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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新疆的岁月

2023-05-15杨秀山杨晓哲

百年潮 2023年4期
关键词:喀什国民党部队

杨秀山 杨晓哲

杨秀山(1914—2002),原名杨木森,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峰口镇(今属洪湖市)万宝村人。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2月起任红二军团第四师团政治委员、师副政治委员。参加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各次反“围剿”作战,率部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斗争和长征。1937年9月任八路军一二〇师骑兵营政治委员。1940年5月起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团政治委员、旅副政治委员。1945年8月任吕梁军区第四分区司令员。1946年11月起任晋绥军区野战纵队(1947年7月改为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1949年2月至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师党委书记。1949年冬率部进军新疆。1950年5月至1951年11月任西北军区第二军副军长兼喀什军分区副司令员。1953年6月至195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师范学校校长、党委书记。1955年5月至1958年12月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军事学院和院校管理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党委委员(1958年2月起)。1959年1月至1961年6月任总参谋部军校部副部长,军校部党委副书记。1961年6月任国防工业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62年9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党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0月至1977年12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77年12月至1981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78年10月起)。1981年3月至1984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兼任后勤学院党委书记。1998年离休。2002年11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1949年7月中旬,野战军司令部准备在扶风、眉县一带进行战役。我们一兵团一军二军在渭河南面,敌人是三十六军和九十军这两个部队。这个时候我们四师、二军都没有多的仗打。到了西宁以后,王震建议二军由西宁出张掖,不让兰州的敌人向新疆逃。这是八九月份,要翻5000多公尺高的祁连山,把张掖占领了。

部队到了张掖,兰州已经打下了。我的十二指肠有问题,计划到兰州找个医院去看一看。部队留在张掖,我到兰州去看病,这个时候部队已经明确了要进新疆。对新疆的情况不大清楚,听说新疆道路长,天气冷,人口少,進新疆很困难,但还是要去解放它!

我想,部队要进新疆,我这个当师长的不去怎么行?到了兰州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我要赶快归队,到新疆去。于是我要我的警卫员把我的老婆和两个孩子从西安接到兰州来。我的一辆车在兰州修好了,我叫警卫员坐车到酒泉去,部队从张掖到酒泉。

这个时候刘善本带两架飞机,他也到酒泉去,我坐飞机到了酒泉。所以我们师里头,带老婆孩子首先到新疆的,那就是我了。我要率先做到,之后大家的老婆孩子都要来,都要做长期打算,不但要进新疆,而且要建设新疆。

我到酒泉的时候,部队已出发到了哈密,到了吐鲁番。到了酒泉我坐一部吉普车,带我的警卫员和我的老婆孩子,还带了一部卡车去追部队,这个也很冒失,从酒泉到哈密这一段没有一点掩护部队。

安西(今甘肃省瓜州县)的风大,过去我不知道。那天到了安西,刮好大的风!那个风吹得眼都睁不开,没见过这么大的风。当天晚上到安西的时候,城门是关着的,我要进城。里面有一个班在放哨,把城门关住了,我喊开门,他们一班人也打不开门,因为风把门顶住了。最后我在外面开汽车往里面顶,他们在里面拉,汽车才进城。第二天早上出发要加点油,哪里晓得风真是大得不得了,帽子“呼”一下就被刮跑了,人追不上。人们说安西是世界的风库,我说我到了风库里去了,怪不得风这么多、这么大。

其实沿途行走经常遇到这些风,风很大,漩涡风,刮得眼都睁不开。单个行车就怕这个事,一停了车,车发不着,大风又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两头都没有人烟,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到了哈密军部,我们四师教导大队也在哈密。休息了一天继续出发,过了焉耆,赶到轮台把部队找到了。

我们的任务是到喀什、莎车,还要走几百公里没有人烟的戈壁滩。这一段行军比较困难,虽然有一部分汽车,但车况很不好,经常抛锚。部队的干部战士编了个顺口溜,讲那个汽车“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次,停车六七回,八九十人推。”

这些汽车都是接收国民党的汽车,有几百辆汽车,车况都不好。汽车轮换地送,比如前一站把我们送到了拜城,把车开起回来,再接我们后面的队伍到拜城去,像这样倒。汽车司机也很辛苦。

有些地方道路不好走,尤其是和硕到焉耆这一段。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正是路上翻浆,部队陷在里面起不来,耽误了好多时间。

坐汽车比走路强很多,可是要组织好汽车运输,我们没有相关的知识,没有在汽车运输部队的经验,只知道用车子装满,也不知道要注意哪些事项。所以路上经常掉队,一掉队就是一个营。

怎么回事呢?一个连有两三台车,一个车上一排人,连长看到一个排掉队了,他就不走了,要等那个排,那个排来了他才走。这一个连就掉队了。同样的,营长看那个连没有来,他要等那个连,所以一掉队就掉一个营!这是没有遇到过的。过去掉队只掉个别几个人,这个掉队,一掉掉一个营,到了宿营地一清查,那个团一个营还没有到。

路上还容易翻车。组织汽车运输没有知识,在我们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能临时取得些经验,把它好好地组织起来,大概知道一个车上最多能装多少人。有的车装东西多,人都坐在东西上面,路上翻浆车子两边一歪,人就甩得掉下来。这个情况过去也没有遇到过,也是我们防止事故的一个注意事项。

这个时候到11月了,天气冷,车子要换防冻液,这个东西原来都不知道。一下又搞不到防冻液,车子发动的时候要用火烤。这些麻烦事也很多。开车的人都是刚解放的,要好好地保证这些人吃饭,这些人确实很辛苦,拼命地干。

到了阿克苏的温宿县城,部队停下来休息,要整理一下。从阿克苏到喀什,四百多公里没有人家,中间经过一个巴楚县的三岔口,是一个站,只有两户人家。到这里我们把部队布置一下,十二团首先到三岔口,有一个营到巴楚县,一个营到伽师县,一个营到岳普湖,团部驻伽师县。除了少量汽车给他们以外,基本上是走路。

部隊从阿克苏出发,经过了巴楚的岔口,到离喀什不远的一个县城。那个县城我忘了名字,这个地方有水,到这里宿营。这个时候掉队情况稍微好一点了,我们也有了些经验。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我们到了喀什,这是12月26日。12月30日,十一团到了莎车,随后不久,十一团派部队到了叶城,通往边境的要点巴扎大拉(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巴扎达什村),担任了边防任务。

十团派了部队到蒲犁(今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县),担任向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防任务,在明铁盖山口派驻了边防部队。过去部队打仗,现在全国解放了担任边防任务,这是新的任务。十团一部分到了帕米尔高原的乌恰县,准备到中苏边界。

部队经过两个多月行军,9月十几号出发,12月26日到了南疆喀什。喀什是古城,4万多人口,主要居住人口是维吾尔族。我们到了那里,四师师部兼任了喀什卫戍司令部,我也兼任了卫戍司令。

从我们开始进新疆到了这里,完全是一种新的情况,跟过去是不一样了。部队占领了酒泉、张掖的时候,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一共有7万人左右宣布起义,新疆的保安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因为兰州打下了,河西走廊全部占领了,他这个部队在新疆一点出路也没有,供给一切都断绝,新疆是不能养活这些部队的。

新疆和平解放,这些起义部队要按照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和政治制度,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新疆要建立人民的政府,地方党的组织要建立,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国民党在新疆的部队虽然宣布起义了,可是有一部分人不甘心、不赞成,有些高级军官不愿意和平起义,但也没有办法。所以最后,他们少数人经过巴基斯坦跑到台湾去了。

(前排左起)顿星云、杨秀山、王恩茂(敬礼者)等1949年12月于新疆喀什

加上特务在那里破坏,所以新疆的社会秩序当时也不好。国民党驻哈密的部队宣布起义之后,他们烧了一部分房子,在街上抢了好多老百姓的东西。驻在库车的部队也是想把新疆搞乱,少数人趁这个机会抢东西想发财。这样给我们到新疆增加了一些困难。

我们部队以战备的姿态进新疆。有一个装甲营护送我们四师走前面,后来他们一直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部队行军到了哈密,看到情况很惨,秩序很乱,群众对国民党的恐吓很害怕,见到解放军之后才放心。我们部队进到那里的时候,国民党的地方县政府来慰劳我们,欢迎我们。

我们部队在这种情况下,又要维持社会秩序,又要同起义部队损害人民的行为作斗争,还要团结改造他们。部队一到鄯善就把这个营长和几个反动家伙抓起来了,也解除了这个营的武装,送到迪化交到陶峙岳去处理。这个营长后来送交军法处置了,这个营的武器也交还了他们,我们一个人一根枪都不要他的。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因为不这样处理群众就不放心。这样处理之后,群众对我们反映非常好,这个县的社会秩序才安定,同时还教育了很多起义部队,告诉他们要老老实实。

我们从鄯善、哈密,一直到阿克苏、喀什,沿途各县就没有骚乱了,可是这些县城老百姓都非常恐慌,我们解放军一到,就不希望我们走,希望把我们留下。我们到了轮台,起义部队一个团长带一个营驻在轮台,向我们构筑工事,进行战斗准备。群众向我们报告,我们一调查,确实如此。我们开始想劝说他,不让他这样干,可这个团长对部队掌握不住了,他给我写了封信。在这种情况下,我采取行动把这个营的枪全部缴械,武器库存在营房里,把他的兵用车子送到拜城去了,人和枪隔离。团长也一起送起走了。证明了我们不是想吞并他的部队,而是在帮助改造这个部队,一人一枪一弹我们都不要。

这样处理以后,我们部队就准备出发。可是县里面群众把路堵塞了,全城的人几乎倾巢而出,痛哭流涕不让我们走。说你们这一走,他们返回来我们受不了。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行动,我们只好停下,等后面部队来了,留了点部队驻在这个地方,群众才放心。这样我们部队继续向拜城前进。

沿途的所有县城,老百姓都不希望我们走,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一方面我们对国民党部队提高警惕,对他们采取严密措施,另一方面又要团结他们。同时还要跟群众解释,不至于为了团结起义部队而使各族人民反对我们,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都要搞好。

那些地方政府有一部分人是不错的,是真正欢迎我们的。沿途各县摆起香案欢迎我们,搞了很多慰劳品。新疆的瓜果葡萄对我们来说很新鲜,哈密瓜过去没有见过,那么好的葡萄也没有见过,都拿出来慰劳我们。有些少数民族在国民党旧政府里面做官,这些人我们也得区别对待,跟国民党内地去的人区别对待,跟他们关系搞得都很好。

我们在沿途各个县都开很大的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解释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宣传怎么来建设新的新疆。沿途我们吃的粮食都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蔬菜就自己买,我们军队的纪律好,对老百姓又和气,这些跟国民党军队一对比,群众高兴得很,觉得人民解放军真的是人民的军队,所以对我们很热情。

国民党起义的部队中大部分人都是不错的,对沿途这些遵守规矩的部队,我们同他们一起开联欢会,给他们演戏。尤其是我们师100多人的宣传队,所到之处都进行公演。起义部队、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广大群众都很欢迎,真正看到新的东西了,这个是革命的东西。尤其是小歌剧、秧歌剧这些新鲜的东西,那些士兵看了高兴得不得了,他们长期在新疆,没有这些文化娱乐,所以给他们的影响很大。这样既团结了国民党的队伍,又团结了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和群众。

我们还同国民党起义部队进行比赛。我们师组织有球队,到了一个地方跟起义部队的球队比赛,尽量来团结他们。再一种方式,我们送些书给他们,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的书、政治经济学的书,他们之中有些知识分子,都表示感谢。

部队到了喀什的时候,起义部队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师部驻喀什,他有些直属部队也驻喀什。到了夜晚,他的部队少数人出去,到附近村子里面抢东西,老百姓不安宁。开始的时候是劝说,他们不听,制止不住,于是我们就采取了措施,以卫戍司令部司令的名义宣布,要进行剿匪。

在一次会议上,他的师长和一些干部参加了,我是卫戍司令,我公开地讲要采取措施:晚上我们要派巡逻部队到村子里面巡逻,同时到他的部队里面清查人数,所有人晚上统统要归营,人不到,上哪里去了要交代清楚。我公开宣布了这样几个措施。晚上我们组织了若干巡逻部队,把群众动员起来,哪个村晚上发生匪情抢东西,在村子里面烧一把火,巡逻部队就到村子里去抓。虽然没有抓到什么人,但是给他的威胁也很大。我晚上派人到他部队里面去住,拿他的花名册点名,发现有一个连队几个人不在家,那要交代清楚到哪里去了。

采取了这些措施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了,他们害怕了。社会秩序好了,老百姓也安宁了。

我们四师是整个进新疆部队的前卫,从酒泉到喀什一共2500多公里,都在前面走,遇到这些复杂的问题都要我们自己来处理。

部队到了喀什以后,要从部队里抽一些干部,到国民党起义部队里面做政治工作。这个时候四十二师就地改编为解放军的第九军,兵团要我到这个部队去当政治委员,我就不想去。这个部队虽然是起义了,里面还是原来国民党的那些人,我们跟国民党打了十几年仗,我到他那里去干什么啊?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跟上面说要张仲翰去当这个政委。后来兵团同意了,我就没有去。

张仲翰同我关系很好。走之前他到我这里来,我们两个一晚上没有睡觉,就是聊天。他去了以后给我写了封信,一开头就说:因为你的“调皮”,我到了这个地方……这个话到现在都还记得。

我们四师还派了些干部出去,像张献奎(时任新疆骑兵第八师政委)他们这些人都到起义部队当师政治委员。

我们还派了相当一部分干部到地方工作。上面规定哪一个师负责哪几个地方,整个南疆是二军,我们四师负责喀什专区,并且也派了些干部去莎车,直接归南疆区党委领导。开始在这里建立党组织,建立我们的政府,到区里各县的地方各机关去工作。像我们供给部的一些人,就到财政局搞这些事情去了。

部队到新疆除了边防任务之外,同时要进行生产。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二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在和平时期,不妨碍军事任务的条件下,应有计划地参加农业、工业生产。”1949年12月5日,毛主席发布了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命令,为了执行共同纲领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进行生产。

同时毛主席又要求我们军队既是一支国防军,又是一支生产军,把保卫祖国与建设祖国结合起来。到了新疆部队干什么?边防部队除了做地方工作之外,都要搞生产。搞工业生产没有门路,主要搞农业生产,自己生产粮食、蔬菜、瓜果、棉花,種葡萄、哈密瓜,种了自己吃。

我们驻在南疆,南疆气候不太冷,冬天只穿个棉衣就可以了。可是南疆没有水,一年四季几乎不下雨。一下雨,地里翻碱翻得很厉害,粮食长不好。整个新疆,没有水,就什么都没有。

杨秀山与李恽和(左)、张献奎(右)1950 年春于…新疆喀什

所以到新疆,找地不成问题,主要是找水。一般水源方便的地方,新疆各族人民都开发利用了,我们搞农业生产,到处侦察水源,去找新的水源,自己修渠道。另外各族人民用不完的水,在他们河流的下游,依靠那点水我们来种地。我们不能够与民争利,就是不能够与民争水,要与群众搞好关系。

同群众搞好关系,最大的一个困难是语言不通,说话都要经过翻译。当时翻译没有多少,有些翻译又不怎么太行。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就学少数民族的语言,主要从日常生活说起,使群众来帮助我们,指导我们生产。

这一年,基本上把水的问题解决了,地也种了。种地中间也跟群众发生过口角,比如一条岔河,河的上游我们要修个渡槽,对下游流水稍微有一点影响,群众就不欢迎。因为水流得慢了,下面灌地也就慢了,于是他就把渡槽扒掉。跟群众也闹过这些纠纷。

到新疆种地除了水以外,还有很多困难。比如盐碱地我们不大懂,一般的地只要挖出来,水一灌就可以种粮食。盐碱地,你灌下去好几尺深,盐碱一溶解地就塌下去了,这样的地就不能够种。有些盐碱不是太重的地,种的玉米长个两三寸高、四五寸高,突然来点小雨,碱一翻上来,庄稼都死了。开始干的时候我们没有经验,就遇到些困难。

没有工具,我们主要是靠镢头,靠骡马耕地不太多。新疆管镢头叫“砍得慢”。上面发了些镢头,兵团搞了些铁,我们组织铁匠,用发的铁自己打镢头。所有县城的门,门上包的铁皮都扒光了,拿去打镢头了。

种子一般不成问题,但是肥料很缺,就动员部队拾肥,我们自己也拾肥,我和我的警卫员都出去拾肥。也没有那么多肥可以拾,只能拾些马粪,这个也很少。

当年种的瓜果,到五六月份夏瓜就收了,大家吃得特别高兴。这一年粮食长得还不错,棉花也长得还不错。

种地这个时候,我已经到军部当副军长了,参加领导这个事。主要是军长政委他们来搞,我做些具体工作,调查地,调查水,搞点铁来打镢头。

这个时候部队又有新的思想问题了。新疆这个地方比较艰苦,一些日用品很稀缺,一筒牙膏、一块肥皂,都要从上海用汽车运来,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动员部队熬土硝碱,来做肥皂。

在风俗习惯上也要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战士们喜欢吃猪肉,就喂些猪,喂猪要偷偷地喂,搞个围墙把它统统围起来,怕影响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时候搞得不好那个猪晚上哇哇地叫,老百姓就知道了,他们看不到,可他们有意见。我们偷偷地搞,无奈也会暴露。

这个时候想家想老婆的多了。打起仗来就顾不得想家了,和平时期一住下来,就想老婆想家,想回口内(指内地)来,不安心在新疆工作。只要哪一个人说有命令调到口内去,要住学校,调动工作轮到了他,那就高兴极了。你要他在新疆安家,他怎么安呢?汉族又不能跟少数民族通婚,只能找汉族人,所以上面到内地动员了很多女青年到新疆。山东解放战争中间牺牲的人比较多,到山东动员了很多寡妇、遗孤,到新疆跟战士们结婚,在新疆安家。

杨秀山与王震(右)1950 年2 月于新疆喀什

没有人才,没有知识,你想把新疆建设好是不行的。那个时候新疆只有500多万人口,要保卫边防巩固边防,把新疆建设好,解放军要跟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这一年8月份,还没有到秋收的时候,我离开了新疆。王震(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知道我的十二指肠有毛病,总治不好,要我到北京来治病,不然将来出了血不好治,因为他自己有过这样的病。后来我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去学习,老婆孩子还在新疆,以后他们给我送出来了,王震亲自交代后勤部拿点钱补助我老婆孩子。那个时候没有薪金,他知道我这个人一个钱都没有。

(责任编辑 崔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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