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木建筑展开溯源，既可以发现中国建筑的历史之久远，也可以从由简到繁的建筑形态演变中，体悟祖先在不同社会阶段从事营造活动的非凡智慧。

将“木”作为中国建筑的标志性符号是十分恰当的。在林林总总的建筑类别中，殿堂楼阁等官式建筑离不开木材，千姿百态的民居建筑更是将木材运用得出神入化。无处不在的木结构建筑，让古人在经年历久中对木材的使用和加工备加关注，撰写出《木经》《营造法式》等专门著作，在总结各种传统营造经验的同时，也确立了木材在中国建筑中的核心地位。

《木经》中将建筑分为上中下三段，意为一座建筑由三部分组成。台阶以下埋在地面里的部分为基础，地面以上房梁以下的部分为墙体，房梁以上的部分为屋顶。《木经》成书于宋代，之后的建筑实践和理论一直沿用这种观点，说明了如此划分建筑的合理性。

地基是木建筑的基础

地基是整座建筑的基础，对建筑的體量高度和使用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历来被建造者重视。由于气候条件不同，历史上南北方在地基处理上有很大不同。

从出土的建筑遗址来看，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多用夯土建造地基，无论是大体量的宫殿，还是普通民居，皆是如此。1976年，在今陕西省榆林神木市出土了4000多年前的石峁古城遗址，不仅体量巨大的主建筑下面有夯土，就连残存的2000余米长石头垒砌的城墙下也发现了结实的夯土层。据1979年《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记载，在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雏村发掘的西周院落遗址中，全部建筑都坐落于夯土地基上。在专业人士眼里，依据地基不仅可以识别出地面建筑布局，还可以从地基的深浅判断出建筑的体量大小，甚至可以判断出影壁墙之类的辅助性建筑的情况。

南方多雨，加之水网密布，早期建筑不以夯土为基，而是建在木桩之上。20世纪70年代，在今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木构建筑。为了防水防潮，建筑地基是一排排打入土中的木桩，距离地面大约1米高。然后在木桩间架设横梁，上面铺设地板，构成整座房屋的基础。这种明显带有远古“巢居”特点的全木建筑，木与木之间用捆扎方式或榫卯结构衔接，是后来干栏式建筑的雏形。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发现的良渚古城遗址，证明了距今5000年的地基处理技术有了进步。这里出土了不少带有榫卯的木构件，凿有卯孔的横木尤其引人注目。横木上的卯孔方正，等距离排列。相比河姆渡时期用木立柱建造房屋基础的方式，良渚时期的建筑地基又有了新技术—将凿有卯孔的横木埋入地下，再在横木的卯孔中打入木桩。这样形成的地基受力面显然比独立的木柱要大，也更稳定耐久。我们有理由作出推断，南方地区建筑墙柱底部仍在大量使用的地栿，很有可能就是从良渚时期的地下横木演化而来。

木立柱是围合墙体的支撑

墙体是建筑主体的中间部分，下有基础承托，上有屋顶压盖，形成遮风挡雨的活动空间。考古发现证明，河姆渡时期尽管有了榫卯咬合技术，但人们还未具备搭建垂直墙体的能力，当时的建筑只有基础和尖型屋顶两个部分。直立围合式墙体的出现，应该是在人们掌握新石器工具的良渚文明时期。聪明的良渚人之所以在粗壮的木桩上打上成排的卯孔，显然是在为了安插榫头作准备。当带榫头的木柱与横木上的卯孔紧密咬合在一起时，便形成了整齐排列的木制墙体。木柱的直径决定着墙体厚度，这种木制墙体在提高房屋牢固性的同时，也使居住环境的舒适性得到极大改善。

在安徽省亳州市的尉迟寺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种由红烧土构筑的墙体，是先民将制陶技术运用于房屋建造的大胆尝试。这种墙体制作的最大难点，是让原本松散的黄土硬化直立。考古人员进行反复实验，最终比较真实地还原了红烧土墙的制作工艺：先用木柱插入地面，围合成房屋的墙体骨架，然后用伴有草筋的泥在木柱里外进行包裹，待泥干后再架上柴草烘烤，直至整个墙体变硬。用这种方法建成的墙体，质地坚硬如陶器，不仅隔热防水，还具有很好的抗压和防潮性能。据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教授考证，这种立柱造墙的工艺也出现在北方，河南省洛阳市二里头商代遗址即有发现，这种墙体被称为“木骨土墙”。

与南方不同，北方的早期墙体是用夯土打造起来的。在关于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凤雏村西周院落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杨鸿勋教授描述了当时立柱建墙的基本工序：先在墙体内垂直设立木柱，然后两侧设置夹板，夹板之间的距离决定墙体的厚度。夹板之间的距离确定后，有人填土，有人夯筑，逐步提升墙体的高度。凤雏村西周院落遗址中，墙体木柱并非整齐地列成一排，而是有的隐藏在墙内，有的紧靠夹板，拆掉夹板后形成露于墙面的壁柱。这些木柱主要对墙体起支撑作用，其实就是墙柱的雏形，只是相互之间没有形成连接而已。

不管是南方的红烧土墙，还是北方的“木骨土墙”，墙中立柱的做法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后来，利用榫卯在立柱之间进行衔接，出现了“抬梁式”和“穿斗式”两大木结构，使房屋内部的柱、梁、枋之间相互咬合，浑然一体，大大提高了建筑的坚固度和耐久性。

样式丰富的木骨架屋顶

屋顶处在建筑的最高部位，主要功能一是遮风挡雨，二是与下面的梁架形成衔接，对房屋整体结构起加固作用。由于屋顶位置高而显眼，古人在如何制作屋顶上花费了不少心思。王其钧先生主编的《中国建筑图解词典》，收录历史上各种屋顶造型达25种之多。从官式建筑和普通民居常用的屋顶形态发现，古人之所以要造出如此多样的屋顶，除因掌握了高超的木作技术之外，更多是出于人文方面的考虑。

《中国建筑图解词典》中排在最前面的屋顶造型是重檐庑殿顶和重檐歇山顶。这种重檐屋顶只有皇家建筑才可以使用，不仅体量巨大，制作和装饰工艺也非常讲究，如紫禁城中的天安门、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等用的都是这种重檐屋顶；在民间，只有山东省曲阜市孔庙里的大成殿被特许用重檐歇山顶，以体现历朝历代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尊重。

排在第二位的是单檐的庑殿顶和歇山顶。这种屋顶是重檐屋顶的上半部分，规格稍低，如紫禁城中轴线两侧的配殿，正规庙宇中的大雄宝殿和民间宗祠等祭祀场所的主建筑多采用这种屋顶。

排在第三位的是攒尖顶。这种屋顶没有横脊，数条垂脊交会于顶部，形成较陡的尖型屋顶，最高处还会加宝顶，如紫禁城中的中和殿、交泰殿就做成了四角攒尖顶，明清时期皇家的祭祀场所天坛更是攒尖顶建筑的极品。在民间，大户人家园林中的亭子多用这种屋顶。

排在最后的是民居建筑常用的几种屋顶。民居建筑选材多样，样式也更加丰富，种类明顯多于官式建筑，但屋顶的造型比较简单，主要有四面出檐的悬山顶、前后出檐的硬山顶和屋脊部做成曲面的卷棚顶三种样式，它们造型古朴，工艺简单，便于普及。

遗憾的是，因这些屋顶骨架由全木制作，易燃易朽，能够完好保存下来的只是凤毛麟角。这使得从材料使用和工艺制作上梳理这些屋顶的历史演变，溯源其与史前建筑的关系几乎成为不可能。

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细读那些足以代表中国古代主体思想的典籍便会发现，这些典籍资料中的思想不仅影响过中国社会，同样也影响过中国建筑。也就是说，丰富多彩的屋顶造型绝不是古人的标新立异，而是有所依据，有所继承，承载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意识。如《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不仅指出了世间万物不可能整齐划一的天地法则，很可能也启发过古时的房屋设计者，为他们创作多样化屋顶提供灵感和依据。再如，《礼记》肯定了建筑具有让“夫妇有所”的使用功能，不过，却将“正群臣，笃父子，睦兄弟，齐上下”的伦理功能放在了使用功能之前。在古人眼里，建筑样式可以多样，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教化民众守做人之规矩、尊祖先之礼仪是建造者决不能忽略的。又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经典《黄帝宅经》提出住宅为“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的论断，同样在强调建筑不仅要遵循自然之道，更要遵循人间之礼。可见，制造屋顶不仅要求匠人木作技术娴熟，同时还要深谙中国文化之精要，知道如何将这些文化精要以空间的形式进行表达。

纯粹的木建筑虽然难以长久保存，但是将木材用于建筑由来已久，贯穿了中华民族上万年的历史进程。从史前时期的“构木为巢”，到处理地基、围合墙体、搭建屋顶，木材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历史上随着生产力进步而来的文化发展，极大地推动着整个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聪明的建筑师们没有满足于技术上的传承，还自觉地从主流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建筑体量、布局、装饰，尤其是造型上融入了儒释道的处世方法、为人之道和天地法则，使中国建筑的水平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得到提升，最终形成了中国建筑独有的风格和品质。

祁嘉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