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是一门用口语说讲故事的表演艺术，其本质特征决定了评书要想适应不同受众群体必须语言通俗易懂，而生活化、动作化、性格化的语言是其通俗易懂的必要手段。同时，评书的主要功能是娱乐，喜剧性是评书的固有特征，而﹃肉里噱﹄和﹃外插花﹄是其幽默风趣的重要手段。

评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评书的灵魂。

评书也是诉诸听觉的艺术，必须把听众的反应放在第一位。艺谚“一句不到，听众发躁”“一句不清，听众发蒙”都强调要重视听众的反应，这就要求评书语言必须通俗易懂、幽默风趣。

通俗易懂  生动形象

评书的受众群体千差万别，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参差不齐，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是必须的，这也是由口头文学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评书怎样才能做到通俗易懂？

首先，语言要生活化。劳动人民自己的语言才是评书中黄金般珍贵的语言，语言生活化是其通俗易懂的必要手段。连丽如的评书《三国演义》在三顾茅庐之前有对诸葛亮招亲的描绘，完全是生活化的语言。她说诸葛亮的姐姐要为诸葛亮招亲的消息一传出去，提亲的人就多了，但诸葛亮一个也没看上，沔南名士黄承彦得知诸葛亮重才不重貌，便琢磨把自己的女儿—丑女兼才女嫁给诸葛亮。

这段评书非常符合劳动人民的生活实际，姐姐为诸葛亮张罗婚事，因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为诸葛亮提亲的人非常多，则因为诸葛亮“要身材有身材，要模样有模样，要本事有本事，要人品有人品”。黄承彦见到诸葛亮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足下以为如何？”这段话为文言，连先生马上边批边讲：“听说你要娶媳妇，我家有个丑丫头，黄头发、黑皮肤，可才能跟你相配，你意下如何？”諸葛亮的表现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直接叫岳父了。大家都替诸葛亮惋惜，说书人却说：“人家诸葛亮有自己的恋爱观：丑妻近地家中宝。”

其中所用语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丑妻近地家中宝”等都是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即使个别句子是文言，说书人也马上转换成口语，尽量消除听众的理解障碍。

其次，语言要动作化。富于行动特征的语言才能生动形象，让听众听得真切，如见其人其事。如刘姥姥第一次见贾母：

刘姥姥一看便知这是贾母贾老太太没错了，急忙抢上几步，满脸堆笑，道了几个“万福”（就是弯着腰，两手抱拳在胸前右上方，上下摆动，你瞧就是这样），嘴里还说着：“给老寿星请安。”（庞立仁、刘兰芳、王印权、庞立胜改编《评书红楼梦》）

刘姥姥“抢”步、“堆”笑等动作体现了她与贾母之间的贫富差别、地位悬殊。见面道“万福”是旧时代女性见人的礼节，但现代听众未必都懂，只用语言讲说表现力不够，加上动作模拟，就一目了然了。而这些动作化的语言无不在刻画人物，彰显了刘姥姥的审时度势，这是农民式的精明智慧。

又如刘兰芳讲《康熙买马》，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康熙试马途中，马飞速前行，碰上一个八十多岁耳背的老太太。刘兰芳两次以折扇做拐杖学老太太颤巍巍走路，还伸出巴掌叉开五指表示马距离老太太只有五步远，她两手握拳上举示意马前蹄立起，拇指、食指相捏比拟马肚子距离老太太肩膀只差一韭菜叶儿。情急之下，这匹马来个站桩站住了，此时刘兰芳两手上举，做站桩样，并开始抖包袱：

这时秋风吹来，马肚子毛啊，扫上老太太脖子了，老太太觉得她痒痒，这什么呢？一回头，啊！这谁呀？这么高啊！啊，姚明！姚明也穿马海毛啊！老太太躲过去了，马的前蹄落地（两手下压，示意马蹄落地），可把皇上乐坏了，甩镫下马（左手快速转动折扇，示意在甩镫下马），一拍马的屁股（做拍马屁股的动作）：“嗨！好马好马！”马一看高兴了：“嗯，皇上拍我马屁呢！”（两手握拳下压至桌子上，示意马前蹄站稳）（笔者根据中国曲艺网视频资料整理）

刘兰芳抖包袱时依然不忘灵活使用折扇、双手，并做出各种身段，配合脸部种种表情，模拟“马蹄落地”“甩镫下马”“拍马屁股”“马前蹄站稳”等动作，形象生动，宜听宜观。

再次，语言要性格化。性格化就是要让人物自己说话。人物自己说话，最能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评书中无论出现多少人物都靠说书人一张嘴去描摹，不像戏剧有角色区别，这就要求人物语言必须性格化。性格化的语言能让听众印象深刻，便于区分张王李赵、周吴郑王。譬如：敢在县衙门口扯着粗嗓门高喊“真正漏税私盐”的只有程咬金；一遍遍地说“笑天下人没有酒量！爷吃三十碗，挺身过冈”的肯定是武松；大喊“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必定是李逵；一声“铡刀伺候”只能出自铁面无私的包公；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儿是泥做的骨肉”的必然是贾宝玉。

幽默风趣  出人意料

评书语言只是通俗易懂还不够，还必须幽默风趣。因为听众听评书主要是为了娱乐，只有风趣幽默的语言和喜剧性的内容才能吸引听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谈到说话人要“曰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使砌”就是善于在讲说故事中穿插笑料，调整气氛，这已经是宋元时期说话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曾记述评书“使砌”的情况：

尝闻乡村说评书者，自说自解曰：某元帅出令，众将官跟我前去，定要扫净烟尘。列位，尘可以扫，烟怎么个扫法？常见卖烟铺把铺板搭上，多帖“喷云吐雾”四个字。吃烟的人尚能喷吐云雾，岂有大将军八面威风，而于烟不能净扫乎？只是兵器之外，须多带几把笤帚，预备著好扫烟！又说二人战在沙场，某人倒在尘埃。列公，倒在尘埃，就是躺在地下，不过文墨一点儿。埃者，何也？凡沙之扬起者曰埃。沙场岂无尘埃？若嫌不净，扫了再躺下，也靡有这么大的空儿。虽是频话，却亦可供一笑。

娱乐是评书的主要功能，喜剧性便是评书的固有特征。幽默风趣正是构成喜剧性的手段。为了吸引听众，只讲故事是不够的，需要设置一些人物或事件，增添笑料，增加喜剧色彩。评书设置笑料的方式有“肉里噱”和“外插花”两种。

“肉里噱”是指与主题内容直接相关的笑料。它往往通过对书中喜剧性场景、喜剧性情节或喜剧性人物性格的塑造来实现。其中喜剧性的人物被称为“书筋”，如《三国》中的张飞、《精忠说岳》中的牛皋、《明英烈》中的胡大海、《兴唐传》中的程咬金等。这些人往往快人快语，正直坦率，粗鲁莽撞，天真烂漫，有的具备特殊的机智和精细，有的身怀绝技，有的虽无绝技却能逢凶化吉，堪称“福将”，他们风趣幽默、出乎意料的言行往往会令评书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

中华民族是富于幽默、爱好喜剧的民族。嗜好谐趣幽默，惯于欣赏喜剧，是我们的民族心理。薛宝琨在《中国幽默艺术论》中说：“民间说部有着消遣娱乐的明确目的，因此，书筋以及由其发展而成的书胆就体现了说书艺术的喜剧谐趣风格。我国自宋代就在说话门类里有‘说诨话’一项，也是以喜剧内容和语言趣味取胜。说书萌芽时期的唐代，听众在听取‘三分’故事时就有‘或笑张飞胡，或谑邓艾吃’的诗句。唐代的参军、宋代的滑稽以及元明清以来的戏曲丑角，都反映了群众对喜剧的嗜好。”评书为了满足听众的这种嗜好，大多在“书筋”上设意繁衍、横生枝节，使整部评书噱头十足。正如艺谚所说“无噱不成书”“噱乃书中之宝”。

“外插花”是指與主题内容无关或间接相关，由演员临时插进去的笑料。评书是古事今说，说书人可以用风趣诙谐的讲评和机智幽默的语言制造笑料，产生喜剧效果；也可以在表演时根据演出现场出现的特殊情况，见景生情，随机应变，即兴发挥，用误会、巧合、夸张、讽刺、谐音、双关语等手法，当场抓哏，插进笑料。

连丽如的评书《三国演义》常常旧书新说，包袱不断，可与单口相声相比，如“张飞家里其实不是屠户，他是卖肉串的……为什么呢？张飞有这个先天条件：颔下一副钢髯，那就是铁签子—拔下一根胡子来，直接就能穿串儿了”，就是用夸张手法构成包袱。前文的刘兰芳《康熙买马》也是包袱不断，现场掌声四起，如“不像有的个别司机，撞了人还逃跑，连畜生都不如”，讽刺了某些社会现实。“姚明也穿马海毛啊”是双关语，“皇上拍我马屁呢”则是巧合。这些包袱的巧妙使用，增添了笑料，拉近了说书人和听众的距离，使评书魅力无穷。演员成功的即兴表演，现场砸挂，也是和听众合作的结果，它自身也反映着听众的审美能力和欣赏情趣。

评书是口头艺术、听觉艺术，评书演员通过语言符号叙述故事，传递信息，交流感情。演员不同，语言艺术特点也会有所差异。连派评书娓娓道来，富有书卷气，被称为“座谈三国”：袁阔成字正腔圆、娓娓动听，单田芳声音沙哑而富有磁性，田连元洒脱活泼、生动流畅，刘兰芳嗓音甜美、声音高亮。他们的语言或善用京剧韵白，或流畅老到、铿锵有力，或灵活多变、清新自然，但通俗易懂、生动形象、幽默风趣、富含节奏却是他们评书的共性。因为评书是现场艺术，其语言异于史书、小说等案头文学，必须做到通俗、生动、形象、“快而不乱、慢而不断”，这样才能调动听众的积极性，使其与演员形成互动。这正是评书的魅力所在，也是广播评书、电视评书不如现场评书的原因所在。

李小红，中国戏曲学院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