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强

钓是捕鱼的古老方式之一。从现有考古发掘来看，先民最早使用的是兽骨或禽骨（间或有木质、陶质、石质）劈磨而成的直钩和微弯钩，称之为鱼卡，顶端设有凹槽或孔洞，用以系线，初以藤蔓为线，后代之以麻线。如此简陋的钩和线，构成了最早的钓竿，其形态直奔钓术的主题：勾取和牵引。

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鱼钩开始使用铁器，钓线早期用植物纤维，后改为丝线。钓饵也很受重视，一般选择鱼喜食之物，如昆虫、米粒等，浮子则采用桔梗等植物茎干，有时也使用彩色鸟羽，名贵的钓竿上也常配有孔雀羽毛作为浮子。

古之善钓者，来历多不可考。《列子》中提到古时一位叫詹何的擅钓者，可称得上是三代以降的钓术大师，钓术的诸般妙入毫颠的体悟与掌控，都在他身上得以集中体现。他以蚕丝为钓线，以草木茎叶上的小刺为钩，用细小的竹子作钓竿，将一粒米剖为两半作饵，在流水湍急的百仞深渊之中钓到可以装满一辆车的鱼，钓丝、钓钩、钓竿却丝毫无损。楚王听说詹何的神术后，惊问其故，詹何直陈其因。原来，詹何做到了“心无杂虑，惟鱼之念”，投竿丢线时用力均匀，水中之鱼看到饵料下沉，就像看到尘埃或泡沫一样自然，所以才使鱼不惊不疑。可见彼时已经有擅钓者总结出关于钓鱼的经验，钓者的形象已经颇类隐士，或者帝王师。钓术也往往讽喻政治，詹何就以钓术劝诫楚王：治国须举重若轻。宋玉《钓赋》云：“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也是以钓术借喻治国，是为后代谏臣辞令的范本。

《列子》中还提到了一个海上钓鳌的故事，说的是渤海之中有中有岱舆、员峤、方壶、瀛洲、蓬莱五座仙山，山上有不生不灭的仙人居住，五山皆浮于海，常随潮波上下往还，“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强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迭为三番，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这时有龙伯之国的巨人，来到海上钓走六只鳌，于是有两座仙山沉没，仙圣迁徙者数以亿计。龙伯之国的巨人有如此通天彻地之能，应是当时东海上擅于捕鱼的一个部族的神话表现。

《庄子》中提到的任公子垂钓，是一个恢宏的故事。任国有位公子，不屑于钓一般的鱼，特意做了一副大钩大绳的巨竿，专钓大鱼。他用五十头公牛作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旦旦而钓”，钓了一年，什么也没钓到，但任公子依然危坐。终于有大鱼吞饵，牵着巨钩在水中乱窜，扬须奋鳍，直搅得“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将钓得的大鱼腊制后分送当地百姓，自浙江以东，九嶷山以北，百姓莫不饱食鱼肉，世人“惊而相告”，疑公子为神仙中人。任公子这样的气魄风度，与上古时代磅礴坦荡的海洋性格是极为吻合的，海洋性格的衰落是片刻之间的事。即便在庄子之时，这种精神也已经衰落，庄子提到的那些拿着小竿小绳，守着小沟小溪的人，心胸眼界低劣卑下，也就只能钓点儿小鱼小虾了，并且以为奇货可居，是井蛙之举，“其于大达亦远矣”。直至今天，任公子那样的钓者已经不可复见，唯见持小竿小绳者遍地。

到了汉代，出现了木鱼诱捕的钓术。王充《论衡·乱龙篇》载：“钓者以木为鱼，丹漆其身，近水流而击之，起水动作，鱼以为真，并来聚会。”以木鱼来引真鱼，实为后世诱捕钓术之滥觞。宋代学者邵雍在《渔樵问答》一文中把竿钓归纳为六物（六物者，竿也，纶也，浮也，沉也，钩也，饵也），竿钓的模式至此时臻于完备，后世沿袭其术，在此基础上有所损益，形成不同特色的钓术。宋代朱彧以海上亲身见闻写成的《萍洲可谈》中记道：“舟人捕鱼，用大钩如臂，缚一鸡鹅为饵，俟大鱼吞之。随行半日方坤，稍近之，又半日方可取……海中大鱼每随舟上下，舟投物无不啖。”南海上以鸡鹅为饵钓巨鱼的场面，今日已经难见。

抛开历史与技术的渊薮，钓还有另一番深意。渔樵耕读四业，唯以渔者超然出世，遁迹于云水之间，渺然无涯际，正是道家的隐逸之风，渔者中不乏隐遁的高人。自詹何起，钓术就已有讽诵之意，作为隐士的钓者多有一脑子古怪的道理，他们会以钓术来暗指治国的道理，还有的以钓术谏君王，以鱼喻臣民，这就陷进了一个悖论：君王极少钓鱼，有的甚至终生只能在饭桌上认识鱼，而隐士却天天在钓，以钓者喻君王，隐士把自己推向了尴尬的处境，这也是当政者多不喜欢垂钓之士的主要原因。与此相反，假隐士姜尚的钓术被称作沽名钓誉，备受后世诟病。孔夫子自称一生“钓而不网”，以期自彰其仁，唐代诗人卢仝《直钩吟》诗云：“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则直指世道人心，令人不胜唏嘘。钓术关乎政治与人生，成为贤士大夫“不可不察”的显学了。难怪袁项城去官后扮作渔夫，静待复出时机，可谓近世之擅钓术者。

时至今日，渔民之钓不可复见，巨纲细目尚不得食，何况小小鱼钩。钓术急剧萎缩为小术，尤其海上垂钓，更是沦落为贵族化的消遣游戏，已和生计无关了。眼下，钓术之孑遗仍在名利场上骋以矫健之姿，花样百出，缙绅者流，虽手中无钩，钩却在心中，钓术的精义绵延不絕，到了微末毫端的深层境界，姑且拭目看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