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STS学界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实践转向”。通过综述“实践转向”中的经典案例，据此阐明其来龙去脉。学界业已关注实践转向的一个本质，即处理主客体二分的困境：外部世界如何能够进入人的认知，认知中的图景如何能被确证是真实无误的？这部分研究对实践行为的关注抹平了主客体。同时，进一步把这种主客体消弭的世界图景放置在特定的时间维度下观看：究其根底， 集体、孤独的主体、客体，它们统统处于“实践行为”这个当下的时刻之外，它们是进入了“当下”时间维度的外来者。与此相对，当下在实践中的只有行为。而在场的行为不再给出那些从时间终点或从原初点投射过来的本体事物，而是让事物和人在当下不断地新生。

关键词  实践转向  行动者网络理论  主客体二分  时间维度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2023-11-20

作者简介：胡甦，1986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科技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科技与社会，现代化，后殖民主义，存在论转向。Email： husoon2014@163.com。

基金项目：2023年度北京科技大学科技与文明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开放课题项目（项目编号：2023KFYB007）。

本文是作者主讲课程“科技与社会专题课”的讲义速写。

一  前言

科学知识归根结底是关于“人”认知“自然”的过程。它的落脚点站立在主客体二元分化的鸿沟之上，犹如休谟（David Hume）在18世纪提到：我们对事物的印象从何而来？印象并非由实际物体所发生，然后投射到人的理智中。我们不能判断印象是物体所发出的，还是心灵所创造的，还是上帝赋予的［1］。这些问题建立物体与人的认知之间的鸿沟上。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STS理论在实践案例上颠覆了这种客体与主体的二元论。伴随着这个鸿沟，产生的严峻问题是“不可知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偶然的经验，我们从经验中获得印象。而一旦知识建立在经验上，就必然引出归纳法：经验是针对当时当刻当地“特定物体”的，对于新的事物则理应重回无知。然而归纳法却对过去的经验进行延伸和拓展，比如，太阳昨天升起，今天升起，所以明天也应升起。

换言之，我们的知识不是朝向“存在的事物”本身，而是附着在经验产出的印象之上。 但是印象却未必是那个事物本身“发出”的。因而一切关于“实体”的概念都应当从知识中清除出去。休谟提问：这种归纳思维过程的根基何在？他给出一个例子：面包给身体带来营养，由此滋养了身体的运作；其他形似面包的物体，比如形状和颜色类似的东西，也被假设成同样的滋养运作方式。前半句是对过去经验的重复；后半句是对过去经验的拓展。但这样的归纳法并不被逻辑所认可。一个世界持续地停留在不可知的状态中。休谟解决不可知论的方法在于：自然最终会胜出一切抽象思考来终结话题，比如，熄灭的太阳最终给“太阳明天升起”的归纳法定论。

在20世纪80年代，STS学界出现的“实践转向”却提供另一个方案。休谟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迷途：“对事物的印象从何而来？”这是在二元论中的提问。二元论喻示着特定的时间维度、以及在这个时间维度上的本体论框架。那就是：一个被封闭在逻辑和概念中的“我思”，处理着在时间中瞬时即变的事物的表象，而在表象之后，则存在着事物永恒不变的本质。实践转向带来新的路径。“实践”以一系列的装置与行动者所促成，然而实践却凸显了“行为”“行动”。世界不再运作在固定不变的机制中，这也是孟强所总结的：“实践”关注带来了作为动态场的科学［2］。本文把STS中的经典实践转向案例放到“行动”时间维度中观看，而非止步于讨论二元论的消失，后者在学界已有众多理论回顾。相应地，本文论述：实践转向以关注“行为”的形式出现，它带来另外一种时间维度，让主体所存在的时间、客体所存在的时间消逝。不复存在的主体，让那个从主体直观中显现的时间不复存在。在行为的时间维度中，作为起点的主体，成为了作为结果的点；曾经被假设作永恒存在的客体本质，成为了不定性的流变过程。

简短回顾一下STS实践转向的历史。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实践的冲撞》一书中追溯了从科学社会学SSK到行动者网络ANT的历史。对此，彭家锋和刘永谋把实践转向之前的知识总结为命题性的知识，把科学当作是对经验和语言进行逻辑构造［3］。比如，以SSK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一个社会群体命名、分类着一个外部的自然世界。然而，仍然是在同一波20世纪70年代的SSK中，把“社会”维度前置，这或多或少就让研究脱离了“表征”（representative）而指向“表演”（performative）。在此表演的维度中，时间维度随之变作偶发性的。比如，在爱丁堡学派SSK后期的有限主义（Finitism）中，我看到了一种看似在“遭遇”（encounter）的“当下”时间维度中建立起来的分类系统。有限主义讨论物种分类的社会知识系统的建立，不是关注某种本质先天地决定着天鹅和野鸭的属种，而是关注教师用手指向天鹅，并在连续多次指认后持续地告知学生“这是天鹅”，由此让学生建立生物分类的知识。“遭遇”和“类比”成为分类的起点。

但同时，皮克林评论称，SSK又阻碍了对表演维度的研究，因为它专注于人类行为者。它不过是把单独的主体更换作了集体的主体，一个“社会”代替了孤独的“我思”［4］。爱丁堡学派仍然诉诸“社会”的集体共识：意识形态决定何谓有效论证、何谓可读性、何谓理性、何谓本体的分类种类，于是科学行为回到了二元论的“内/外”之分中，知识的规则与客观世界分割，這也就并未规避“表征”。由此，SSK持续面对着客体/主体的二元论、以及自然/文化的二元论，通向物自体的大门仍然关闭。SSK持续在本质与表象的时间维度中。

后文将看到，与此不同的是行动者网络ANT理论。集体的“我思”、孤独的主体、客体，一切皆消散，它们统统处于“行为”这个当下的时刻之外，它们是进入了“当下”的时间上的外来者。在本文中，当下在场并不指向凝滞的永恒瞬间，而是一个引导向行为的发生的时刻。当下在场的只有行为。而在场的行为不再给出那些从时间终点或从原初点投射过来的本体事物，而是让事物在当下不断地新生着。在此，实践转向彻底消解了二元论中的困境。通过回顾20世纪80—90年代STS领域的一些经典案例，本文重观“主体”和“客体”在这场转向中进入“行为”的时间维度的过程。

二  主体

二战以来现象学兴盛，此中业已颠覆“存在/表象”的二元论。从二战现象学领域的二元论破灭到20世纪80年代STS的实践转向，历程却并非一马平川。此节的追溯简略地从存在主义延伸到结构主义，再到福柯，最终进入ANT学派。时间维度几经变动，而主体的位置相应变更。在德军占领法国时期，存在主义顺应现象学的脉络而诞生：面临侵略者，是赴前线参军反抗还是在家陪伴亲人？萨特的存在主义关注“个体”作选择的能力。再无神灵根据理念而造人，人无法再确定自身是什么，没有先验的定义或价值标准，但人却无时无刻不在迫于职责而表演着种种范型［5］。即，人的选择决定了他/她是什么。萨特提出以个人选择为核心关注的存在主义。

但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史转折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存在主义迅速被结构主义取代了。结构主义深刻地质疑：个体真的具有选择能力吗？个体真的具有自身的/本真的意志吗？还是说，个体只是结构的产物而已？結构主义的起始，可以简短地追溯到索绪尔（de Saussure）。索绪尔首先打破了语言历史的研究，他不再研究语言用词发音的历史变迁，他研究语言内部构成的状态、讨论语言的稳定状态［6］。

语言指向词与物的一一对映：在能指（signifier， 也就是语言中的发音与拼写）与所指（signified， 也就是语言所指的事物，比如“鸟”）之间，并不存在自然表征的过程。“鸟”这个词的发音，是否可能必然就与“鸟”这个事物的羽毛、翅膀、飞翔的能力、卵生性质等等对应起来？词与物是没有对应的，它们之间没有自然的联系。从“鸟”的发音并不能推导出“鸟”这个事物。换言之，语言体系是什么？它是一套完全自我指代（self-referencing）的体系。

在自我指代的基础上，词与物失去天生的联系，这个体系成为“自足”的。换言之，每一个词，它的定义都来自于其它词在该体系中的邻近关系、位置。比如，一把“椅子”之所以成为“椅子”，是由于有对应它出现的脊椎动物“人”，有脊椎的动物方可“坐下”，然后“椅子”这个用于“坐下”的器物才成立。同时，“椅子”又对应了一个可以被放置其上的平面，“地面”的存在。在20世纪80年代的STS研究中，早期的哈拉维（Donna Haraway）学派哈拉维的物质符号学转向与ANT紧密相关，即便它未必是“行为转向”的一员。另一方面，哈拉维的时间架构却并非是结构的经典时间维度。这一部分不在本文中讲述。就在这个语义系统里重构了“免疫系统”的概念－巨噬细胞、病原、抗体等等微生物组织，在机体免疫过程中它们的功能易变，它们位于索绪尔的多元的、关系性的语言系统中。免疫学演变成一种新的信息学而非古老的表征理论［7］。这是以符号A和符号B的互动而确立的意义体系，其中并没有A的本质，也没有B的本质。

这就是结构概念的浮现。这是一个脱离了主体的语言学。也就是说，个体的意志被弱化，无论是一个个体的我思或集体的社会共识，把天鹅重新命名成气球，这个偶发的、自发的选择行为并不扰乱整个语义结构。不论“思想”想要如何把特定的意义赋予特定的词汇，语言作为一套自我指代、自我启动的系统，它的意义生成其实无关个体的认知或意愿。它是符号互动，是系统中的邻近关系决定着可读性、可知性。这就是第一步，人、或者说认知的集体在语言学中消失了。结构主义推崇并非主体，结构主义推崇的是心灵和逻辑的客观结构。

在这种结构性的思想下，个体处于什么样的时间中？结构常被视作是恒定的，结构超越于个体偶发性的经验，它把主体限制在永恒不变的“无时间”之中。在20世纪70年代，结构主义的这种时间性质焕然一新，这缘于谱系学进入福柯的史学分析之中［8］。即便福柯的研究时常被视作是结构主义的残余，谱系学改变结构论，它脱离永恒、脱离静止的世界，它让“事件”发生的时间得以可能被描述。

在福柯的案例下，没有自在的、自我意志的个体，相反，个体是权力机制的产物。而权力机制则是每一次冲突和抵抗事件迸发后的结果。本文简短地通过福柯的《癫狂与文明》来看这个分析路径。疯癫的真相是什么？在文艺复兴时期，疯子仍然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当时人们对疯癫仍然具有认知。但在启蒙运动时期，一系列事件传递着：医院建立，精神病院建立，特定医学理论出现，等等。从此，癔症患者被隔离起来，也就是在他们被隔离的这一刻，真相就遗失了。

福柯讨论中，从疯癫到监狱再到性行为史，科学话语构造了主体。这个主体是特定技术下的权力的效应。这种特定技术包括如下：监狱的建筑设计的空间，医学对人体的定义，心理学精神病学对心理的定义，等等。事件构成了生存的世界。当这种特定的科学的权力消散的时侯，也就是这个特定的主体的终结。即，在福柯这个分析路径下，“人”是一个新近诞生的事物，当前社会的人是启蒙运动的科学权力下的产物，而随着新的技术、新的权力机制诞生，它也可能即将终结。

这个结论看似与结构论相似：人是一种产物，而非自在自为。但同时，这个论述也具有明显的尼采式的谱系学的时间维度：人并非处于永恒的、固定的结构位置中，人处于各个事件不断偶发的世界中。主体并非福柯分析的起点，结构亦非分析的起点，主体是权力的产物，而权力是一次次事件的结果。延续着这个作为“效应”而出现的“人”，来到20世纪80年代的STS理论ANT，另一种时间维度顺应而下：从永恒到偶发事件，从偶发事件到当下时刻中的行为的时间维度。世界图景由此处于另一种新的境地，主体也被重新放置：在没有行动者的时侯行动，在没有主体的时侯出现主体性［9］。然而相比于尼采着重论述现代主体作为一种自我压抑和理智反思的产物［10］，拉图尔更强调在主体消散之后所呈现的一种溢出。后文将见到：封闭的个体转变成为在网络和力量之中涌现的智思和行动，或者说是主体性。

在ANT中，平板化的本体世界出现，让行为者充溢在行动网络的各个元素之上，或，这是行为者分布在其“行为”之中。简而言之，人与非人变得均等，二者都成为行动者。人不再是那个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法国STS复兴了尼采的主体性，即，一种“前反思”的存在。拉图尔著名的门铃案例足以说明上述的行动者弥漫在网络中的状况。门铃成为了行动者，并非由于门铃被赋予了灵魂，并非由于人可以赋情于动物而把它们拟人化。门铃成为行动者，是由于门铃的状态（响或是不响）激发了人的反馈行为：门铃响了，人必须决定开门或不开门；门铃不响，则人不必做决定。门铃成为行动者，因为它在这个行动网络中约束着人的行为。

在此，当我们使用行动者（actor）一词时，永远不会清楚地知道什么在行动着（acting），因为“一个在舞台上的行动者从来不独自作动着”（［7］，p.46）。拉图尔在此引用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书，讨论舞台上的戏剧表演。这些表演终将引向一系列问题－这个舞台上的角色和故事是真/假的吗？观众的反应算数吗？灯光效应算数吗？换言之，一旦我们讨论行动者，就必然引向一种错位，这是让行动错位：行动者从一整个连动的网络中升起，又让连动的网络变作静态、被动的背景，然而实际的“行动”发生地却就是在网络的各个分布的元素之上，在动态之中。一个行动者即是一个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

更甚，这不仅是让整个连动的网络回归到视野中，这也是让行为的时间回归。ANT与经典理论在时间维度上的差异可以通过重新考察“理性人”概念进行比较。在ANT中，传统的经济学理性人何在？传统理论中的消费者何在？这些经典的主体，都曾借助特定的时间维度而出现：他们的存在方式即“终点目的”的存在方式。一个理性人给自身的偏好排序，可以进行加权计算，然后她/他在时间终点上力图达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典的时间维度让“主体”变成一个向内收殓的集合，以向量的方式投射向未来时间的某个点上。或者说，这个时间维度让主体变得自我压抑、消除自身的自由多元化，而只余一种价值判断［10］。然而，拉图尔在书中重新描述“消费者”：在行动中，“主体”是外溢的。对于超市中的消费者而言，在那个假定的“人的存在”的背后，其实存在一系列的仪器工具。这些工具和仪器给人提供了进行计算的可能性，它们包括标签、牌子、重量、价格、消费手册、优惠券，这些都是测量的工具。一个理性人在行动中是怎么样才被维系起来的呢？理性计算发生在什么地方？ANT的理性人分析显示，计算并不在人身上，也并不是单单在仪器身上。换言之，理性人并非“人”的本质，主体并不存在于永恒的时间维度的本质之中。人处于实践行为的尺度之上。在这个尺度上，理性计算是出于人与“触手可及的工具”相互连动，计算是这种网络连动的结果。

在这个图景中，在空间上，人并非结构的产物，并非结构的傀儡，而是强调人通过与各种其它事物、机制的连系，而变成她/他自身。在时间上，人不再是收殓的集合，不再是向量，不再投射向未来估算的时间点之上。相反，他/她弥漫在网络中进行着。

三  客体

在经典的表征世界中，“物”只能以它被心智所接收的形态出现。一种特定的时间在此承接这样的“物”：本质的永恒，以及现象的转瞬即逝。毫无疑问，在此主客体二分。在科技史领域，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伽里森（Peter Galison）的客观性研究可以算作表征研究的典型案例。二人在1992年发表在《表征》（Representations）的论文研究了自然物的图鉴制作［11］。在17世纪晚期， 无论是植物图鉴、星图还是肢体器官图，制作者都小心翼翼地进行绘制。绘图者宣称自然真理，但他们必然面临一个问题： 如何选择所绘制的现象？哪一个才是自然？ 当时的难题之一在于：如何从个体图像推导向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图鉴？比如，绘制人体骨架，应该选择男性还是女性？所选的样本的身高应该是多少厘米？什么样的骨架才是“常态的”？什么样的比例是常态的？他们的解决措施在于：选择典型的、特征性的、理想型的、平均值的现象来进行描绘。这一时期，制作图鉴的核心要素就是“选择”自然现象。换言之，个体经验和判断能力、以及个体的解读是重点。而这一点与后期的机械化的客观性背道而驰。到了19世纪，机械化的客观性让“物”的表征耳目一新。一种崭新的道德观出现，即“自我否定”。客观性直接质疑：“人”如何能够再造自然图像？照相术让“人”这个主体消失，让仪器呈现自然本身的模样。即便如此，机械的客观性中仍然出现种种关于表征的争议。本文限于篇幅不多着墨。

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上述案例中展现出来：不同的认知型主导了不同的表征出现，欧洲在17世纪推崇人的审慎与栩栩如生的临摹技巧，在19世纪则否定“人”的干扰。认知范式的断裂性也由此体现在截然不同的表征之上。表征千千万万，物自体永远不可及。大量STS就此讨论社会真理的建立——人们如何在形色各异的表征上进行判断，他们如何达成共识。正如达斯顿和伽里森延续福柯知识型的脉络，把自然史的表征图像断代，并指出：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意识形态造就了特定图像的可信性。

问题随之而来：万千表象的世界要如何运作，而非在不相容的异质性中陷入混乱？答案在于：实践行为替代了认知。即便主体消弭、逻辑断裂，实践行为却让认知生活再度在这个支离破碎、无法统合的世界中有了延续性。研究实践行为随之在大致上分作两支。其中一支直接讲述断裂中的认知活动，推出伽里森（P. Galison）的交易区（trading zone）以及斯塔和格利斯莫（Star & Griesemer）的边界物（boundary object）概念，把异质性世界的运作涵盖在转译（translation）实践之中。另一支则直接推翻断裂本身，揭示一个更深层的本体世界：不仅是某些“我思”在异质性的各个话语与事物之间转译，而是“行为”让主客体的鸿沟弥合。无关这两个分支出现的时间先后，二者在学理上一体各表，历史编年不能替代学理分析。在某种意义上，它们甚至可最终与福柯的异托邦同脉相连：即，其中看见的是异质性的交汇，一个由“力”生成的世界，并且在这个“力”瞬时的、“遭遇性”的时间维度中，不复有固定客体存在。

鉴于实践转向的研究出现，20世纪80—90年代的STS对自然事物的描述与以上表征研究脉络分道扬镳。换言之，表征的前提是一种主体和客体面面相对的情况，二者的分化就是谈论表征的前提。实践行为的尺度却让主客体的鸿沟弥合。笔者就此回顾几份标志性的文章，其中一份案例来自上述第一个分支，提出边界物的概念。它驳斥了认知论上的“共識”，即，在科学知识的诞生中，社会群体毋需在特定表征上达成一致；另一些案例则来自第二个分支，它们直接抛开了客体，也就此不再围绕着客体的表征而展开。相反，它们却围绕着行为展开，讨论科学知识如何在行为中诞生。

第一篇文章即斯塔和格利斯莫（Star & Griesemer）的成名作，“边界物”（boundary object）［12］。 二人如此定义边界物：哪怕不同的人来自不同的社会世界（social worlds），即便不同的人具有不可通约的知识储备，但物体本身是一个足够有力的基础，物体本身足够有力让交流得以进行。这个概念推翻了以下这个常识假设：科学合作来源于一种自然施加给所有人的共识/同意（consensus）－普世的逻辑、普世的感官功能，让人们最终得以相互同意一个真理。而两个作者提出边界物，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知识社群的同意。相反，在断裂的认知图景上，转译才是关注点。

二人的案例关注加州伯克利的生物学博物馆。在不同的群体和行为者之间，动物标本被不断地转译。对于那些在野外设置捕猎陷阱的人而言－他们对于动物或科学并无兴趣，只是被搜藏家雇佣而捕捉动物，而这些猎人常常有一个习惯，就是扭断动物的脖子来捕杀动物。在记录中，自然学家对于这个习惯非常恼火，因为这种习俗无法保存颈骨；而这些猎人记录中的准确性也值得质疑－他们可能在标签上失误，他们进行标记的方式也并不是规训过的。对于博物馆自然志学者而言，搜集标本的过程以及标记过程应该是科学的。 对于标本搜藏家而言，他们即便为博物馆提供标本，但未必保证标本是经历过防腐处理的。对于博物馆投资人而言，她要求博物馆是一个对外展示的项目，来表述动植物保育。诸多利益、目的、认知论在此交错。

博物馆的工作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社会世界中进行转译。有两种方法可以让这些参与者达成一致：第一是方法上的标准化；第二是边界物体。第一个方法在STS学界耳熟能详。但在边界物体案例上讨论标准化，并非要让所有参与人彼此共享同一种认知方式，他们在理论上和感官上仍然具有巨大差异。而是说，在实践方法上标准化，所有人对于本体、分类各持一辞，但他们共同管控着“如何进行标本搜集”这件事情。比如，博物馆的负责人设立一系列规则：要怎么去做标记，在动物的哪个部位贴标签，标签是否统一发放，标签是否使用统一格式写作，工作者又应该怎么去记录捕获猎物的笔记，以及防腐处理的过程，等等。在方法上，各方达成了一致。

第二个让科学在断裂世界中持续下去的关键，是边界物体。边界物体可以是抽象物体，也可以是具体实践的物体，它是一个分析概念，指向那些同时坐落在不同的社会世界中的科学物体。它的特质就是具有足够的可塑性，于是它可以适应每一个社会世界的当地需求。但它同时也足够牢固，于是这个物体不论它在哪一个社会世界的位置上，都保留着它自身的身份－简单来说，猫头鹰在猎人的树林中、在博物馆的储藏室里、在解剖台上，都是“它”；这份地图在猎人手中、在勘测者手中、在旅行者手中，都是“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在实践中升起的边界物是一个连接点，它决非传统中的客体。

通过边界物体这个概念，两个作者重新回应了两个问题：第一，科学研究是不是需要各方的“同意”；答案业已展示，其实并不需要。第二，由于它在回应科学中“同意”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就指向了断裂的范式，也就是说，在相互之间不可兼容的范式之下，科学研究如何进行？在实际操作中，各个参与群体通过标准化的方法，通过实际的边界物体，截然不同的范式被组合在一起。也恰恰是在这个实践导向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普遍研究趋势，那就是，我们对客体的研究不再是观念性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讨论物自体是什么，在STS领域里，我们不再讨论那个抽象的真理是什么，也不讨论哪种表征更合理，我们转而讨论科学行为。可以被实践操作的、可以被启动的“物”替代了客体。也正是在这新的科技浪潮中，达斯顿和伽里森在2007年出版《客观性》一书时，结论部分脱离了表征的世界，转而讨论操作。正如IBM公司的商标，不再旨在准确地去表征原子，而旨在使用探针排布、操纵原子。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90年代的STS走出了休谟对认知论的质疑-那个等待着被主体所总结、所归纳的客体世界不复存在。

这种实践导向的研究，最终完成了第二个分支中大规模的本体论转折/存在论转折。其中的典型代表是ANT学派。ANT把客体拆散到网络中去，客体是实践行为的衍生物体。然而，ANT是如何让客体变成衍生物的？最直白的回答就是：在行为之中，我们看不到客体。在此，存在论转向可以明确凸显在拉图尔于20世纪90年代重写的巴斯德实验。这是乳酸菌发酵的实验，巴斯德最终提出了酵母的存在。在巴斯德的乳酸发酵实验中，我们一开始只知道有某种东西，它可以被喷洒，它会引发发酵，它会让液体变浑浊，它会让白色粉末消失，然后形成某种沉淀物，它还会生成气体，它会结晶，它会变粘稠。这个“某种东西”的本体论状态非常脆弱。关于“这个东西具体是什么”，答案可以被包裹在如此众多而不确定的现象中，也就是喷洒的现象、让液体变浑浊的现象、沉淀、結晶、粘稠，等等。只有现象和化学反应是可见的。而本体物质并不确定。巴斯德只确定牛奶的存在。

巴斯德要把这个新的物体从旧的物体（也就是乳汁）里面“抽象”出来，这非常困难。换言之，科学要怎么确定有一个新的东西在现象里面？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是说，有很多个不同的新事物在这些现象里面？挥发的气味、浑浊、沉淀、结晶，这背后是一个新事物，还是多个新事物，还是说，背后一直都是旧的事物？当巴斯德提出“酵母”的存在，也就向STS研究指明了：所谓的科学，它的路径是怎么样的呢？这个路径可以从“不存在的事物”进入到一个类属性质的类别中，而这个路径是由实验者浮动的感官数据构成的（嗅到气味、见到沉淀）。然后最终，这些感官数据被转换成一个被组织好的存在模式（让特定的气味指向某种特定的存在；让气味和出现的粉末组合在一起指向某物），在现有的分类体系中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那就是酵母。

拉图尔总结道：这个实验过程并不是从一个研究点到另一个点，也不是从一个事件发生的痕迹到另一个痕迹，而是从一个本体论的状态，到另一个本体论的状态。ANT学派并非在一开始就假定某个事物存在，比如酵母。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去表征这个事物，比如如何绘制酵母的模样，如何描述它的性质，等等。 直到巴斯德通过实验中一步步的行为，以及行为所呈现出来的现象，现象被汇集起来，不同的本体论阶段才逐步形成。事物随时间的展开而展开，它不在时间之外（酵母并非永恒存在的本质事物）。

巴斯德实验所针对的是不可见微生物，在这个裸眼不可见的情境中，现象替代存在物似乎理所当然。然而STS的存在论转折并非止步于此。宏观世界同样被纳入这个“拆散本体事物”的框架。早期的两个案例在此足以简略地说明存在论转向后的宏观世界。其中一个案例是劳（John Law）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葡萄牙战舰论文。战舰不再是“它自身”，战舰被拆散到网络中－贸易的需求、航道的开辟、季节性的洋流、季风、船帆的设计、甲板的设计、国家的力量等等［13］。 战舰再无本质，战舰是杂合的。同样地，德·拉厄特和摩尔（De Laet & Annemarie Mol）在2000年合作的津巴布韦水泵论文显示了“物”的流动性，而非“本质性”。在每一个相邻的村庄中，水压设计的水泵都改变了形态［14］。

四  小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微观或宏观，一度被给定的认知图景已经打破：并非如同休谟曾宣称的一样，说人类无法给自然物在头脑中投射的印象找到一个稳固的根基，因为主客体面面相对的图景业已在行为的时间维度上打破；也并非如同休谟所述，称自然物最终限定着模糊未明的人类认知，自然物给归纳法一个最终定论，与此相对的，是自然物本身也弥散在行为的网络空间中、在行為的时间维度中；同样，并非如同康德所尝试的一样，在人类认知中把经验摘除，在先验的主观框架中描绘、表征自然。综述之，主体和客体不再面面相对。在行为层面上，二者互相构造，也就是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构造。

然而，实践转向发展至存在论转向之后，它甫一诞生就面临了批判。布鲁尔（David Bloor）批判拉图尔从未言明何谓“社会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构造”［15］。ANT从未把科学物体单独归因于社会或自然，而是在主客体二分法尚未建立的、行为的时刻来看待实验。最终所得出的主客体对称性，其实指向的并非是两个“原因”（社会/自然）引出概念的出现、物质本体的状态，而是两个“效应”。即主客体是实践行为的结果，而非行为的来源。布鲁尔认为，最终，我们不讨论人也不讨论物体，ANT中只剩下行为，以及持续地组合着又拆散着的杂合体。在存在论转向的三十年后，常人学学派的林奇（Michael Lynch）回顾这一段历史［16］：本体论和认知论不再有区别，这是因为本体在实践行为中诞生，不再有那个超验的物自体了，也不再有那个脱离经验的“我思”。林奇反思道：这种“由行为衍生的物体”，不过是一种历史化的事物，这个物体不过是一个被限定在特定情境下的事物。而这种实践本体论的转向，并非是真正要告诉我们任何抽象的、宏大的领域，而是告诉了我们多种断断续续的本土的认知论，以及多种微小的本体论。我们对它们的研究，不是哲学反思，而是一种“反形而上学”的研究。

最终，实践转向何处？对于一个通过“行为”而构造的世界，深层质疑在于：如果一切都随着瞬时的行动而产生，常规固定的物体又如何仍然停驻在我们现在的世界中？如果要拆散常规物体、让它被放置在行为和各个配件的网络中，在什么意义上这才是必要的？STS的实践转向只能根据特定案例来回应这种拆散客体、拆散主体的必要性。然而，在这些特定案例所提供的必要性之外，实践转向却提供一个广泛的基础：它重塑了后殖民主义的多元化的世界，它把异质性的逻辑、事物和行动通过转译联系在一起。后殖民主义的立场由此变得鲜明：科学化不再是关于原住民和欧美之间的认知论的优劣高低，而是行为、以及行为所促成的转译。

参考文献

［1］ Hume， D..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孟强. STS与存在论转向［J］. 世界哲学， 2015， （4）： 74—81.

［3］ 彭家锋， 刘永谋. 论STS第三波浪潮的两大转向［J］. 科学与社会， 2021， （1）： 104—114.

［4］ Pickering， A..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and science ［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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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Turn， Time Dimension in STS， and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o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HU Su

Abstract： In the STS community， the Practice Turn started in 1980s. By summarizing the classical cases in the field， the paper outlines the origin and orientation of the Practice Tur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 practice turning， that is， dealing the conundrum of subject-object dichotomy： how can an external world enter human cognition？ How can ideas in mind be ascertained as true representations？ The focus on practice in this part of the study flattens subjects and objects. At the same time， the world in which subjects and objects dissolved is further placed in a particular temporal dimension： fundamentally， collectivity， lone ego cogito， and object， all anchors beyond the present moment of acting / behaving， they are intruders in the temporal dimension of the present. In contrast， there is only the behavior in the practice. The present behavior does not render those ontological entities readily projected either from the ultimate end of history or the origin， but constantly reinvents things and people in the moment.

Keywords：  practice turn， Actor-Network-Theory， dichotomy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tempo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