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前

参加某个讲座，有学生问考古与盗墓有什么区别。幸亏他不是学考古的学生，否则，这个问题的潜在意思就是，考古与盗墓有区别么？考古就是合法的盗墓而已，盗墓则是不合法的考古。官方的说法是，考古是科学，盗墓是破坏科学。考古如何科学呢？盗墓又何以破坏了科学呢？考古与盗墓之间有没有关联呢？王子今先生写了本《中国盗墓史》，全面回顾了中国自古以来各种各样的盗墓。不是所有盗墓都是非法的，据说曹操就曾经设立过“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主管盗墓。盗墓的历史极其悠久，没有考古的时候就早已有了盗墓。先秦已有盗墓的记录，秦始皇营造陵墓的时候都要考虑防盗。

我们通常说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然而那些青铜器、碑铭、砖瓦等来自哪里呢？大部分恐怕都来自盗墓，只是我们不能说盗墓乃是考古学的前身，说盗墓孕育了考古学也不合适。但是如果说没有盗墓，就没有考古学，好像还是有点合理的。

当然时代变了，如今我们已经拥有了考古学，盗墓应该告别这个世界了。最简单的理由就是，如果有盗墓的话，还要考古干什么？假如把现代的背景换成古代，那么考古的那个位置正好是古代盗墓的位置。所以，把考古与盗墓相提并论也并无不可，只是它们是不共戴天的关系。但是，当代社会是一个科学社会，科学没有首先发端于中国，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多少有点陌生。当科学已经在全世界普及的时候，盗墓的位置已经为考古所取代，此时的盗墓就是考古最大的敌人！

在考古学还没有诞生的时代，盗墓是发现古物的基本途径；即便是现代，盗墓通常也是暴露考古遗存的途径之一。次之，盗墓造就了某种财富，把古代的遗留视为财富，这是一种社会的构建，也就是说不是从来就有的。古物成为财富，不仅可以用于交易，而且可以传家。文物无价，增值潜力巨大，这也助长了盗墓之风。

对于我们考古研究者来说，倒是很需要思考一下，古物的价值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它们无价。盗墓者得到的是现实社会的金钱，而最后收藏古物的人获得的却是另一种财富。宋代金石学大家吕大临有言：探其制作之意，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宋代文人从古物之中追寻三代的政治文化理想。因为文字记载太少，古物本身以一种直观的方式记载了三代时期的风尚。最后，按王子今先生的说法，盗墓本身也成为一种文化，在中国这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活动，盗墓与反盗墓来回斗争，其间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观念、社会背景关联等。

为非法东西做了一点辩护不等于说承认它就是合理的。在没有考古之前，盗墓的确间接地催生了考古学的前身金石古物之学，但是科学考古诞生之后，盗墓就在不断地破坏考古的根基。盗墓有什么害处呢？它的害处不是仅仅因为它违法，最主要的是它破坏了考古材料的关联。考古材料就像一句话，它离开了情境关联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最基本层次的关联就是考古材料是时空关系，也就是考古地层，考古材料的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不同考古材料之间的相对关联。就像犯罪现场，任何破坏或干扰都可能导致重要信息的损失，以至于案件再也无法侦破。盗墓人为地破坏了考古材料的现场，盗墓者的目的非常简单，仅仅需要那些当时值钱的东西，其他东西都不重要，他们可能用汉墓中的竹简当火把，殊不知他们破坏了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献，而他们寻找的金玉之器，反而价值有限。对于一个原封未动的墓葬来说，本来它可以讲述很多故事的，如年轻夭亡法老图特哈蒙的墓葬，它保持了一段完整的古代埃及历史，而那些被盗掘的陵墓，所能获取的信息就十分有限了。所以说，盗墓是科学考古的仇敌。

曾几何时，考古研究者向盗墓者学习，洛阳铲就是盗墓者的发明，现在也是考古者的利器。盗墓者的技巧就是识别土质土色，哪些土被扰动过，哪些土是生土，通过洛阳铲钻探取样可以识别出来。这也算是盗墓者对现代中国考古学的一大贡献。自从中国走上市场经济之后，盗墓之风又兴盛起来。考古学者编辑的《文物地图集》不料成了盗墓者的线索，考古学者编著的书籍也成了盗墓者的基础，这可能都是考古学者们始料未及的。

盗墓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它引发的问题是值得思考的。一個简单的现象就是，盗墓者能够满足社会存在的某种需求，几乎可以做到需要什么就盗什么，“服务精神”惊人。文物机构出售重复文物或许并不可行，文物借阅的想法是否更疯狂呢？据我所知，文物借阅一直都是存在的，当然限定于某个阶层中，这说明借阅是可行的。文物是有关古代的信息，就像图书馆一样，应该是可以提供借阅服务的。如果经常能看到，何必一定要据为己有呢？既然某个阶层能够保证安全，没有理由认为其他社会阶层就必定不靠谱。盗墓的存在让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人们存在文物鉴赏的需要，盗墓分子以非法的手段满足了某些人这样的需要。

当代考古学非常强调科学，强调考古材料的科学价值。然而，这里我非常想强调一点，考古材料（即古代遗物与遗迹）不仅仅具有科学价值，它们还具有文化意义。比如一件碑刻不仅仅是史料，包含年代、社会历史状况等信息，它可能还是一件书法作品，反映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倾向，传承文化传统的意韵，前者是科学，后者是文化。记得美学家宗白华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他收藏过一尊佛头像，非常喜欢，他因此自称“佛头宗”。抗日战争时期，他不得不把佛头埋起来，抗战胜利后又挖了出来。这样一尊佛头，由于离开了出土关联，科学价值有限，其意义主要是文化艺术上的，但是这样的意义还是非常宝贵的。

选自《思考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