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中国古代有直言论事的政治传统，因此也形成了特有文化。秦汉时，御史台初具规模；到了唐朝，谏院制度也逐渐定型，二者结合；宋朝集其大成，形成了古代中央专职监察机构“台谏”，其中“台官”的主要职责是纠察百官，“谏官”的主要职责是劝谏君主，使各项政务少出错误和偏差。

其实，在御史台和谏院之外，古代还有其他鼓励直言论事的措施，白虎樽即是一例。

自汉代开始，皇帝于每年元旦朝会群臣，称为“正会”，或“元会”，魏晋及南朝沿袭了这个体例。晋朝每年元会，皇帝接受百官朝贺时，殿庭醒目处专设一个酒樽。《晋书·礼志下》有注解：“正旦元会，设白兽樽于殿庭。樽盖上施白兽，若有能献直言者，则发此樽饮酒。”《晋书》成于唐朝，因要避李渊祖父李虎之名讳，故称“虎”为“兽”，其实是“白虎樽”。

殿庭陈列白虎樽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典故。晋国大夫知悼子去世，晋平公却照样饮酒作乐，杜蒉认为这样做违背礼制，但他只是一名宰夫，地位卑微，不便犯颜直斥晋平公的不是，于是当众“罚”晋国太师和晋平公的近臣喝酒，同时自罚喝酒，引起晋平公的疑惑，趁机对其不合礼制的行为进行间接批评。晋平公幡然醒悟，自己主动罚酒，接受了杜蒉的劝谏，同时感慨地说：“则必无废是爵也。”意思是要將这个有特殊含义的酒器“爵”保留下来，以警后人。这个借酒妙谏的典故记录在《礼记》中，也是成语“杜蒉扬觯”的出处。

《礼记》中还记载了孔子的言论：“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在儒家看来，臣子辅佐君主，因事进言是一项重要职责，即便为此殒身也是理所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浸润下，古代出现很多拼了性命也要直言论事的名臣。

可见，由“爵”而为“樽”，再衍化为“白虎樽”，将其作为鼓励臣子对朝政和君主直言进谏的象征，并将其陈列在君臣迎新的元旦朝会上，意义非同一般，是中国古代一个较好的政治传统。

南朝沿袭晋制，在南朝宋的元会上，殿庭也陈列白虎樽以鼓励直言论事。《宋书》明确记载了“白虎樽”的名称由来是“樽盖上施白虎”，并且表述“画为虎，欲令言者猛如虎，无所忌惮也”。让“言者猛如虎”，这显然是鼓励臣子大胆进谏。

南朝齐、梁、陈也都有白虎樽。《隋书·志第四》记载，南朝梁“元会之礼……（朝堂）太阶东置白兽樽”，还描述了元会时与白虎樽关联的一些议程，“侍中读五条诏，计吏每应诺讫，令陈便宜者，听诣白兽樽，以次还坐”。南朝陈也有“上事人发白兽樽”的元会程序。

根据《南齐书·王俭》记载：“（南朝）宋世，外六门设竹篱。是年（南朝齐建元二年）初，有发白虎樽者，言：‘白门三重关，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朝廷元会上，有人按照白虎樽制度向南朝齐高帝萧道成反映，都城建康的白门用竹篱笆围了三重，有碍观瞻、诸多不便。萧道成采纳了建议，决定重新建造城墙。

翻检南朝史籍，宋齐梁陈，极少有君主真正听得进直言，国祚都没有超过六十年。可见，白虎樽虽好，直言论事和采纳谏言都不是那么容易的。

南朝陈灭亡后，白虎樽制度似乎没有被隋朝沿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对南朝的很多礼制和文化不屑一顾，曾经一把火烧了大臣进献的陈朝艺术品和器具。隋朝和唐朝的朝廷元会，在完成系列仪式后，“皇帝举酒，上下舞蹈，三称万岁”，而后，群臣向皇帝敬献寿酒，仪式就接近尾声了。

宋代元会虽然没有白虎樽制度，但士大夫都很喜欢白虎樽的典故，常将其写入诗中。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担任中书舍人，执掌草拟诏令，并参与部分政务。次年六月，他在《用定国韵赠其侄震》一诗中写道：“开樽邀落日，未对乌鸟言……比来伏青蒲，坐捉白兽樽。”“白兽樽”显然是沿用唐人笔调，其实也就是白虎樽。当时以直言和才华闻名天下的苏轼，应该是想草拟奏章向朝廷进谏，然而，诗之末了发出“犹能整笔阵，愧我非韩孙”的感慨。看来，即便有才如苏轼，也担心自己于国事无助。

南宋名臣岳飞的孙子岳珂写过一首诗：

十月苍龙阙，三朝白虎樽。无囊持塞吏，有匦达民言。

故事寻常略，遗风万一存。独怜记廷诤，断报说开元。

从全诗来看，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即便沿袭了直言倡谏的“遗风”，但朝政日趋混乱，恐怕实行情况不尽理想，否则岳珂为何在诗尾发出“独怜”的感叹？

此后，提及白虎樽者，日渐稀少。

当白虎樽仅仅成为朝堂摆设，达不到劝谏的效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或许也是后世王朝不再陈列白虎樽的一个缘由吧。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整肃政风、广开言路的好例子，并未因为没了白虎樽就出现制度缺失。清朝嘉庆帝曾写过这样的文字：“君臣交接以诚，辩论以诚，莅政以诚，何患不治乎？”他看得很清，说得也很好，但做得不怎么样。在他主政期间，真正直言进谏的人极少，这也是导致清朝的统治江河日下的原因之一。

（摘自《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