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文,杨正源

(复旦大学 a.马克思主义研究院;b.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一、引言

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启动了现代化的引擎,使得亿万人摆脱了物质匮乏。但同样的工业革命,也使得英国以及稍后的西北欧和北美与世界的其他地区分化开来,并制造出西方与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至今仍未消弭的鸿沟。这被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学者称为“大分流”。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某些国家之间的这一巨大分化?哪些因素在阻碍贫困国家追赶富裕国家?

长久以来,学界关于“大分流”这一议题争议不断,各种理论解释竞相争鸣。学者们关注到地理自然优势、既有经济基础以及历史制度的长期影响等各类因素的作用。首先开启“大分流”这一讨论的是历史学家彭慕兰。他认为英国摆脱生态约束的困境并率先实现向近代工业社会成功转型的主要原因是海外殖民掠夺和易于开采运输的煤矿这两个外部因素[1]53。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以道格拉斯·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自由竞争的市场、保护私人产权、有限政府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此,西欧国家和近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一点是西欧众多相互竞争的小国的并立和近代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帝国之间的对比。

信奉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在本质上只是将国家视为一种功能性存在,是给工业化带来好秩序或坏制度的外生因素,其作用仅在于为私人资本搭建了适宜的活动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