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军

40岁的中年男人朱元璋站在1368年的时间门槛上，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因为136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承转合”的开始。正月初四，朱元璋在百官的劝进和拥戴下，在南京即皇帝位，国号大明，改元洪武；二月十一日，他下令恢复唐制衣冠。很有从衣冠开始，开一代风气的意思；八月初九日，朱元璋更定六部官制，以为新朝的权力机构定轨……这一年，僧人出身的朱元璋就像以往那些朝代的开国皇帝那样，依样画葫芦为朱家王朝定规矩、画方圆。他有些得意，有些张狂，就像人间行乐图中，只有他是唯一的大主角，也只有他一人可以抵达高潮。

一丝不安的气息从胡惟庸上台接替李善长做丞相开始呈现。刘基这才知道，自己在朱元璋心中的地位——无足轻重。

此前，这个浙江青田人曾向朱元璋献建国策并最终大功告成，但朱元璋开国封赏时刘基却仅为诚意伯，封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岁禄二百四十石。岁禄二百四十石是什么概念呢？与韩国公李善长相比，后者的岁禄是四千石，几乎是刘基的二十倍了。

当然物质上的比较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信任。朱元璋建国伊始，似乎对刘基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感。他向后者咨询丞相人选，在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一一否定之后，朱元璋甚至表达了拜刘基为相，以取代左丞相李善长的愿望。但显然，这只是朱元璋做出的一个姿态而已，因为很快，谜底揭晓，浮出水面的那个人是胡惟庸。胡接替李善长做了丞相。这样的游戏朱元璋毫无疑问是玩得很纯熟了——可以虚心请教，但是坚决不听。由此，刘基发现自己走入了一个凶险之境，因为他很有可能被朱元璋出卖，使胡惟庸获知自己对他的评价。

刘基是个对君主不用心的人，所谓“不用心”其实是褒义词，意思是不使心计，不耍小心眼。当朱元璋向他咨询胡惟庸的为人时，刘基说胡惟庸像一匹劣马，如果叫它驾车，必然会翻倒。可面对这样的评价，朱元璋还是置若罔闻，依旧将大明帝国交给这匹劣马去管理，由此，刘基明白，自己该开路了，否则后果很严重。刘基选择在洪武四年急流勇退，回青田老家避祸，以度余生。

朱元璋随后果然出卖刘基，因为胡惟庸很快就知晓后者对自己的“恶评”，并及时做出反应，称地方官员报告，刘基在老家看风水，找到一块颇有“王气”的风水宝地以建造自己的坟墓，其心可怖、可恨、可杀。由此，新朝的政治斗争在朱元璋有意无意的导演下惊心动魄地展开，他抓住这个官员间相互攻讦的机会，借胡惟庸之手除掉刘基，就此揭开新朝政治大清洗的序幕。

谁都没想到，刘基之后是胡惟庸。朱元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机心得到了最充分、最残酷的表演和展示。刘基在洪武八年神秘去世，五年后，朱元璋屠刀举起，开始诛杀左丞相胡惟庸。胡一家三族被诛，除此之外，多名官员涉案，因胡惟庸案被杀的人多达15000人。

但15000这个数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洪武十三年也不是案结的时间而是案发的时间。因为朱元璋的耐心足够长，机心也足够锋利。他的目光投向已经退隐的李善长。李善长自从交出相位后一直韬光养晦，不问政事。朱元璋将目光投向他，目的是什么呢？

十年后，朱元璋给出答案。他批评李善长“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那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在胡惟庸被杀十年之后，朱元璋的耐心走到了尽头。他指使亲信收买李善长的家奴卢仲谦，令其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往来勾结，串通谋反的“事实”。

据事后统计，胡惟庸案加上随后的李善长案，共有45000多人失去性命。朱元璋新朝以其血腥的气息告诉世人，僧人皇帝可出世，可入世，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勘破生死，玩得那叫一个“狠”。

当然高潮还未来到，屠杀仍将继续，下一个出局者是蓝玉。蓝玉是常遇春的妇弟。洪武十二年封永昌侯，后封凉国公。朱元璋将他比作衛青、李靖式的人物。但是在李善长死后第三年，也就是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琐告发蓝玉谋反，真反假反当然已成历史的迷雾，重要的是朱元璋抓住这个机会有所作为了。他借口蓝玉和一些人趁其出宫耕种耤田的时候试图杀害自己，宣告其谋反罪名成立。于是又一通大屠杀或者说政治大清洗开始了。蓝玉先被除掉了，随后有一公、十三侯、二伯送了性命。再随后有15000人被杀，朱元璋通过蓝玉案，几乎把跟着他打天下的将领一网打尽。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朱元璋实施政治大清洗的两大案。通过这两个大案，朱元璋差不多让百分之八十的开国功臣去了他们该去的地方，但是肯定还有漏网之鱼。对那些有幸躲过此二案的开国功臣，朱元璋如何对待呢？他采取了一一收拾的策略。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徐达之死，通过徐达之死或许我们可以看清朱元璋的欲望之花是如何“灿烂”绽放的。徐达其实是跟着朱元璋起兵的元老。朱元璋曾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货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并推为开国功臣第一。难得的是徐达为人恭勤谨慎，不骄不躁，很难让朱元璋痛下杀手。但朱元璋最后还是下了杀手，虽然他的杀招比较委婉，透着曲径通幽的意思。

洪武十八年，已经交出兵权回老家安徽凤阳养老的徐达生背疽，一时痛苦难当。朱元璋知道消息后，派人前去探望，并特赐蒸鹅以示“关怀”。背疽患者最忌吃蒸鹅，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徐达当然明白朱元璋的“关怀”是什么——到底还是不放心自己啊，哪怕已交出兵权，远离都城偏居一隅。徐达最后的选择是流泪吃下蒸鹅，几天之后去世。

至此，朱元璋完成了他的屠杀表演。从僧人到皇帝再到屠夫，身份复杂的朱元璋让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男人究竟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才能让其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举动呢？他是自毁长城还是再造长城？毫无疑问这一切都需要一个解释，合乎情理的解释。

太子朱标也需要解释，父亲朱元璋给了他一个解释。那还是在洪武二十三年，李善长案发，被株连的官员高达三万余人，朱元璋大开杀戒，一时间血流成河。太子朱标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嗜杀。帝国的人心是杀出来的吗？当初父亲给他安排的太子教育中，排在首要的一条是“仁”，所谓能仁才不失人心。但很显然，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与此背道而驰，所以太子朱标需要获得一个解释。

朱元璋没有给他解释，而是给他一根荆棘。他将这根荆棘随手扔到地上，叫朱标捡起来。毫无疑问，太子朱标不敢去捡，因为荆棘上的刺太多，扎手。朱元璋当头棒喝：刺多，不好下手。我先下手帮你弄干净了，你不就可以捡了吗？！

这真是辩证法，治国如拾荆棘，不去刺无以收拾，而要行仁政，则必须先施暴政。朱元璋以中国农民式的质朴与思维行事，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声名，以成全儿子仁政名声的“壮举”，说到底还是私欲罢了。

（摘自 《坐龙椅：明清帝王的风雨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