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志 钰,陈 鹏,倪 娟

(1.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2.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江苏 南京210013)

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作为职业教育政策过程的起点,是职业教育政策效能发挥的前提和基础。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方式,狭义的政策制定可以“理解为政策形成(policy-formation)或政策规划(policy-formulation)”,广义的政策制定则“理解为整个政策过程,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议题、政策决策、政策执行和政策评估等几个阶段”[1]118,本文主要关注狭义的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当前,学界对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局限于制度逻辑[2]、责任伦理[3-4]、回应机制[5]、制定程序[6]等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还局限于政策分析[7]和一些具体政策制定[8]等,缺乏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基本逻辑的分析判断和对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现实问题的整体审视,影响了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有效性。不断优化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 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

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的职业教育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内容大体可以概括为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办学活力和保障机制四个维度,一般由教育部单独制定或协同其他部委共同制定,政策文本以意见、通知、办法、决定、方案等为主,在制定时有着基本的逻辑遵循。

(一) 鲜明的国家意志逻辑

詹姆斯·E·安德森(James E. Anderson)提出“公共政策是由政府机关和政府官员所制定的政策”[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