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

校园枪声

1913年6月18日清晨，保定军校。

一大早，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

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说完，蒋百里拔枪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大喊：“校长自杀了！”

段祺瑞是跟着袁世凯一起打天下的老部下。袁世凯成了最高领袖后，他再看老部下就有点儿不放心，打算提拔新人制衡段祺瑞。段祺瑞手上有兵，袁世凯就建个军校培养将军。而袁世凯看中的校长人选，就是蒋百里。

就这样，蒋百里走马上任，成为保定军校的校长。

蒋百里到任后才发现，情况非常糟糕。炮兵没炮，骑兵没马，操场上的杂草比人的膝盖还高。学生也无心操练，只知道每日闲逛和出入风月场。

蒋百里决心好好整顿，先从教员开始。大批不干正事儿的被裁撤，换上能干又愿意干的人，军校氛围顿时焕然一新。

但是这样的举措几乎得罪了所有人。

这时的保定军校，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不大的一个机构，竟然还分为北洋武备派、北洋速成派、日本士官派、德国派等。蒋百里为日本士官出身，按说应该属于日本士官派，但是他对日本那套看不上眼，曾说“日本的教育和军事，中国最不该学”，此言一出，几乎把日本士官派得罪光了。

蒋百里更欣赏德国的做法。蒋百里一心想为中国打造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至少要达到德国军队的水平。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他看到的德国，是“近代化”的德国。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脱离“封建社会”的中国。所有的问题，不可能这么轻易地完成新老划断。

报复很快袭来。占比最多的北洋速成派和日本士官派联合起来，拆蒋百里的台。凡是军校需要的物资，能拖就拖，能扣就扣，能挪用就挪用，总之就是什么也不给他。如果换作一个做事的人，会想出许多办法，比如利益交换，拉一派打一派，或者去找自己的人脉，甚至找袁大总统告状。但蒋百里不行，因为他是做人的人，让他做违背其道德观的事，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

于是，就有了前面自杀那一幕。

蔡锷的遗产

其实，蒋百里是有机会成为有实权的人物，当上一方大员的。

反袁斗争结束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这是妥妥的封疆大吏。然而正当蔡锷打算振作有为、造福一方时，他的喉癌却越来越严重。蔡锷对自己的病情不抱希望，知道自己恐怕挺不过这一关。于是他和蒋百里商量，一旦自己有什么不测，全部基业就托付给蒋百里——不光是四川督军和省长这两顶帽子，还有现成的军队，两员心腹大将戴勘和张耀庭也一并托付。在任何时代，这都称得上一份重托。蔡锷相信蒋百里的人品，更相信他的能力。他认为，在蒋百里手中，自己这份基业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蔡锷东渡日本治病时是1916年9月。从那时起，蒋百里就全程陪护。可惜到了11月，蔡锷病重不治，一代将星就此陨落。按照约定，此时蒋百里应该立即入川接手四川事务，但是蒋百里始终忙于蔡锷的后事，根本没有考虑接班的事。

蒋百里此刻不愿去想什么基业，只想一心陪伴好友走完最后一程。

直到1917年4月12日，蔡锷的葬礼结束，蒋百里才算放下心中包袱，收拾行囊准备入川。

请注意，这时距离他和蔡锷约定的入川时间已经过去了5个多月。途经长沙时，他被当地的亲朋故友盛情挽留，又多停留了几天。等他终于过了重庆时，却被迎面撞来的噩耗击倒：就在数日前，川军哗变。蔡锷留给他的军队被吞并，两员心腹大将被乱军杀害。此时的四川，已经是“城头变换大王旗”。

蔡锷一生的心血，毁于一旦。

这其实是所有追求做人的人的通病。对他们来说，为人处世，道德优先。事做不成顶多是遗憾，但是“人设崩塌”是绝不能容忍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蒋百里身上，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开启“中原大战”。这里面没什么正义，不过是一场争霸战。其中第五军的指挥官叫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唐生智的指挥水平不行，想让蒋百里来指挥。在一个“军队国家化”的国家里，最高领袖指派军队将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蒋百里却推脱说，他不能以老师的身份夺学生的军队。

然而，“军队国家化”正是蒋百里一向的主张，怎么这会儿军队又成了唐生智的了？不知道蒋介石是不是相信蒋百里的说辞，但他最终还是撤销了委任。蒋百里又失去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错过的“五四”

1918年年底，梁啟超和蒋百里按照北京政府的安排，作为“外交二线队”去欧洲游说。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当然要争取更多的利益。所以政府在派出以陆征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线队伍的同时，还派出以梁启超为首的“欧洲考察团”，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工业领域的人才。

然而游说结果很不理想。消息传回国内，瞬间点燃了中国人民心中的怒火，“五四运动”就此爆发，席卷全国，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此时的梁启超和蒋百里在做什么呢？他们在欧洲一共游历了一年零三个月，到1920年才回到国内。

游历途中，他们特地去看了几场著名战役的遗址。到处是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坟墓遍地。许多城市的战争痕迹还未消去，满眼都是流离失所的平民和肢体残缺的退伍军人。一番反思之后，两人在回国途中各自开始写书，把沿途所见写下来，警醒国民，不要过分崇拜欧洲文明，而是应该吸取欧洲文明的长处，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形成新的文化。

然而当他们回到国内时，却惊讶地发现国内已经变了天。年轻人心中的领袖已经是更年轻的陈独秀了，年轻人爱看的读物也变成了《新青年》。新一代年轻人的思想更激进，态度更坚决。

于是，中国当时的顶尖精英人群分成了两派，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一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一边以梁启超为代表。

这次，蒋百里坚决站在梁启超一边，也站在了“保守”一边。蒋百里在梁启超的阵营中奔走，乐此不疲。一方面是他亲眼见过欧洲的惨烈，另一方面却是因为他和梁启超的关系非同一般。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密切追随梁启超也导致他屡屡错过与时代同步的机会。从那之后，蒋百里彻底成了一个无党派人士。他在各种势力中穿梭，却没人把他当作自己人。

蒋百里无疑是个天才，但他却一生没有足以匹配才华的建树。这是他本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如果用一个词概括蒋百里的人生，那就是撕扯。既想做人，又想做事。既想按照新时代的方式做事，又想按照旧道德做人。如此度过一生，也算一种境界。不过，真正让他留名青史的，其实是他的各种思想。

（摘自《历史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