正是从认知天地之道、把握自然规律开始的。

在现代人看来，日、月、季、年是再简单不过的时间观念了，人们凭借它们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自然而不自知地使用着它们，仿佛从人类诞生伊始这些时间观念就已经天然存在，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原始先民那里，从“不数日月，不志四时”到上述时间观念的形成，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对天象进行观测、对时间進行测量、标度，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是文艺复兴以前所有文明中对天象观测得最系统、最精密的国家”，学者们提出天文和历法的科学是中国古代“一切科学中的第一个骄子”，智慧的中国人正是通过天文、历法彰显着对于天地变革之道的认知和理解。

（二）实施政治革命，建设新天地

“天地革而四时成”，集中代表着中华先民对于天地自然变革之道的认知，“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易·革卦·彖》），则反映出对于中华先民对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变革的理解。所谓革故，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概括言之，即顺天应人，遵从天道、民心是最基本的原则。

鲁国的国君鲁哀公曾向孔子请教君子为什么要珍视天道。孔子曰：“贵其不已也。”（《孔子家语·大婚解》）天道的可贵处在于生生不息。说到生生不息，不难想到生命、生机、生存这些关键词，对于它们的思考正是生生不息之道的本然内涵。儒家哲学视宇宙为一个大生命，特点即是“生生”。它生生不息，变化不已，永葆生机。《周易·系辞上》说：“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将此观念表述得至为透辟。在《论语·阳货》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换言之，“天地生物之心”是孔子儒家体悟天道的基本的立足点。所以，革故的目的不仅在于革除一个旧世界，更在于创造一个新世界，建设洋溢生机的新天地，这正是革故的首要原则。

再来理解“革”，《周易·革卦·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变革，就如水火不容交互更革，又像两位女子同居一室，志趣不合终将生变。水与火的关系形象地呈现出变革时新、旧势力的校量。变革的过程往往充满着斗争、破坏，甚至是战争、伤亡，那么是否还要革旧？关键要看革旧是为了谁，要看老百姓处于什么样的生活境况。

孔子儒家论道德必称尧舜，说征伐必称汤武。治民不法尧舜，是为暴；出兵不法汤武，是为乱。成汤王、周武王的革命事迹之所以流芳百世，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百姓的利益，志在救民。根据《孟子·梁惠王》篇记载，成汤王讨伐夏桀的征战从葛国开始，后到地区的人民急切渴盼，孟子用“大旱之望云霓”来表述百姓的心情。满目争先恐后，生命复活苏醒。孟子详细地描述王者之征的情境，不会出现一片狼藉，比如捆绑其子弟，毁人家宗庙，抢礼器财物等等，这些都不会发生；而是一片和乐，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百姓们带着粮食，拎着酒，以迎王师。归根结底，人民所迎接的是仁政，是安乐和平的生活。那么，所谓革旧，能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是否促进人民更好的生活，便是最重要的原则。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顺应革故原则者定将走向胜利，违背这一原则者也定将走向失败。说到底，不是简单化地为了革旧而革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当是革旧者的宏愿。

（三）君子自新，承负新命

另外一点也不容忽视，鼎以调五味以成新，寓意着事物调剂成新的道理。诚如五味调和，鼎新的过程涉及多方面力量的配合、各种资源的配置、各种举措的调配，既要按照合适的比例，更要把握适度的火候，不仅求新，更要求成。所谓鼎新不仅是事物、现象发生了改变那么简单，实际上对鼎新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强调“君子以正位凝命”，将端正位次以严守使命时刻记挂心田，养德养身，以自新进而新人。

品读先秦经典，我们会发现儒家称颂的圣王君子的确是这么做的。其中，《礼记·大学》比较集中地引用了一些文献来说明这一问题：“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人们既然可以沐浴其身以去其垢，还可以洗濯其心以去其恶。所以，在成汤王沐浴的盘器之上，赫然铭刻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诚心诚意地涤洗污染而自新，且日日新之，又日新之，无有间断。看似在洗身，其实是在洗心，持有光明本性。

君子自新的过程与学习密切相关。《荀子·劝学》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君子把所学的听入耳中，记在心中，融会贯通到整个身心，表现在一举一动。即使是极细小的言行，都可以作为别人效法的榜样。所以，君子的学习修养，在于“美其身”。从其自本自根，自明自了，灼然天理流行。随即流布日常百行，举止皆威仪。用一分力，有一分效，用两分力，有两分效。志愿向上，深造自得，以求全备于我，即“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君子来讲，还有使百姓做新民的职责和使命。张居正在他的《大学讲义》讲道，“有些百姓们旧日虽不为善，而今若能从新而善，为人君者，应该设法去鼓舞振作他，使他欢喜踊跃，乐于为善”。

总之，作新民、担负新命，君子应当在这件事上全力以赴，不遗余力，让革新的行为成为“和五味”的宝器，以新“美味”济养民命，这正是鼎新的核心价值。

三、“革故鼎新”的历史影响

人类的光辉成就、文明硕果离不开革故鼎新的功劳。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開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革故鼎新的现象与精神无处不在，尤其在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其作用更加昌明。

王国维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因为“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甲骨文资料表明，殷人在思想上信仰“帝”或“上帝”，凡事都要卜问，“帝”具有至上神的意义，政权的合法性在于“天命”，也就是君权神授。直到商朝即将覆亡之际，祖伊对纣王直言相告“天既讫我殷命”“大命不挚”（《尚书·西伯戡黎》），上天已经终止了殷的大命，天命是无常的，但是纣王还固执地认为“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以自己从上天那里接受大命作为最后的护身符。周人取得政权后，认真总结殷商兴亡的经验教训，并回溯到夏代的历史，提出“天惟时求民主”（《尚书·多方》），天随时都在寻找合适的人作为人民的君主，人要以自己的行动主动地与天命相配。周人清晰地认识到，现在天将大命降到周人，唯有“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尚书·多方》），以德来主持上天赐予的大命。面对历史的鉴戒，周人对于天命靡常的认知更加审慎。在探求三代更替的原因、寻找历史的因果关系中，他们虽然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影响，但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人事方面，表现为对民的重视。周人清晰地认识到一切保有和延续天命的方法，全都在人事之中。在“敬德保民配天”新思想的引导下，武王革命、周公制礼作乐，通过数代人的努力，开创了“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盛世。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激烈动荡，以血缘宗法维系的政治体制面临重大变革，以王道传统为核心的政治精神趋向崩溃。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而新的尚未建立。这一时期思想界“百家争鸣”，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其背景正在于诸侯国为富国强兵，不得不进行变法改革，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先秦思想史上，对社会历史的变化作出最充分肯定的思想家莫过于韩非子。他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的主张，明确说明治国的办法要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为变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勇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在革故鼎新精神的引导下，变法图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一次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龚自珍、魏源率先提出“改革”“变古”主张，这时还主要停留在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康有为主张“全变”的进化论，即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但只言“渐进”，不言“骤变”。孙中山则强调“革命”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并发起辛亥革命，武力推翻了清王朝。变革的效果有强有弱，有成有败，然而，当变革的行动交汇连动形成篇章时，则生成磅礴之力，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之河奔腾不息，滚滚向前。

对于今人而言，所谓变革之最有成效者当数现代中国社会。其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會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四、“革故鼎新”的时代价值

“天地之化日新”。革故鼎新既是求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谋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地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革故鼎新的重要价值，尤其是一再强调推进自我革命，并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革故鼎新精神的当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纵观党的全部历史，自我革命是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它也将继续体现在党未来的历史中，它是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力量源泉。

革故鼎新还体现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要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对“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重大课题作出回答。广大青年需要革故鼎新，勇作改革闯将，开风气之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建立功勋。

在《论语·八佾》篇，孔子的学生子张向他请教三百年以后的礼可否预知。孔子回答三千年以后的礼也是可以知道的。这当然不是说孔子会神机妙算，能够预测到今天人们在礼仪活动中会穿什么样式的服装。孔子是立足于“不变”的维度，从“礼”的精神来谈这个问题的。孔子所谈的“礼”经过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沉淀，成为中华文明的底色，其彰表仁爱、尊敬、守中、辞让、秩序的特质至今不变。向上向善的价值追求永恒不变，父慈子孝的基本人伦也不能变。

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另一方面，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革故鼎新、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是通向成功的康庄大道。

（责任编辑 黄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