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实

前段时间，我常去一个新开的售楼处做话务员，朝九晚五，每天一百，加一个客户微信提成五元，中午休息一个小时，公司提供手机卡跟话单，安装软件，扫描话单号码即可自动拨号。

话务员这类兼职，我读大学时零星做过，一般都是身上钱不多了，喊两个同学结伴一起。现在身份变了，心理上也或多或少发生了变化，为了让自己更好地解决因为身份变化带来的负面情绪，我把眼睛投向了除我以外的其他人。

来这里做话务员兼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每天靠做兼职过活，一边打电话一边在随身携带的iPad上玩游戏的年轻人，手指灵巧地在屏幕界面上下划动，当耳朵边传来声音时，立刻转换成明艳活泼的女声：“先生您好，靠近印象城，总价三百万起的低密住宅，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若是对面有回应，就赶紧把区域位置、价格等信息报过去，若对方无意就立刻挂断，耳朵嘴巴跟手指同时继续下一环节。

有年近四十仍然独居的本地男人，不仅声音洪亮，售卖推销也很有技巧，在听到对方有骂人话语时，会比对方更加愤怒地丢一句本地方言过去，然后立即挂掉，再之后用非常神气的语气跟我们调侃：“外地佬就是这样没种啦，还没钱……”

当然，也有已经做了妈妈的中年妇女，每天准点报到，不提前也不延后，老实本分，每拨通一个电话就在相应的号码旁做好标注。邀人加微信的话术也是千奇百怪，虽然常常引得我们发笑，但效果奇好。饭点到了，她们会从包里拿出早上准备好的饭菜，虽然已经冷掉，但只要往里面倒点开水，再搅拌均匀，就仍然可以不声不响地吃起来。

一直以来，我都是很会生存的那种人，深谙生存之道。每到一个陌生环境里，我總能迅速找到我的同伴。

在这里一连做了两天之后，我跟其中一个比我稍大一点的女生要好起来。当然，这种要好仅限于两个人一起美团拼饭，或者有好的兼职互相介绍，至于其他更为隐私的部分，我们都心有灵犀地选择不过多询问。

尽管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兼职，但其实也跟职场差不多。如果没有一个相对“要好”的同伴，随时都会感觉自己被环境排挤在外，无法融入其中。

不知道当时对她来说，是不是也很无助，但我确实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境里认识她的。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她的名字，在之后简短的聊天里才知道她的年龄。五十多岁，东北人，已经退休。她的头发早几年染过，紧挨着头顶清一色是新长出来的亚麻色灰发，发尾部分枯黄枯黄的，跟秋冬的草一般干燥，没几分色泽。

那天，刚好是饭点，她捧着保温杯从外面回来，笑着说，这地方还挺绕的，差点没绕回来。

没人搭理她，大家各吃各的饭。

紧接着第二句又来了：“真挺绕哇，我都怕出去买包子，不认识路回来……”女老板装扮的贵气女人一边看电视一边叼着筷子说：“你下个美团App，网上点好了。”说完又自顾自看电视去了。“美团我有的，我有的，我下了……”

没人接话茬。

碰巧我吃完了，准备下去透透气，于是我喊她一起下去。听到我的话，她脸上的笑容几乎蹦到了我面前。

“好的，好的，你带我去。”

她的座位在最靠里的位置，我们这间号称是“小蜜蜂办公室”的小隔间并不大，布置也相当粗糙，屋内就摆了一张长桌，七八把椅子。房间里没有门，通道都是之前硬凿出来的。

常来的几个兼职话务员的座位几乎是固定好的，她因为是后面才来的，自然地坐在最靠里的地方，我跟那个要好的女同事坐在她的斜对面。

在提出带她出去买包子之前，我并没有跟她搭讪过。在这样陌生的环境里，往往有一个能搭话的人就够了。

她从里间走出来，过膝靴踩在水泥地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音，紧接着我们下楼，她指给我看刚才因为倒开水走错的岔道，我不声不响地应和着。

等走出那幢售楼处大厅之后，她自然地挽过我的手，“哒哒哒”的皮鞋声跟在我们身后。我带她过马路，去对面地铁站门口的嵊州小吃店买包子。

等红绿灯的过程中，两人开始攀谈起来，话头大概是我提起来的。也许是因为那个挽手的动作太过亲密，而我由于尴尬非要为那个亲密劲提供一点亲密的表现，所以无厘头地说出了那句话：

“阿姨，怎么来做兼职了？这个年纪该是享福的时候啊。”

“你姐姐啊，身体不好得病了，所以我就出来找点事干干。”

有好一会儿，我没反应出那个“你姐姐”说的是谁，之后才知道她说的是自己的闺女。

“生的病很重吗？你这样也很辛苦的，每天也挣不了啥钱。”

印象中她没拿过奖励，如果按这样算，每天到手也就一百元，去掉车费、中午的饭钱，到手也才八十。

“是啊，我今天还问了她们这里的保洁，工资不高的，但我又不好总请假，毕竟女儿一有事，我就得请假，你说哪个领导那么好心让我经常这样请假呢，还是这样好，有空就出来，不给人添乱……”

“那她这病挺严重的，都得你时刻看着呢。”

“癌，卵巢癌。”

我没往下问。

绿灯亮了，我拉起她的袖子过马路，“哒哒哒”的声音跟在我们身后。

她要了一笼小笼包，还想要一袋豆浆，不过老板说豆浆卖完了，我问她要不要其他喝的，她说不要了。在等小笼包重新加热的过程中，她突然牵了我的手，我触摸到了一节光滑冰冷的手指骨，我惊奇地发现，她的右手食指少了一节。

在一种异常尴尬的情绪袭扰下，我偷摸着松开了手。

小笼包打包好之后，我们开始往回走，她突然说起她女儿的事情来。

那是她的独生女，三十岁，她老伴在女儿九岁时就去世了。女儿查出卵巢癌的时候才二十多，为了治病把工作辞了，去沈阳做了一次手术。谁成想手术没成功，癌细胞转移，她没办法，带着女儿来了上海，靠卖房子的钱做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手术又失败了。

走投无路之际，娘俩来了宁波，这里离上海近，也有一些熟人在，平时能有个照应，白天她出来找点活计做做，负担女儿的药费。

回程路上，等红绿灯的时候，她接到大姐的电话，因为开着免提我得以窥听到一点内容：“医生咋说的啊，这回还没戏呢？”

“嗯，这次还不行，那天孩子跟我说，妈妈，咱别治了放弃吧。她那样说，我心里可不是滋味……好啦，姐，这是我另外一个手机呢，我在外面做兼职，这个手机要话费的，先挂啦，不说啊……”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正好绿灯亮了，我再一次拉着她的袖子过了马路。

到门口后，我让她先进去，她拎着一袋包子一路往里走，“哒哒哒”的声音跟在她身后。

后来透气闲逛的时候，我发现了一家更便宜的包子店，寻思着明天带她来这家买，回去的路上我给她捎带了一袋加热的豆浆。

那天之后，我再也没去过那个售楼处，再也没见过她。

其实那天之后发生了好多事，我虽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活儿（短期的），但也丢了家教兼职。朋友安慰我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她。

当时，在等红绿灯，她在电话里跟她大姐说：“不管怎么样，我一定得给她治。活着才行，活着才有希望。”

她没有哽咽，没有哆嗦，特别坚定，特别勇敢，笑着说出了这句话。

我想，在之后任何一个我能想起她的时刻，我都能从这句话里咀嚼出任何一种我需要的力量来。

而在想起她的那一瞬间，我希望她是顺利的、平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