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旺旺

《诺尔玛》是贝利尼重要的歌剧作品，蕴含着深厚的浪漫主义思想感情及意蕴。本文主要从浪漫主义情感因素及人物性格的理性因素分析歌剧中赴刑场景的合理性。原脚本中波利昂会在最后一刻与诺尔玛一同赴刑，笔者认为这一场景过于理想化。从波利昂人物性格来看，他很难做出如此举动，但从浪漫主义情感角度分析该场景又有一定的合理性。针对该场景的不足之处，笔者结合图表方式呈现两种改进设想。

何谓“情理”？在朱立元所著《美学大辞典》中提到对“情理”一词的解释：“情，指人的情感、情绪，作为美学范畴，既指审美发生与艺术创造活动中的情感要素，也指艺术作品所包含、表现的情感内容。理，指理性、法则、秩序、规律，作为美学范畴，既指审美发生与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理性要素，也指艺术作品所包含、表现的理智内容。”可见“情理”包含了“情”与“理”两种含义，是一个具有复杂内涵的复合词汇。但我们又可从中提炼出二者的共性——在某一情况下它们的产生背景是相同的，即“审美发生于艺术创造活动中”。这不免让笔者产生疑虑，在歌剧作品的审美发生与创造活动中其“情理”关系是以何种状态展开的呢？在众多歌剧作品中，笔者选择了贝利尼歌剧《诺尔玛》中诺尔玛与波利昂共赴火刑台受刑的场景进行“情理”分析，并结合浪漫主义的时代特征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对贝利尼的创作特色做出分析。

一、浪漫主义音乐之情感因素

在歌剧《诺尔玛》的审美发生与艺术创作中，其“情”更多指向浪漫主义时期的情感因素即美学层面，浪漫主义者对情感有着独到的理解和追求，如爱情、友情等。歌剧《诺尔玛》是贝利尼1831 年的作品，由于当时所处浪漫主义时期，因此歌剧中不免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浪漫主义创作思想的天马行空、自由奔放充斥着整部歌剧。贝利尼富有浪漫气质的长旋律写作更是浪漫主义情感的体现。在《诺尔玛》中，诺尔玛不惜违背神的旨意与异国异教徒相爱，还孕育了一儿一女，在最后关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来成全爱情，弥补对信仰的亏欠。尽管波利昂在出场时就被刻下了“渣男”的人物品性，但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与诺尔玛一同赴死，这也是受到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将爱情完美化、圆满化。保罗·亨利·朗格认为，“浪漫主义者是把爱情加以神化的诗人，也是友谊的最热烈的拥护者”。浪漫主义者将爱情推向至高的神坛，他们认为爱情可以感化一切，包括背叛了诺尔玛的波利昂。从这一角度出发，波利昂在最后一刻的选择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波利昂在剧中不仅仅是具有独立思想的人物角色，同时也是贝利尼用来体现其浪漫主义思想的“工具人”，在人物塑造的同时难免加入作曲家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烙印。

纵观《诺尔玛》中的主要人物我们不难发现，诺尔玛、波利昂、阿达吉萨之间的关系不外乎爱情关系和友情关系。歌剧中三个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是不断发展的且愈演愈烈，然而诺尔玛与阿达吉萨之间的友谊关系却始终以完满融合的方式呈现，甚至爱情立场的冲突反倒成就了二人友谊关系的高潮。爱情冲突并未破坏二人的友情，反而成了二人友情的助推器。这两种关系似乎很难在现实中找到同样的例子，甚至在我们眼里绝无可能的事却在贝利尼的歌剧中得以实现。这与浪漫主义者追求世事的融合与统一密切相关。他们将爱情、友情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而不再是以个人为主体的自私的情感。这就是保罗·亨利·朗格所认为的“浪漫主义者对爱情和友谊都是从对内亲密关系扩展到对外广泛关系的，从个人主义到普遍主义的。”

浪漫主义所表达的情感在现实面前常常是非理性的，但是受到残酷的客观现实影响才得以表现出来。贝利尼在歌剧《诺尔玛》的创作中让爱情与友情得到自由释放，让诺尔玛与波利昂摆脱异国种族的差异而结合，这些非理性的现象在作品中得以体现。贝利尼之所以让波利昂在极短的时间内“回头是岸”，实际上是在阐发自己的爱情圆满观，但同时也忽略了戏剧上的合理性。

二、人物性格之理性因素

波里昂在出场的第一刻起就奠定了其“爱情的背叛者”形象，在弗拉维奥提及诺尔玛的名字时，加以弦乐器短暂振音的衬托，塑造出波利昂内心所产生的对诺尔玛的恐惧，同时也为二人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面对弗拉维奥的质问，波利昂承认他的畏惧和懊悔，甚至回想起在梦中的场景。在波利昂的梦中场景唱段《在维纳斯的祭坛上》（Meco all'altar di Venere）中，描述阿达吉萨的伴奏音型与描述诺尔玛的伴奏音型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描述阿达吉萨时，波利昂所联想到的是美满幸福的婚礼场景。笔者暂且将此处的音型称之为“阿达吉萨音型”（如图1），该音型是浪漫、轻快的跳跃性的三连音节奏，可见波利昂在回想起阿达吉萨时内心流露出的甜蜜爱情。而当波利昂回忆起诺尔玛时，所描述的场景却是“像坟墓般令人害怕”，同样是三连音织体但表达出完全不同的人物情绪。贝利尼在“诺尔玛音型”（如图2）中，将小结的第一拍与三连音的第一拍用连音线相连，同时取消了三连音的跳跃感，塑造出阴森的充满复仇气息的死亡场景。“诺尔玛音型”中三连音节奏型被巧妙地弱化，表现出诺尔玛的复仇一步一步地靠近波利昂，像海边的巨浪直至将他淹没。“阿达吉萨音型”的天真与烂漫让波利昂沉醉，“诺尔玛音型”的恐怖阴森让波利昂日日梦魇，可见波利昂已经将原配当作恶魔般的存在。波利昂一方面被阿达吉萨所吸引，内心充满热恋的激情，一方面他又畏惧诺尔玛对背叛者的报复而胆战心惊。此处可以看出波利昂的喜新厌旧和对爱情的三心二意。

图1 《在维纳斯的祭坛上》阿达吉萨音型

图2 《在维纳斯的祭坛上》诺尔玛音型

在第二幕第三场中，波利昂被众人抓住，诺尔玛以波利昂和阿达吉萨的性命要挟，要求他离开阿达吉萨便可饶他一命。波利昂祈求诺尔玛不要让阿达吉萨受伤，并且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来保护阿达吉萨。面对诺尔玛的威胁，波利昂只剩下满腔的愤怒。在波利昂的眼里，诺尔玛是一个“残酷的女人”，而阿达吉萨在他心中则是“无辜的少女”。波利昂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而是不断指责诺尔玛的暴行。可见，波利昂是个推卸责任、毫无担当的人。在最后一场中，当群众质问诺尔玛到底是哪个女祭司玷污了祭坛与罗马人相爱时，诺尔玛为了保护阿达吉萨勇敢地说“是我！”，此时的乐器伴奏一片寂静，诺尔玛的声音也渐渐消失，现场安静得可怕，似乎所有人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波利昂以为诺尔玛会将阿达吉萨供出，群众和奥罗维索不敢相信被他们奉为神使的女祭司竟做出这样的事，而诺尔玛只是单纯地认为自己毫无资格责备阿达吉萨，不愿她受到无谓的伤害。诺尔玛不再责怪波利昂的背叛，尽管他一味想要逃走，但命运始终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三、以“情”抗“理”，“情理”交融

在波利昂的唱段中，仅在最后一幕赴刑场景中，他承认了对诺尔玛的爱，此类型的唱段在体量上有明显的不足，使波利昂对诺尔玛从“不爱”到“爱”的过渡显得尤为仓促，破坏了戏剧逻辑。贝利尼在《诺尔玛》的创作中带上了时代的烙印，在浪漫主义时期或许是大势所趋，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戏剧的逻辑性，与剧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不符。但若不以二者共同赴死为结局就会显得不够圆满。在满足时代情感特征还是满足戏剧逻辑上，贝利尼选择了前者。贝利尼在歌剧《诺尔玛》中关于波利昂情感冲突的塑造如图3 突增式的情感发展。

图3 突增式

根据图3 所示，情感B 在戏剧发展之始并未出现过，却在结局处以碾压的方式超越情感A，这样的设定稍显唐突，同时，还破坏了戏剧逻辑的合理性。笔者认为，波利昂在最后的所作所为应建立在足够的情感能量的推动下而产生。如果可以将波里昂的“回心转意”以长线形式逐渐展开而不是突增式的发展，就不会显得突兀和牵强。这样既满足了戏剧发展的逻辑，又满足了浪漫主义的情感逻辑。赴刑场景的戏剧缺陷究其原因是波里昂的内在性格冲突性不强。如果在前几场中，波里昂内心也能呈现出对诺尔玛“爱与不爱”的挣扎，表现其内在情感冲突，这样在最后一刻他选择了诺尔玛也就无可厚非了。因此，笔者提出以下两种设想（如图4、图5）。在图4 交叉式情感发展中，让情感B 贯穿戏剧的发展，在交叉点之前情感B 的能量始终低于情感A，这样在结局时通过某些事件的激发让情感B 超越情感A，前有铺垫后有超越，就会让人物动作更合理。笔者认为，在歌剧中可添加波利昂对诺尔玛浪漫爱情回忆的唱段，让情感B 随同剧情的发展而发展。此种方法操作难度偏小，但是冲突性偏弱。针对波利昂性格冲突不够明显的问题，若能让情感A 和情感B 时刻交织产生剧烈冲突（如图5 麻花式），而在最后一刻情感B 取得胜利，戏剧性会更强。

图4 交叉式

如此这般，波利昂在最后一刻选择诺尔玛既可以满足角色性格的合理性，又可以满足时代的情感特征，同时还丰富了人物形象。基于图5 之设想，笔者认为可以在歌剧中增加波利昂内心独白的唱段，体现其对两者爱情选择的挣扎。在歌剧中，阿达吉萨和诺尔玛都有各自的内心独白唱段，唯独波利昂没有，这正是波利昂缺少冲突性的关键所在。图5 的冲突性更大，它能使浪漫主义的“情”与人物性格的“理”相互交融，让戏剧的发展更合情合理。

图5 麻花式

综上，贝利尼对赴刑场景的设定过于理想化且有不够合理之处，这或许是因为贝利尼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想以“情”抗“理”。因为浪漫主义作曲家对爱情、友情的推崇并将其强加在歌剧创作中，使人物违背自身特性而做出迎合时代创作特征的行为。但从波利昂人物性格的层面来说，他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重新爱上诺尔玛并愿意为她付出生命。波利昂在歌剧中的唱段更多的是描绘他对阿达吉萨的“爱”和对诺尔玛的“惧”。既然这样的设定并不合理，为何贝利尼仍然如此做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浪漫主义者认为情感可以战胜一切，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带来情感的寄托。贝利尼和广大浪漫主义者一样，愿意用浪漫主义的情感来对抗和弥补现实的不足。《诺尔玛》中的赴刑场景在戏剧逻辑上是有欠缺的，但满足了作曲家本人在浪漫主义时代牵引下的情感逻辑。如果作曲家能适当地增加波利昂的内心独白唱段，体现其对诺尔玛和阿达吉萨的纠结与徘徊，这样，波利昂在最后与诺尔玛一同赴死也将更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