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钢

图1

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朝阳贞石园”的碑林之中，有两座与清代督陶官唐英有关的石碑，一是“唐公世墓碑”，（图1：唐公世墓碑）“碑螭首龟趺。居中题‘皇清诰赠通议大夫沈阳唐公世墓碑’，无上下款，金盏长店村发现”。（图2：“唐公世墓碑”拓片，尺寸：190×69 厘米，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二为“唐氏世墓碑”，（图3：唐氏世墓碑）周边石刻为云龙纹图案。现存上部约三分之一原碑，下部原碑缺失，虽经文物部门修补，但碑下部文字已佚。原碑碑铭近两千字，残碑仅余不足800 字，但碑首“瀋陽唐氏世墓碑銘”八个楷书大字清晰可见。（图4：“唐氏世墓碑”上部遗存文字照片）其碑前说明为：“清乾隆六年立。碑螭首。碑身残，修补。座佚，今补配。首题‘沈阳唐氏世墓碑铭’。碑阴题立碑年月。碑文记‘员外郎兼佐领督理九江关榷使沈阳唐君’，系指唐英，金盏长店村发现。”

这显然是唐英家族墓地的两块墓碑。

作为唐英爱好者和研究者，见到这两块墓碑，心中顿时一阵狂喜。多年来，在唐英研究领域，唐英祖上“从龙入关”后居住何地？唐英出生何地？唐英家族墓地在哪里？一直是个未解之谜。故宫专家王光尧、“唐英学会”黄清华等学者曾依据唐英烧造的青花“五供”供奉地点推断“唐家祖地应该是在长店村一带”。“推测唐英家族在北京的住处祖地应该就在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一带”。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北京城郊图》紧邻“长店”正上方标出“唐园”二字，似与唐家祖居此地密切相关。另外，“1995 年张氏可姬青花葬具瓷罐在长店村范围内的出土发现，为唐英家族的住处祖地在东直门外壩北长店村一带提供了佐证”。[1]

如今这两块墓碑的出现，为探求唐家祖地提供了进一步的实物信息。为此，笔者走访了“朝阳贞石园”的建造者朝阳文旅局。据介绍，数百年来这两块石碑一直静静地躺在金盏乡长店村的土地上，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这两块碑还是完整的，后被断为两截（原因不详），直到2016 年，朝阳区文化委在建造“朝阳贞石园”时，将两碑从长店村移至此处，将其修补完整，补配了碑座。可惜两块墓碑均为残碑修复，其上文字缺失且模糊不清。

图2

为了寻求碑文真相，笔者多次查询，终于找到了20 世纪50 年代北京图书馆对“唐氏世墓碑”的拓片，尽管拓片上部分文字模糊不清，但毕竟是根据当年完整的石碑所拓。至此，“沈阳唐氏世墓碑碑铭”终于浮出水面！唐英家世有了新解。（图5：中国国家图图书馆藏“唐氏世墓碑”（唐氏茔地碑）正面拓片。尺寸：190×69 厘米）

“瀋陽唐氏世墓碑銘”（以下简称“碑铭”）披露了许多未见史料的重要信息，主要有：

一、关于唐氏祖茔

“碑铭”记载：唐氏祖茔在“通州運河之支流”“□□河”[2]附近，“南有東霸城爲之保……”，村里有“□十家，土名長店，即唐氏莊也”，“地基距亰師城二十五里，□可二十餘畝。”。这里所称“长店”，即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

“长店旧志云，在州（通州）北安德乡（东坝）有通衢曰长店。”[3]查《长店村志》：长店村“地处日坛东北13.5 公里。……南与北马房、东坝地界毗邻”，[4]现长店村址距北京东直门直线距离约十二三公里，与碑文记载完全吻合。

“碑銘”又载：唐英祖父“遂度其地爲兆，南向方位，俱生時所自定，命子孫以次而葬……”；“殁後家人悉遵其言，今之主穴是其兆也”；“今觀榷使君所述，其先世自度葬地，令子孫遵昭穆以次而尋穴，（使）其能明大義……宜子孫之食榖无窮也”。“唐氏之世至是而始”。

“碑銘”的明确记载，加之两碑均发现于长店村，明确无误地表明唐氏祖茔就在今金盏乡长店村境内。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20 世纪50 年代，北京图书馆在采集石碑拓片时，墓碑上“瀋陽唐氏世墓碑銘”八个大字已清楚地表明此碑系“瀋陽唐氏世墓碑”，但在此碑拓片命名时，却将其命名为“唐氏茔地碑”。[5]笔者揣测，莫非是当时拓碑者发现石碑之地尚存茔地的痕迹，故此命名也未可知。

二、关于唐氏家族入关后在京居住地

既然确认唐氏家族祖茔位于长店村，则根据“碑銘”中“孟子曰：死徙無出郷”句，即可推断，唐氏家族居住地与茔地应在同一处乡村。乾隆六年（1741 年）时，此地村名唐莊，因是通州至北京的通衢大路，来往客商在此歇脚住店，故当地百姓将唐莊土名称为“长店”。由此可判定，唐英之祖从龙入关后，唐氏家族的居住地就在北京“东直门外霸北长店村”。联想到清光绪十二年《北京城郊图》上“长店”上方紧挨着的“唐园”二字，便更顺理成章了。[6]

三、关于唐英家族世族谱系

“碑铭”的现身，为现有史料记载的唐英家世及唐氏世族谱系提供了新的信息，填补了现有史料的某些空白。根据“碑铭”提供的信息，结合其他史料，可以厘清唐英家族世系为：

图3

图4

（一）唐英之高祖以上

“碑铭”载：唐氏家族“其譜牒□而散佚。自祖以上不詳其諱字。相傳君之髙祖某移鎭遼郡，遂家焉至今瀋陽，唐氏特（域）祠宇相望。”据此不难想见当年沈阳唐氏家族香火之兴旺。

（二）唐英之曾祖父

“碑铭”对唐英曾祖父只字未提。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却对唐英曾祖父有所记载：“唐應祖，正白旗包衣鼓人，世据沈阳地方，来归年份无考”。[7]

（三）唐英之祖父

唐英祖父名讳在“碑铭”中有明确记载，遗憾的是由于拓本字迹不清，无法确认其祖父名讳。但“碑铭”披露了从未见诸史料的唐英祖父的生平：“越再傳而爲君之祖，諱……禄承明從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燕亰，隸籍正白旂下。”“……後咸積累至大帥，爲公侯富貴者累世。君祖獨□（匪）……甲胄身□□百餘戰，而□俘（獲）……不爭不伐，故终其身恬退自如，不計顕達，服（侍）以一童子二僕。”“葬後八十□年誥贈通議大夫，其元配解氏、继室陈氏俱贈淑人。其支下子姓以世譜，訖夫從宗爲本家之始祖”。由此可知，唐氏茔地以唐英祖父为始祖。

（四）唐英之父：唐为国

现有史料对唐英之父的记载只有一句：“父讳为国，隐德弗售，以先生官赠通议大夫。”[8]而“碑铭”则提供了唐为国一些鲜为人知的新信息：

唐为国系唐英祖父之元配“解淑人出”。其“元配郭氏、継董氏亦俱贈淑人。生大夫子四”；“大通議公性磊落，不植生産，有所蓄悉施予宗族親戚，資之餘則豊腴……怡情落落，事母而……不屑屑也。”

（五）唐英之母：董氏淑人

现有史料只知唐英之母为董氏董淑人。“碑铭”证实了唐英係“継配董淑人出”，“董淑人每從容諷諫，以周急濟困，固君子之事，曷亦爲子孫少留餘地乎。□正色曰：吾之所爲，正爲子孫計久長耳。有子四人而豈無一大吾宗者乎？寜必多所貽也。”

（六）唐英之兄弟

现有史料仅知唐英为其父第三子（叔子），仲兄有“一松堂”。“碑铭”则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

唐英之父唐为国生子四，长子、次子均为元配郭氏出。

长兄唐傑，“勤慎謹飭，宣力本旂多歴年，所以朝臣薦得七品官。不願就職，僅以冠带终其身。”

仲兄“唐士，性情高矌，居心醇厚，曾於壯歳亦在本旂效力，既而潇散林泉，怡然自得也。”

唐英之弟、唐为国四子乃“側室所生，早逝，不延其年。”

（七）唐英之配偶

据“碑铭”记载：唐英“初娶趙氏、継馬氏”，与已知史料记载吻合，“誥封淑人”则为首次披露。

（八）唐英之子女

“碑铭”明确记载：“君之子二，皆馬淑人所出”，“長文保，於乾隆四年欽奉恩旨亦供奉内廷，即君初執事之地堂”。此与现有史料记载一致。

次子唐寅保，[9]因该处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识，故无明确的寅保信息。但“碑铭”中有一段文字“……有儁才，其文章爲先逹所赏識，今方绳绳未艾也。”笔者与唐英诗文对照分析，确认系指唐寅保无疑。[10]

（九）关于唐英本人

“碑铭”中称唐英为“君”，对唐英生平履历及性格特点、专长能力等记述与现有史料记载基本一致：

“君係継配董淑人出，由供奉内廷起家慶豊司員外郎、内務府佐領。雍正六年以原官督理江西窑厰。歴（數）載而不怠其職。乾隆元年欽奉恩命榷淮關税，仍兼厰務。四年復移榷九江關，凡從膺財赋重守而能勤慎自矢，永堅其潔清之操，君子於以多君之賢，而難君之守也。”“君生六歳而孤，日則出就外傳，夜則依母氏左右，殆所謂窮而無告者也。君自幼即嗜學知艱苦，两兄實深器之。年十六即從龍養心殿。聖祖仁皇帝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以引掖之。君資既敏於染繪詩赋，（然）不究極其門與，凡向之師事者悉下交而樂與游。由是君之名日起，既而（遂）（樂）從之列。”“凡西（徴）（南）（巡）北極朔漠絶塞不下數十次，能趋走。……（登）……之山，涉不测之渊……猶復客居，行□手編……略無瘁容。……以富其於詩古文辞，下筆數千言，（倾）刻立就，……洞悉无遺，□□二十餘载而始终……（之）”。

尽管“碑铭”对唐英本人的记载中与现有史料基本一致，但仍有几处新信息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一是“碑铭”提到“聖祖仁皇帝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以引掖之。”引掖，解释为“引导扶持”。此句披露当年唐英在扈从康熙皇帝北征南巡时，便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注意，康熙皇帝对少年唐英的书画天分和勤奋好学态度十分赏识，[11]亲自“命公卿之長於诗畫者”对唐英引导扶持。由此联想到清初画坛“四杰”之一的王原祁，曾对青年唐英绘画予以教导，便疑团顿消，恍然大悟了。[12]

二是“碑铭”在谈到唐英两兄之子时，有“君□□養之”的字样。说明唐英曾对其两兄（唐傑、唐士）之子予以抚养、养育，由是填补了现有史料的空白。[13]

四、关于“唐氏世墓碑铭”的撰写人

由于现存“唐氏世墓碑”下部缺失，“碑銘”结尾部分文字缺失严重，对“碑铭”作者落款几乎无法辨认，能够识别的只有“……賜進士出身 诰授光禄大夫……太子□□東□大……本文”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字。后经反复查询比对，找寻交集，发现在乾隆四至六年，同时具备“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这三个身份的，只有軍機大臣兼禮部尚書徐本。于是，最终确认该碑铭撰写人是徐本。由此试恢复“碑铭”原文，应是：“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禄大夫 軍機大臣 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 徐本文”。

图5

《清史稿•卷三百二•列传八十九》，对徐本有载。“百度百科”对徐本的介绍与《清史稿》基本相同：

徐本（？—1747）清朝大臣，字立人，浙江钱塘人，吏部尚书徐潮之子。康熙五十七年进士（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办理军机大臣、太子太保兼管户部，谥文穆。

在徐本履历中，雍正五年为提督贵州学政，雍正六年唐英往景德镇赴职，其后两人并无交集。只有康熙五十七年以后，徐本考中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其时唐英正供职内廷。笔者揣测，在这段时间里，唐英与徐本曾有过接触或交往，相互敬佩或有好感，以致两人友谊保持了多年。所以乾隆四年唐英才选择了已身居高位的徐本为撰写唐氏家族世墓碑銘的执笔人。

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耐人寻味。“碑铭”中有撰稿者为“誥授光禄大夫”的记载，而《清史稿》对徐本的介绍里却无此记载，“碑铭”的出现，或许可补充史料之不足也未可知。

五、关于撰写“碑銘”的依据

图6

图7

如果确定“碑铭”的作者是徐本，那么徐本其信息来源于何处？他是依据什么撰写一部几乎是唐氏家族世譜的“碑铭”的呢？

笔者仔细观察，答案就在“碑铭”之中。

“碑铭”开头便写道：“乾隆四年己未，員外郎兼佐領、督理九江關榷使瀋陽唐君，次其世系，發書使走四千里至京師請余文其墓道之碑，余受而書之”。其中“发书使”之“书”则极可能是唐英亲笔所撰唐氏家族世系及唐英本人履历的有关资料，交予徐本作为写作依据。其次，“碑铭”中还有“今观榷使君所述……”字样，进一步说明徐本手中有唐英撰写的文字材料。

由此看来，徐本撰文所依据的应该是唐英本人亲笔所书的唐氏世族的有关资料，是为第一手资料。据此，笔者认为，“碑銘”中有关唐英家族住地、祖茔、世系及其身世的记载都应是出自唐英本人，因此，“碑銘”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实的记录。

六、关于“两碑”的立碑时间

碑文记载，两碑均立于“乾隆六年六月榖旦”，（图6：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唐氏世墓碑”（唐氏茔地碑）背面拓片。尺寸：130×69 厘米）

此时唐英正在九江任上，并未回京。查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所作《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中有：“六年辛酉，寅保已年十九矣，以回京扫墓请，且值宾兴之期，欲乘便就试。予笑而颔之。乃未几，竟以捷报。……予家从龙入关，历世五叶，隶旗百载，遗清白而守忠 孝……”[14]。据此可知，乾隆六年六月，唐寅保“以回京扫墓请”，实为唐英委托其子代自己回乡扫墓，同时为其父及祖立碑，寅保回京后，会同在内廷供事的长兄文保，在六月间择一晴朗美好的良辰吉日，代父祭扫并立此二碑。

另从“碑铭”开头：“乾隆四年己未，……瀋陽唐君，次其世系發書使走四千里至京師，請余文其墓道之碑”可知，至迟于乾隆四年，唐英便萌发了为其父及唐氏家族祖茔立碑的想法，并派使者带着自己亲书的唐氏家族世谱，从九江至京城，走四千里，面请徐本为其执笔撰文。乾隆六年寅保到京时，徐本文已成，两碑也已刻制完成，两兄弟回乡后遂将碑立于唐氏祖茔之地。

综上所述，“两碑”的发现以及《唐氏世墓碑铭》的记载，填补了唐英研究领域的部分空白，使得对唐英家族、家世、身世的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信息资料，不能不说是国内唐英研究领域的一件幸事，笔者为此感到十分欣慰。至于笔者研究中的错误和遗漏，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同仁批评指正。

注释：

[1] 见李仅录、王光尧《北京新出土唐英妾可姬瓷骨灰罐》，《东方博物》第三十辑。黄清华、郑泽婷《唐英后乐图石像考》，《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2 期。

[2] 碑文不清，查相关地图，此河为温榆河。

[3] 清代高天鳯修、金梅纂《通州志》卷一，乾隆四十八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4] 见《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志》，中共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总支委员会、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长店村村民委员会编，王振山主编。

[5] 见《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拓片目录》，徐志强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4 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6]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光绪十二年（1886）彩绘本《北京城郊图》，见《景德镇陶瓷》2022 年第6 页。

[7] 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八）855 页。

[8] 见沙上鹤：《沈阳唐叔子蜗寄先生传》，张发颖编《唐英全集》1289 页。

[9] 关于唐英次子唐寅保，据现有史料已知信息为：寅保（？－1773 年），字东宾，号芝圃，一号虎侯，又号桐封，室名“秀锺堂”，唐氏，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乾隆辛酉（乾隆六年）举人，戊辰（乾隆十三年）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内务府郎中，杭州织造，安徽庐凤道，税务管理等。著有《秀锺堂诗钞》。（摘自网络“我酷百科”）

[10] 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中有一段与碑铭记载相吻合：“独寅保读书，日有进益，其所为文，每为诸先达奖掖许可。予窃喜于望外……。”见张发颖《唐英全集》237 页。

[11] 乾隆十二年七月廿六日唐英为梁溪施景南《书法指南》一书作序。其中谈及：“十龄以后，问学之功虽浅，颇有观书作字之癖。书不甚解，开卷无昏昼；字无所师，执笔忘倦顇。年十六，入直内廷服事。趋承之下，车尘马足沐雨栉风于山之左右，江之东西。远至龙沙朔漠，靡不蹒跚经历，几无一息之暇。然于劳攘困顿中，朝昕夕灯，未尝不把卷吟哦，濡毫挥洒。盖癖在是也……”见《唐英全集》346 页。

[12] 唐英雍正十一年六月初六日《题罗梅仙画山水小跋》中提及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三月十六日（唐英 24 岁）与王司农麓台先生同系舟于（杭州）海涌峰下，篷窗对月，听其论画的经历。见《唐英全集》90 页。另，乾隆十年九月初五日唐英为玉川张君《题友人画册》文中谈及自己少年时，曾见黄公望“富春山卷子”，“时余受业于娄江王麓台夫子。”见《唐英全集》294 页。

[13] 在唐英《陶人心语》中，多处提及其侄（两兄之子）唐庚保、唐天宝和唐光分，如雍正十一年六月十九日《语庚儿》；乾隆三年五月初三日《寄勉六姪天保》；乾隆三年九月廿三日《舍姪喜登贤书，漫成一首寄之》等。其中《舍姪喜登贤书，漫成一首寄之》谈及唐英家族四代人中唐光分是第一个科举高中之人，“四世人文创始奇（唐注：寒族从龙进关四世，今发舍姪一人）”同时提及“一松堂，家兄堂额”。舍姪弟兄七人。这就与“碑铭”记载的“次兄子七人”相吻合了。

[14] 见唐英乾隆七年十月初十日作《厂署珠山文昌阁碑记》。张发颖《唐英全集》23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