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

2022年岁末，土耳其和伊朗分别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发起越境打击。至此，库尔德问题这个困扰中东乃至世界的无解之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从人口数量上看，库尔德人是排在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之后中东地区的第四大民族。从历史角度看，这个民族已在中东地区活跃了超过2000年。在正常情况下，能顺利迈入现代社会的民族，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历史，库尔德人也不例外。从古至今，库尔德民族的主要活跃地区，都集中于扎格罗斯山脉及其附近区域，他们最初的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当然，所有生活在山地的族群，都具备一定的共性：封闭且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他们更习惯以部族为单位抱团取暖；对外常常表现得好勇斗狠，习惯于四处游走，实施劫掠。

正因如此，山地族群对统治者来说，通常意味着不安定和不可控（比如不好收税）。比如，历史上的车臣人就是如此。对国王们来说，“脾气暴躁”又喜欢“到处乱跑”的库尔德人，同样不好管束。但他们悍勇的性格，以及没什么国家观念的特性，又让他们成为最佳雇佣军的人选。历史上，从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蒙古帝国，再到奥斯曼帝国，在每次帝国扩张的战争中，都能找到库尔德雇佣兵的身影。由此可见，库尔德人可谓中东地区超级资深的“打工人”。

然而，每当战争结束、社会进入稳定运行时，在统治者眼中，库尔德人又会从“很好用”切换回“不好管”。当然，在中古时代的绝大多数地区，这种“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事情并不稀奇。但到了近代以后，情况开始大为不同。

公元17世纪，恶斗多年的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再次停战，而他们的谈判成果之一，就是把库尔德斯坦地区一分为二，而库尔德人对此却一无所知。此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整治境内的库尔德部族，不许他们再随便乱跑，尤其是不能跨越国界。于是，部族反抗与政府清剿的戏码，便在这片地区隔三岔五就要上演一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彼时，库尔德人中的知识分子开始从西方世界接触到“民族”这个概念。在此之前，人们对利益的认同边界都是止步于部族，至于认为其他部族的人，大伙只是碰巧住得比较近，彼此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差不多，部族间发生冲突时，他们下手一点不比对外人轻。

随着“民族”概念的产生，库尔德人开始意识到，这些与自己说话、办事习惯差不多的邻居，也算是自己的同族。如今，他们正被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欺负，因而大家有必要抱团取暖、一致对外。于是，民族主义就此产生。库尔德人自此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独立建国，不再依附其他国家。

1914年，一战爆发。加入同盟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习惯性地想要征用库尔德人。而协约国一方为了挖奥斯曼帝国的“墙脚”，则给库尔德人许下承认他们独立建国的承诺。一战最终以同盟国一方战败而告终，由于“站队”失败，奥斯曼帝国战后被迫签署了《色佛尔条约》。在这份条约中，协约国如约承认库尔德人独立，可问题也来了，他们还同时承认了亚美尼亚人独立——当初他们同样是协约国挖下来的“墙脚”。

信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历来不睦。让这两个互相对立彼此地盘又紧挨着的民族同时独立建国，想不出乱子都难。《色佛尔条约》公布后，库尔德人认为，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地被协约国划给了亚美尼亚人。正当库尔德人愤怒之时，土耳其人也在暴怒中。《色佛尔条约》对奥斯曼帝国的苛刻程度，甚至超过了针对德国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原本已退役的土耳其将军凯末尔，发起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此时的库尔德人，再次转投到凯末尔麾下，奋力一搏。

历经两年多的苦战，凯末尔最终迫使英法两国重新坐回谈判桌，同土耳其签署了新协定。事实上，英法两国当时正需要专注于应对一个更大的麻烦，即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为此，他们亟须土耳其这个俄国传统宿敌尽快站起来，以制衡苏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签署了《洛桑条约》。新的土耳其以放弃奥斯曼帝国征服的异族土地为条件，换取了完整的安纳托利亚高原。

不仅如此，《色佛尔条约》规定的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自治权”，在新条约中也被取消了。此外，库尔德人聚居区被一分为四，最大的部分仍归属土耳其，剩下的三部分分别划归波斯（伊朗），以及当时的法属叙利亚和英属伊拉克。换言之，库尔德人再次被“雇主”给卖了。然而，已然开启民族主义模式的库尔德人，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于是库尔德人大起义于1927年爆发。这场武装起义，因遭到土耳其、波斯（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四家的联合镇压，数万最能打的库尔德人在起义中损失殆尽。中东库尔德人问题的主基调，由此奠定下来。

二战原本是近代最后一次地缘格局大洗牌的机会，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充分汲取了此前的教训，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恪守中立，直到战争末期才加入盟军阵营对轴心国宣战，这也让库尔德人彻底丧失“翻盘”的机会。二战后，中东域外的国家，仍会时不时就看重库尔德人的“打工人”属性，许诺帮他们建国，以此将其拉入自己麾下。比如冷战期间，土耳其和巴列维治下的伊朗都秉承亲西方的对外政策。为对冲南部压力，苏联曾一度支持过库尔德人建国，结果导致其遭到土耳其和伊朗的联合打击。冷战后，因伊拉克战争和后续的反恐战争，美国同样找上这批中东千年“打工人”，其最终结果正如新闻报道的那样——土耳其和伊朗两国几乎前后脚，对境外的库尔德武装发动军事打击。

对此，有评论分析称，库尔德人目前的境况，其实从库尔德人聚居区在《洛桑条约》中被一分为四，就已注定了难以逆转。若从宗教划分来看：土耳其信仰的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伊拉克占主体的是什叶派，目前掌权的也是什叶派，叙利亚人口主体是逊尼派，不过阿萨德家族属于什叶派。从对外策略来看：伊朗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对付，叙利亚与伊朗类似，土耳其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环境，实现了东西通吃，而伊拉克在萨达姆倒台后，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要相对亲近一些。

显然，在这种状态下，要想让库尔德人建国，无论域外国家如何操作，都不免同时得罪上述四个国家，这还未考虑库尔德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哪个域外大国在画完饼后，最终都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因为库尔德人独立建国这事，压根就没可操作性。

若建国没可能，那消弭矛盾过和平的生活，同样难以实现。毕竟，历史积淀日久的库尔德问题，所涉及的国家都有各自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从来不缺外部势力去利用这些情绪。为此，围绕库尔德问题，就这样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土耳其和伊朗近期对库尔德武装发起的越境打击，在评论家看来，其着眼点其实与库尔德人本身没太大关系。如前所述，库尔德人闹独立对土伊两国来说，是一个长期性问题，而这两个国家眼下都面临更大的麻烦亟待解决。伊朗因玛莎·阿米尼去世，导致国内局势动荡。土耳其借助俄乌冲突，大秀了一波存在感，但其国内情况其实并不乐观。多年来，埃尔多安不断挑动民族主义情绪，其间多次与西方国家交恶，虽借助东西通吃的天然优势，每次都能在外交层面找补回来，但其一系列“神操作”，还是让国内外资本失去了安全感，于是资本纷纷外逃。与此同时，埃尔多安政府在中东地区到处插手，又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负担。自2021年以来，土耳其一直维持着超过80%的高通胀率。

一国法定货币的信用，说到底就是这个政权的信用，照这样一路狂奔下去，最终将会发生什么，也就不难猜想了。为此，土耳其以伊斯坦布尔爆炸案为由，发起对库尔德武装的越境打击，从政治角度看，无疑转移了舆论焦点，毕竟，这种“军事行动”虽然彻底赢不了，但也绝对输不了。

而土耳其和伊朗两国选择俄乌冲突如火如荼之际，发起对库尔德武装的越境打击，无疑是掐准了欧美国家此时根本无暇顾及中东这一战略方向。相反，为稳住土耳其，欧美甚至还得给出一定的好处。毕竟，库尔德武装在给美国“打工”，“打工人”一再挨打，势必会影响到“老板”的形象。若欧美国家此时选择硬碰硬，强力干预土耳其行动，那不亚于再度点燃了土耳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分属不同阵营的伊朗，更得担心欧美国家硬刚，果真如此，两国国内的矛盾都將被外部的火药消弭，这也是库尔德人再次沦为“工具人”的可悲之处。

（摘自《世界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