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

康熙皇帝对那类严酷的清官是有警惕的，他的原话是“清官多刻”。康熙皇帝特别不喜欢那种表演型清官，时常呵斥那些装廉洁的官员。河督张鹏翮算是很得宠的大臣，康熙皇帝因其办事不力斥责他“徒有衣食菲薄”。雍正皇帝登基没几日就谕示知州知县，不得“或借刻以为清，或恃才而多事”。也就是说，不要把苛刻严酷当作清廉，不要自以为有才能而政事频出以累民。

中国文学作品中最早涉及所谓清官批判的是《老残游记》，比康熙皇帝对清官的警惕晚两百多年。康熙皇帝对某类清官的警惕，并不意味着他鼓励官员腐败，他对真正的清官是大为嘉许的。

康熙皇帝讲究所谓以宽治天下，曾对大学士们说：“治国宜宽，宽则得众，倘若吹毛求疵，则无人可用，天下岂有完人？”此话虽有几分常情在焉，但一国之君仅听凭“以宽治天下”，难免放纵了贪腐不法之行。

康熙皇帝有一次同大学士们谈到清官廉吏，舉了好几个名臣的例子，说：“赵申乔在湖南巡抚任上把通省官员都参了，难道湖南无一好官？官之清廉只可论其大方面者。朕相信赵申乔清廉，但他当年作为封疆大吏，要说他一干二净，朕未必相信。张鹏翮是个清官，但他在山东兖州做官时也收过人家的规例钱。张伯行为官也清廉，但他喜欢刻书，刻书一部非花千金不可，这些钱哪里来的？两淮盐差经常送人礼物，朕不是不知道，不想追究罢了。”

从康熙皇帝这番话可以看出，在当时大环境下，一则他根本不相信天下有真正的清官，也就不指望你能做清官，治吏尺度自然就有折扣；二则他对官员贪污腐败并没有零容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过得去就行了。

康熙皇帝对方面大员的贪污只要能忍就忍，我们看看他对曹雪芹祖父曹寅奏折的朱批就更加清楚了。江宁织造曹寅负有暗中监视地方官员之责，他在奏折中列举两淮浮费四项，即院费、省费、司费、杂费，每年计二十万两银子，“以上四款皆派之众商，朝廷正项钱粮未完，此费先已入己”，其中“省费，系江苏督抚河道各侧门规礼共三万四千五百两”。

康熙皇帝在省费之后朱批：“此一款去不得，必深得罪于督抚，银钱无多，何苦积害。”康熙皇帝怕得罪地方官，出于帝王驭人术的需要，就忘记了固堤溃于蚁穴的道理。

察史不能拘泥于正经史书，正史野史并读方可回到历史现场。体察皇权时代的吏治，光看官府规定往往会被假象迷惑，因为制度设计的缺失会使任何铁律都形同虚设。有清一代，“律例”不敌“陋规”已是沉疴痼疾。

依清初朝廷规定，官员不得同商户往来，凡向富户借银千两者论斩。可事实上，这规定从来就没有做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