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韬

魏晋名士好玄谈，以互相辩论、精准阐述义理为能。南朝宋《世说新语》就记载了很多魏晋名士的言论，在记录史实的同时，保留了很多富有生活气息的片段，鲜活地再现了士人风貌。其中最有趣的，当属对文人士族之间互相嘲讽捉弄的记载。普通嘲讽之言大多庸俗，而从文人雅士口里说出来，就多了几分趣味和机锋。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东晋名士、文学家孙绰为人喜欢讥调，有一次与另一位文学家习凿齿一起出行，孙绰走在前面，忽然心血来潮调戏习凿齿：“沙之汰之，瓦石在后。”巧喻习凿齿是淘汰剩下的瓦石。习凿齿当即还以颜色：“簸之扬之，糠秕在前。”可谓对仗精妙、讽刺精准。

孙绰在《晋书》本传中评价不错，与其兄孙统被誉为“棠华秀发”，但他为人高调，喜好出头露脸，当时“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孙绰都当仁不让地为他们写碑文。虽说以才而论也不过分，但总是如此，难免引人非议。司徒左长史王濛去世后，孙绰为他作诔，其中一句如此说：“余与夫子，交非势利；心犹澄水，同此玄味。”王濛出身太原王氏，又是国丈，身份高贵，人品格调也都不错，夸他自然没毛病。但偏偏孙绰夹带私货，顺手把自己也夸了一顿。多年后，王濛的孙子王恭见到这文字，不客气地说：“才士不逊，亡祖何至与此人周旋。”直言孙绰大言不惭，过于骄傲。

无独有偶，孙绰在谢安家也被鄙视过一次。孙绰与兄孙统造访谢安，两人高谈阔论，声振屋瓦，但满嘴空话，不着边际，谢安的夫人刘氏在隔壁全听到了。孙氏兄弟走后，谢安问夫人这两位客人怎么样。刘氏冷着脸说：“亡兄门未有如此宾客。”刘氏的亡兄刘惔，也是有名的世家、高士，只不过略逊于谢氏。刘家门上都不请这种货色，谢安闻言满脸都是愧色，以交接孙氏兄弟为耻。

与孙绰不同，有些名士名实相符、又不是特别招摇，但因文人相轻，也会被人编排嘲讽，王羲之的儿子们就遭遇过。东晋的名僧、大文学家支遁有一次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去会稽（今浙江绍兴），到王羲之家拜访，见了羲之的儿子徽之、献之诸人。回到建康后，有人问支遁对王氏兄弟印象怎么样，支遁说：“见一群白颈乌，但闻唤哑哑声。”王氏兄弟喜欢穿白领衣服，支遁此言看似开玩笑，实则是看不起诸王子弟。支遁与谢安、王羲之、殷浩等当世名士平辈论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时人比之为西晋“竹林七贤”之向秀，喻其精通儒学、当世大家。支遁到王家，大概一来不屑与小儿辈为伍，二来讨厌王氏子弟夸夸其谈，故出言嘲弄。当然，这算不上什么恶意，大概是那时士人们标榜异同的习惯使然。

不仅名士们这样做，就连王公贵族有时也好这一口。晋灭吴后，有一次晉武帝举行宴会，席上问吴主孙皓，听说南方人喜欢作“尔汝歌”，你会不会？孙皓反应很灵敏，当即举着酒杯说：“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意思是好的，祝晋帝万寿，但尔、汝都是比较随意甚至失礼的称呼，一般是位尊者称呼位卑者，晋武帝想捉弄孙皓，却不想给自己挖了坑。晋元帝生了皇子，给全体朝臣赐物以示庆祝。光禄勋殷羡说：“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晋元帝笑道：“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皇帝居然也开这种玩笑，着实令人莞尔。

东晋南渡之际，北方人大规模移民江南，随之带来文化上的交融，既是交融，一般都会经历歧异、斗争、融合的过程。尤其是南渡又伴随着最高权力争夺、土地重新分配，利益冲突杂乎文化交融之间，外来户与本地人势必产生不少矛盾与敌意。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南人与北人互相的蔑称，比如北人蔑称南人为“楚蛮”、“吴儿”，南人蔑称北人为“伧”。

以“伧”为例，“伧”本意是粗鄙无文者。江东人称北人为“伧荒之人”，后又简称为“伧子”、“伧”。其实南渡之人以有文化的士人、大族居多，无论如何不能称作“伧”，但在南北士人互相看不起的背景下，最有文化的一群人偏偏冠着荒诞的称呼。

北人过江者以瑯琊王氏为代表，像王敦、王导兄弟，一个在外坐镇大州，一个在朝中担任宰相，权力既大，地位又尊，连晋元帝都要敬他们三分，但江东人仍然敢以“伧”呼之。陆玩是江东四大本地士族“顾陆朱张”的代表人物，与瑯琊王氏名望在伯仲之间，但权力远远不及。王敦看重陆玩的才能，几次请他出山担任佐官都被拒绝，表面上看他是淡泊名利，其实更多缘于南人对北人的排斥。陆玩有一次到王导家拜访，王导请他吃酪，酪是流行于北方的、用牛羊乳制作的半固体食品，大概是从草原民族流传过来的吃法。陆玩吃了不习惯，当夜闹了肚子，于是致书于王导嘲讽说：“昨食酪小过，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可怜我吴人，差点被你这北方佬害了性命。搞地域歧视搞到当朝宰相头上来，幸亏王导甚有涵养，才没闹出事来。

王导为了弥合南北之间的敌视，有意带头学习吴地人说话，与吴地士族通婚，不料引起北方士族的不快。有一次北方籍名士刘惔到王导家去，当时正是盛暑，王导把一个铁质棋盘放在肚皮上，说：“何乃渹。”渹大概是当时吴地的方言词，意为凉爽。刘惔后来对人说，去王丞相家没听他说别的，就听见他说吴语了。当时北来士族之间，说话仍以洛阳音为主，谁不说仿佛就丢了贵游名士的格调，刘惔此言意在表达对王导的不满。

王导倡风气之先，并没有收到效果，不仅在北方人这里落了顿埋怨，南方人也毫不领情。有些南人趋炎附势学北方人说洛阳音，被南人集体鄙视。晋陵郡（今江苏常州）名士顾恺之有一次出席宴会，有人问他为何不用洛阳音咏诗歌，顾恺之直言：“何至作老婢声。”讽刺辛辣如此，可见南北隔阂之深。

大名鼎鼎的“皮里阳秋”禇裒，也遭遇过“语言暴力”。禇裒是东晋康帝皇后禇蒜子的父亲，出身河南阳翟，是标准的世家大族。名士桓彝评价禇裒“皮里阳秋”，意指表面从不论人是非，但内心判断得很分明。谢安赞誉禇裒“虽不言，而四时之气亦备矣”，对其境界、气度和辨人好坏的能力推崇备至。禇裒年轻时名气很大，但官位不高，很多人都不认识他。有一次渡钱塘江送人，在钱塘亭暂住，正好赶上吴兴县令沈充也送客来此，亭长不识贤愚，把禇裒从正房里赶到牛屋，让沈充住在正房。沈充问那人是谁，亭长说是个伧父。沈充便大摇大摆地问：“伧父欲食饼否？姓何等？可共与语？”俗话说，打人不打脸，当面不揭短。当面呼以蔑称几乎等于辱骂，禇裒很有涵养，也不生气，不卑不亢地答言：“河南禇季野。”沈充闹了个大红脸，当即送帖拜见、赔礼道歉、移尊设宴，还把亭长鞭打了一顿给禇裒出气。

東晋各家大士族轮流执政，士族之间互相防范，政治斗争很激烈，他们也经常通过语言来表达不满。永嘉南渡之后，瑯琊王氏成为政治新贵，便寻求在士族门第上压过其他传统大族。有一次，王导与尚书令诸葛恢讨论大姓的高低之分，说为何世人都称葛王而不称王葛？葛即诸葛，诸葛氏在汉末三国时就已是一等大族，远胜同郡王氏。不过，南渡之后就慢慢落后了，但人们提起瑯琊郡大姓还是习惯于旧日排序。诸葛恢说：“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驴自然胜不过马，世人如此说不过顺口而已。诸葛恢虽是自谦，但把当世大族比喻为驴马未免不雅，言语之间掩不住的是对王氏崛起的酸溜溜。

颍川庾氏以帝舅之资崛起后，把瑯琊王氏挤出权力核心，王家人愤愤不平。有一次王导在府中闲坐，突然刮起大风，扬起尘土，王导用扇子拂去尘土说：“庾元规尘污人。”庾元规即庾氏的首领庾亮，庾亮是晋明帝的妻舅、成康二帝的舅父，取代王氏执政后，政治上一改王导倡导的无为而治，刚锐有余宽和不足，引起朝野众多士族不悦，王导故有此言。东晋著名僧人竺法深也批评庾亮：“人谓庾元规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许。”柴棘之词，既喻庾亮败絮其中不是栋梁之材，又讽刺他像棘刺，胸襟狭小不能容人。一个词便道尽其妙，文人批评人的艺术果然高明。

继庾氏而起的桓温，则是东晋士族集体“吐槽”的重灾区。桓温内胁朝堂，外镇大州，极盛之时掌握了东晋最高兵权。士族权势逼凌皇帝、压制其他士族。原本哪家都是这么做的，唯独桓温做得有些过分，屡屡请朝廷迁都回洛阳，还废立皇帝，向朝廷索要九锡，几乎跨过“当轴不夺位”的政治默契，所以遭到士族们的疯狂吐槽。

桓温势大根深，能力远远强过王氏和庾氏，像骂庾氏一样骂桓温，肯定不对路。于是士族们就抓住桓温以武立身这个不是缺点的缺点，集中火力攻击。东晋士族以清贵为尚，以浊庶为耻，做庶务的、当武将的都矮人三分。桓温做荆州刺史时，邀请陈郡谢奕饮酒，谢奕喝多了耍酒疯，追着桓温继续喝，桓温无奈躲到老婆房间里。谢奕便随手揪住一名士兵头目对饮，说：“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怪哉。”桓温听见了，也不责怪，可见他自己似乎也觉得以武起家并不光彩。为了抬高身价，桓温想与太原王坦之家结亲，王坦之归告其父王述，王述厉声作色：“兵，哪可与之！”桓温颜面尽失。

不过桓温也不是粗鄙无文之人，被人讽刺得多了，他也会回击。桓温北伐时，水师进入泗水，自南而北，眺望中原故土，责怪西晋末年的重臣王衍未尽臣子的责任。名士袁宏轻率地说这是运数使然，不是王衍的过错。桓温突然说：“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即骂袁宏像这光吃饭不干活的大牛，是个大草包，只会空谈，又语带威胁，吓得袁宏面如土色。

《世说新语》记载士族打嘴仗，多如此类，简短不失隽永，雅致蕴含机锋，实乃中古一大文史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