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则

战国时代，诸侯纷争。有感于生产生活资料的有限，以及战乱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害，侠者墨翟振臂一呼，创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与儒家比肩而立，与道家分庭抗礼。

先秦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儒、墨、道、法四家。秦汉以降，儒家成为了中华文化的正统，法家主宰了专制王朝的庙堂，道家占据了民间社会的空间。唯独墨家昙花一现，衰落于秦季汉初之际。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术流派竟然会突然不见踪影，无人传承。

甚至在司马迁编纂《史记》之时，只能做到在《孟子荀卿列传》末尾提及一下墨子：“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寥寥二十四个字，与其他诸子百家连篇累牍的记载比起来，似乎有些厚此薄彼的意思。其余杂说到了汉代，或显或隐，或盛或衰，至少有迹可循。

唯独墨家，在历史中轰轰烈烈地存在过，却在乱世中由达趋微，乃至分崩离析，这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另有隐情？这种反差极大的现象十分耐人寻思，既有墨家自身的组织特征所致，也有时代的必然。

成为墨家弟子需要相当高的自我觉悟：

必须有强烈的献身精神——“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

必须能接受朴素艰苦的生活——“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

必须怀抱炽热的博爱之心，而不讲私情……

不过墨子的确强大，我们在教科书中都学过“墨子救宋”的故事，墨子凭借沙盘演练，干净利落地说服了公输盘与楚王，打消了他们发动战争的念头。墨子的个人魅力因此得到极大彰显——只要墨家帮谁，谁就不会败，这种观念吸引了一众仰慕者。因此，即使墨家学说如此严苛，还是在那个纷乱世间感召到许多信徒，以成为高尚而纯粹的人为终极追求。

不过，墨家的道德规范实在太高，据财必以分人，杀己以存天下。这种毫不利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固然伟大，却显得不接地气。

反观儒家，所倡导的行为准则主要以血亲为核心，从而推己及人，所谓的为父之慈、人子之孝、夫妻之义、兄弟之悌、朋友之信等等，都在纲常范围之内，比较容易让人接纳。此外，儒家还有诸如知错能改、见利思义等等教诲，并不使人“吃亏”太多。

很多时候，墨家对人下起手来也够狠的。当时，诸子百家提倡节用，但略有不同。比如儒家就有：“節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连有法家倾向的荀子也知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黄老学派则更是大大方方地提出“天子藏珠玉，诸侯藏金石，大夫蓄狗马，百姓藏布帛”。

但是，墨家一下子走向极端：“凡衣裳之道，冬加温，夏加凉者，其余皆去之……其为宫室，冬以御风寒，夏以御暑雨，其余者去之……舟车之道，以车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其余者去之……凡其为此物也，无用者不加。”

这是彻彻底底的实用主义，也就是刚刚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同时，儒家也懂得享受美食，“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陶醉音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但墨家就对诸多艺术形式感到反感，无形中抹杀了人们的审美需求。墨子谓之：“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赤裸裸地表达了对音乐的嫌弃。

墨子的门徒统称为“墨者”，也叫“短衣帮”，平日里短衣草鞋，闻鸡起舞，大搞武术训练，以吃苦为乐事。

看到墨家这般“老实”，无怪乎连道家的庄子也忍不住批评几句：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恐其不可以为圣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离于天下，其去王也远矣！”

意思大概是，墨家的主张未免太偏激，普通人不容易接受，组织纪律也太严格，生活其中而如鱼得水的，恐怕只有他们自己。这些墨门子弟，生前勤劳，死后萧条，未免太残酷。墨家的道违反潮流，使人害怕啊，使人寒心啊。纵有墨子独挑重担，天下人也不会理睬，为之奈何？如此之道不合时宜，还谈什么内圣外王，差得太远了啊！

墨家只是一种世俗学说，却有着出世般的禁欲规定。然而，佛教能为信徒提供一套灵魂救赎的法门，享受心灵的愉悦。在完备的体系下，虔诚的佛门弟子可以为了追求永恒的极乐而暂时忽略现实的艰苦。这些许诺，墨家做得远远不够。墨家只是很虚妄地提出了鬼神观念用以劝人行善，且以督导与威吓为手段，很难激起民众自觉，无法形成信仰的基础。

不靠形而下的物质动机，也不靠形而上的精神慰藉，仅仅是理想主义和自我感动，无法维系普遍而长久的吸引力。墨家最后只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逐渐人才凋零。

诸子百家中，儒家最重教育，孔子作为万世师表，座下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其中又有不少弟子效法孔子，周游各地讲学，开枝散叶。而墨子及其学派则全然不同，大思想家只有墨子一人。其弟子以及再传弟子，只会擅长制造兵器和城防守备。以墨子毕生行迹来看，他不是一位教育家，更像是一位反战斗士。《墨子》五十三篇中仅《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五篇记述墨子生平言行之迹，间有师生问答。另外在《备城门》等十一篇专论防御之术的记录中，略有师生往来的只言片语。

从雪泥鸿爪中，可一窥墨子对接班人的培育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则有关教学的记述是在《鲁问》当中。

“鲁人因子墨子而学其子者，其子战死，其父让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学子之子，今学成矣，战而死，而子愠，而犹欲粜，粜雠，则愠也。岂不费哉。’”

说的是，鲁国有人把儿子送到墨子那里学习，结果儿子战死，父亲便来责备墨子。墨子说：你要让你的儿子向我学习，现在他学成了（墨家精神），作战死了，你却因此愠怒，犹如想卖米，卖完了，就愠怒了。岂不荒谬？

墨子的铁面无情，使他对亲情冷漠。墨子的教学是以军事目的为主旨，而不是以学问为核心。也就是说，墨子重实战，轻学术。以此观之，视弟子战死为“学成”毫不奇怪。

墨子本人，大半生奔波游走于诸侯国之间，反对战争，呼唤和平。在其年老力衰后，继任的巨子孟胜率弟子为楚阳城君守城。其时，正值吴起变法，吴起论功行赏的行为，激起了楚国贵族的强烈反对，阳城君站在贵族一边，趁楚悼王死后之机，起兵杀掉了吴起，并毁坏了楚悼王尸体。楚肃王即位后，依法诛杀了一批贵族，并收回他们的封地。阳城君来不及与孟胜告别，落荒而逃。此时，身为巨子的孟胜十分尴尬——守，并无起兵的信符；走，辜负阳城君的信任。孟胜思考后，认为受阳城君所托，无法守护其属地，必须一死。弟子徐弱劝道：为城阳君死可以，但其死无益，又绝了墨家的衣钵。对此，孟胜答道：“我与阳城君非师友既君臣。不死，无以示视后人，无以立墨家之高标；死，其实是实施墨家之义并能光大其业。况且已将巨子之位传给宋国的贤人赵襄子，何惧后继无人。”徐弱说道：“果能如此，弟子请先死为先生清扫道路。”于是自刎于前，同死者一百八十人。孟胜死后，三个弟子将信息传给赵襄子后欲还楚同殉，赵襄子急忙阻止：“我已是巨子，当听我的。”但弟子不听，返楚一同赴死。

墨子率领的集团，与其说是学派，勿宁说是纪律严明的军事组织。这样义无反顾的团体诚然能在社会上发挥影响，但是却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存续。

首先，墨家长年奔走于救亡存弱之途，无暇组织有效的学术研讨、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大多弟子接近愚忠，直接受信念或者组织的引导，而并未深入思考墨家精神以及实践战术，导致学说后继乏人。

其次，墨家兼爱众生，常为弱者守城，屡次遭遇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弟子又难以及时补充，很容易迅速凋零。

最重要的是，墨家并不隶属任何诸侯势力，多数物质都靠自力更生，很难维持长久保障。而且由于行侠仗义，反而处处得罪冤家对头，很难在社会中取得稳定地位。不过两三代“意气用事”，就到了衰歇消散的境地。

在乱世当中，需要一群人起身倡导和平、帮助百姓、拯救民众于水火。墨家精神的壮大与盛行正应和了那个时代。墨家弟子致力反战，“兼爱”“非攻”等理念最终只能导向多国并立的情形，这与秦国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野心公然对立。

况且，墨家演变到最后，不只是一个思想流派，墨者的组成大多是手工业者或农民，更是先秦第一个具武装自卫且有文明哲学支持的队伍。墨家同时掌握着高于其他诸子百家的科学与军事技术，自然招致秦国的猜忌。为了根除任何具有潜在威胁的武装力量，秦朝也不得不拿墨家开刀。

墨家这种半军事化的组织，无论其目的是什么，都会被视为国家隐患。最可怕的是墨家法典的独立性，使巨子可以不顾君命，脱离国法的辖制在組织内普遍实行。

例如，墨家有一个门徒叫胜绰，墨子派他去齐国做官，结果他见利忘义，违反墨家主张，竟然帮助齐国攻打鲁国，消息传到墨子那里，胜绰受到了极为严厉的批评。

还有一事更可见墨家内部的绝对服从。墨家巨子腹荣之子杀人，秦惠王因其年长且只有一子让官员不要杀他，但腹荣却不为所动，因为墨家纪律就是杀人者必死，伤人者必惩，并对秦惠王说“王虽为之赐，而令吏拂诛，腹凡豢刹恍心者之法”，巨子竟然直接违逆君王指令，杀掉儿子。墨法俨然成了独立于国法之外的法律。

秦国虽倚重过墨家，但是必得除之而后快。首先，通过整治重要工业，用奴隶与罪犯替代了墨家弟子的岗位，阻断了墨家生计。然后，在无差别打击下的“焚书坑儒”运动之后，各类书籍几乎被焚毁，墨家势力同样遭到重创。更不幸的是，儒家也并未对与之同病相怜的墨家予以援手。

到了汉代文帝时，多方积极抢救被秦朝焚毁的文化典籍。儒家大师张苍增补《九章算术》；秦朝博士伏生背诵《尚书》；《礼记》《战国策》《楚辞》等著作也得到了重新修订整理。但是墨家学派不在抢救之列。孟子就曾直接打压攻击过墨家：“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西汉的统治思想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影响。在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后，汉武帝最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一跃成为主流。在儒家的大幅扩张过程中，墨家的发展空间也被极大削弱了。

毫无疑问，在“独尊儒术”前，墨家思想已经开始衰退。因为墨家的许多主张都在对抗与偏离传统精英文化中根深蒂固而又广泛认同的取向。比如，奢侈的葬礼、优雅的音乐、美丽的服饰等等。墨家所提出的“俭用”与“节葬”显得不合时宜。可一切又充满矛盾，许多墨家弟子作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必须在精英位置上才能发挥才能。

尽管墨子本人并不去求得贵族的任用或供养，可当时的士人却并不都这么“高风亮节”。愿意跟随墨子学习的弟子丝毫不会掩饰欲望。对此，墨子仍要为门下弟子积极奔走：“子墨子使管黔傲游高石子于卫，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子墨子出曹公子于宋”；“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全都是墨子为弟子求仕的经历。

墨家弟子无论拥有何等技艺与道德品质，其根本的生存方式还得与“士”保持一致。他们既有“志于道”的理想，仍要接受“从于王”的现实。可是“士”的生活习惯就与“俭用”“节葬”等理念格格不入。

又比如“兼爱”，被认为是墨家思想的核心，也是最早提倡人人平等的学说。可是，那个时代恰恰是最讲究等级的时代，墨家一句口号就试图消灭社会等级，显得太过理想。相较而言，儒家则没有提及绝对平等，反倒用“人皆有恻隐之心”建立起共情与理解的基础。墨子的兼爱起源于“天”普爱众生，相当粗疏。从根本上说，就是原始社会的低级平均主义，与“不患寡患不均”的朴素观点接近。可这都与墨家自身所处的立场相违背。

墨子代表的墨家毕竟出身于“士”阶层，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不管其思想的平民性有多少，也不管他们如何为民奔走呼号，他们都没有勇气与原有的阶层彻底决裂。这种错位使得儒家有机可乘。在世卿世禄制度下，以“学而优则仕”为目的的学人哪还听得进去墨家思想，更不会为墨家摇旗呐喊了。

自汉魏以来，儒家几乎对墨家思想集体禁言，使得墨家成为所谓“绝学”。 但话说回来，墨家虽然消亡，但先秦诸子中，最热切于救世者莫过于墨家，只有他们才真正做到不可为而为之。墨家弟子扶弱抑强，力阻战争，将并不强大且难持久的有限力量全然倾注，在乱世的黑暗中迸发出灿烂的光火。这种侠义精神不会磨灭，永恒地流传了下来。

（摘自微信公众号“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