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淑珍,罗玉明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加之“大跃进”等影响,国防工业系统出现了忽视质量、与国民经济建设冲突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贺龙出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深入国防工业系统一线开展调查研究,查找问题并进行整顿,有效改善了国防工业系统的总体环境,为建立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学术界对这一时期贺龙与国防工业的研究大多关注贺龙对国防工业质量问题的整顿(1)相关研究有顾永中:《贺龙元帅抓国防工业》,《党史天地》1997年第10期;聂文婷:《贺龙与20世纪60年代初国防工业质量整顿》,《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刘正栋:《贺龙与国防工业》,《湖南党史》1994年第1期。,实际上,这一时期,贺龙在对国防工业系统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防工业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顿。本文拟对1960年贺龙对国防工业系统的调查研究情况、采取的整顿措施及取得的成效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贺龙出任国防工委主任及其调查研究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国防工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并逐渐发展壮大。“一五”计划期间,156个苏联援建的项目中,航空、兵器、无线电、造船等国防工业项目有44项,占所有项目的28.2%。“二五”计划又继续安排了44个国防工业重点建设项目,这批项目规模大,设备比较先进,技术水平也较高。[4]到1959年底,我国已建成大中型企业100多个,独立的科研设计机构增加到 20多个,共有金属切削机床6万台,职工70多万人,其中技术人员3.3万人,建设了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比较集中的国防工业生产基地,[3]16初步形成坦克、火炮、轻重机枪、弹药等常规武器的成批生产能力,飞机、舰艇等武器制造企业的兴建工作也取得重大进展。[5]262

在军工企业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受“大跃进”的影响,一些军工企业片面追求高产值和高速度,忽视了工程质量和产品质量问题。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常委提出了改革原有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建议,认为应该在军委领导下成立一个国防工业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军委对国防工业的领导,并正式向中共中央提请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

1960年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防工委”),并任命贺龙为主任。1月13日,贺龙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负责干部会议,并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2]652

贺龙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国防工业系统进行调查研究。1960年1月22日至2月27日,在中央军事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期间,贺龙与聂荣臻、罗瑞卿等国防工委委员商定,计划用一年时间把国防工业系统的家底摸排一遍。当年,贺龙与聂荣臻、罗瑞卿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对全国的国防工业基地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

1960年3月间,贺龙和聂荣臻、罗瑞卿等对广西、贵州、四川等地的国防工业企业的基本建设情况进行调研,主要调研企业包括贵阳的铝厂、电解厂、机修厂,重庆的钢铁厂、机床厂,成都的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厂。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的基本建设方面存在质量问题,其中尤以成都两飞机厂最为严重。调研结束后,贺龙立即着手解决国防工业系统中存在的基建质量问题。在他的推动下,相关部委组成联合检查组赴成都进行检查,形成了《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由贺龙转呈中共中央。

1960年5月至6月,贺龙等人主要对国防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情况、国防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关系、职工生活水平进行调研。贺龙在充分听取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后,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和《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随后他视察了株洲湘江机械厂、湘潭电机厂、江南机器厂、源江机器厂,其中在株洲湘江机器厂住了6天,其间听取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对产品质量问题的介绍,检查了正在生产中的零部件,分别召开了工厂领导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和军事代表座谈会,了解了工厂的现状及研究发展前景,察看了厂属职工生活福利设施,掌握了职工的生活情况。结束调研后,贺龙向中共中央军委提交了《关于检查湘江机器厂生产情况的报告》。

1960年7月至8月间,贺龙主要针对苏联政府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取消科学技术合作和支援对国防工业特别是工业原材料和技术的影响进行摸底。8月5日,贺龙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议,和聂荣臻、刘伯承、罗荣桓、薄一波、罗瑞卿、谭政,以及一机部、冶金部、化工部、建工部,国家计委、经委和建委的负责人一起研究苏联单方撕毁协定给我国造成困难局面后的对策。根据会议研究的问题,贺龙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

1960年11月间,贺龙和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结束对朝鲜访问回国,对东北的国防工业企业的生产情况进行调研。他们先后视察了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制造厂、飞机制造厂、铝加工厂,沈阳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厂,并分别召开了哈尔滨、沈阳两地区军工厂负责人汇报会,详细了解两地区军工产品的质量问题,重申军工产品质量的重要性。

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贺龙奔赴全国各地,到国防工业系统企业、工厂进行实地调研,又召集相关负责人进行会议调研,对国防工业系统的情况有了基本掌握,为其分析国防工业具体问题、制定解决措施等提供了材料支撑。

二、贺龙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并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贺龙发现国防工业系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基本建设和工业产品的质量、国防工业建设与国民经济关系、工业自主与人才队伍等方面。这些问题影响了国防工业乃至国防现代化的长远发展。为此,贺龙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基本建设和工业产品质量问题

国防工业系统的质量问题主要集中在基本建设和工业产品两个方面。

在“大跃进”的影响下,国防工业系统掀起了“大干快干”的建设高潮,客观规律被抛之脑后。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后,一些错误的口号和做法在整个系统开始蔓延,导致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差的现象较为普遍。

贺龙、聂荣臻、刘亚楼等到成都的飞机制造厂调研时,发现该厂的基建工程设计标准过低,质量无法满足要求。厂房跨度30多米,立柱和横梁过细,墙体不牢。贺龙用手杖轻轻一捅,墙砖被捅出半截,还旋转了90多度,质量之差可见一斑。同样问题也出现在成都航空发动机厂。该厂提出“一百天建成工厂”等不切实际的目标,结果开工17个月后,主厂房仅完成了框架,配套工程也只有工具、木工车间投产。厂房全部采用木质构件,存在较大火灾隐患。此外,车间地面厚度不够,原先设计的水泥地面也被改成沥青地面,机器开动时地面震动下陷,加工精度得不到保证。

贺龙结束调研回京后的第二天,就相关严重问题向周恩来作了详尽汇报,又与李富春电话交流意见,并送去有关材料。李富春在材料上作了批示。1960年4月1日,贺龙召集机械工程部负责同志开会,研究落实李富春的批示精神,决定成立联合检查组,立即赴成都进行实地检查,并要求提交检查报告。5月11日,贺龙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基本建设电话会议,要求各厂党委将基本建设作为主战场,进一步加强领导;广泛深入地开展基本建设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既要高速度又要保证质量,实现基本建设的“优质高产”。[1]443-446

国防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也同样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生产问题产品成为军工企业的普遍现象。有的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有的工厂生产的潜艇蓄电池,有一半因为质量不好不能使用,使得当年新建的潜艇不能按期交付,在用潜艇停航。[1]471沈阳发动机厂生产的发动机,一年多发生了二十起涡轮叶片折断等事故。沈阳飞机厂的飞机因为零件、部件不协调,飞机起飞后出现了侧滑和机头下沉等现象。[1]455

贺龙以解决沈阳飞机厂、沈阳发动机厂质量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国防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960年5月10日,贺龙出席中央军委第十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在一切国防工业生产中,应当明确提出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口号。”[1]458“质量第一”方针在国防工业系统第一次被明确提出。综合前期调研情况和会议精神,贺龙于5月24日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沈阳飞机厂和沈阳发动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报告》,其中详细叙述了产品质量问题的表现和造成的损失,分析了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着重指出“这样的质量事故,并不是个别的情况。……其他一些军用产品,在质量上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问题”[1]456,同时提出了解决质量问题的四项具体措施(2)第一,党委书记、厂长亲自抓质量;第二,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第三,积极解决新材料。材料不合格,宁可不生产;第四,加强国防工业重要工厂,尤其是导弹、航空、造船、无线电等工厂的干部队伍建设。建议从全国物色最优秀的、最能认真负责的干部到这些厂区担任厂长和党委书记,坚决撤换不称职或玩忽职守的干部。。

7月1日,中共中央对贺龙的报告进行了批复:“对于军火和新武器的生产,必须首先强调质量,保证完全适用,必须避免再发生象沈阳飞机工厂这样的质量事故。”[1]454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批示精神,9月13日,贺龙在关于国防工业的电话会议上指出,“必须狠狠地抓质量,必须在国防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全面地、彻底地贯彻中央和军委提出的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求数量的方针”[1]471。

在调研过程中,贺龙发现,国防工业系统出现质量问题“最根本的原因是思想问题,尤其是领导思想问题”[1]472。有的干部缺乏责任心,对长期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视而不见,或者看到了也不重视。有的领导干部存在着重产值、轻质量的思想,为了追求产值,甚至任意降低对质量的要求。[1]492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又将质量检查机构和制度一再缩减,导致质量问题频发。有的领导干部错误地认为,强调质量和“多快好省”的方针不一致。[1]457还有的干部滋长了报喜不报忧、夸大成绩、隐瞒缺点等错误倾向。[1]469沈阳飞机制造厂就曾把不合格飞机说成是合格的,并向国防工委和贺龙报喜。

正因如此,尽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令五申要求贯彻“质量第一”方针,但质量问题依然不能实现根本解决。经过反复考虑,贺龙决定在国防工业部门专门召开一次整风式的三级干部会议,以促使那些仍不重视产品质量的领导干部深刻反思并转变观念。在征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同意后,1960年12月8日,贺龙主持召开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国防工业系统的部、司(局)、厂三级干部4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揭发了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主要矛盾,总结了几年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贺龙在会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国防工业需要在认识上进一步加以明确解决的17个问题(3)即17条准则:必须立足于应付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世界战争和原子战争;必须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必须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发展国防工业;必须随着国家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建立,逐步建成为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做到工业配套、地区配套、产品配套;必须贯彻执行军民结合,以军为主的方针;必须贯彻质量第一,在确保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的方针;无论是突击尖端还是基本建设,都应当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必须迅速地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干部队伍;必须坚决贯彻勤俭办国防工业的原则;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以政治统帅业务;必须树立忠诚老实、实事求是的作风,反对浮夸,反对弄虚作假。。会议还根据贺龙的建议,在北京工业学院主楼举办了军工劣质产品展览会(共有展品1309件),希望通过这一举措提高代表们对质量问题的重视程度。会议期间,贺龙将会议所揭露的有关国防工业质量问题进行了整理,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国防工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工作安排的报告》,指出当前国防工业问题确实十分严重,国家在国防工业中的巨额投资,未获得应有的成果。贺龙把这比喻为“铸剑成犁”[2]675。贺龙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应安排,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为了提振全系统干部职工的思想认识,1961年2月9日,贺龙代表国防工委党组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呈报《关于在国防工业企业中结合当前工作、通过试点开展整风工作的意见》,提出争取在前半年胜利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全面整风,在下半年内使国防工业面貌取得较为显著好转。这相当于向中央立下了整风军令状。23日,中央批准了报告,指出:“请根据当地情况作具体部署,并且抓紧对国防工业的生产和整风工作的领导,及时把整风试点的经验加以总结,以便全面铺开。”[2]679为了落实中央批示精神,切实推进思想整风,贺龙先后到江西、湖南等地进行视察和指导,并根据发现的问题,写信给罗瑞卿等人,重申要大抓政治思想教育,并提出除应继续整风,贯彻三级干部会议决定的17条外,还应对中央的12条进行深入教育。[6]343这对国防工业系统思想整风和政治学习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国防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

在调研中,贺龙发现大规模国防工业建设和国民经济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国防工业建设战线过长、摊子太大,导致国家建设资金和资源投入已经超出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此外,职工人数的不断增长导致食品供应等方面的压力加大,进一步加剧了城乡矛盾。我国对国防工业建设投入予以倾斜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军事封锁,使我国国防安全承受了巨大压力。为了加快国防建设,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国防总支出达到了314.7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3.84%。[7]尽管在1957年后,国防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呈现回升趋势。具体国防经费拨款数为:1958年50亿元,1959年58亿元,1960年58亿元。[8]74党中央和毛泽东早就发现了国防工业投资比重过大的问题,并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国防不可不有”,“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9]247,要求国防工业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尽管此后国防工业系统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情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观。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形势日益严峻,这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下决心压缩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规模、减少国防工业支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然而,中共中央的政策在落实过程中遇到了阻碍。国防工业的长期快速发展为系统内职工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基本保障,一旦政策落地将直接影响系统内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在经济困难时期,职工生活本就十分艰难。因此,一些人对调整的政策不理解、不支持。

在此背景下,贺龙实际上需要妥善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要适当缩减国防工业建设的规模;另一方面是要稳定职工思想状况,保证职工基本生活。两个方面又是相互冲突的,贺龙不得不在两者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首先,贺龙要求必须落实中央的政策。1960年12月,贺龙在给中央《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在目前和平时期积极发展国民经济,是第一位的,发展国防工业是第二位的,也就是国防工业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6]348贺龙向全系统强调,国防工业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原则没有商量的余地,即使有再大困难,中央政策也必须不打折扣地落实。在视察完湘江机器厂后,贺龙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出“该厂今后不应再扩建”,“在基本上不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建设成为以尖端产品为主的工厂”。[6]336苏联撤援之后,他更是明确指示要根据“退够”和“确保”原则,调整当年基本建设计划,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再建一批,保证把投资用好、用完。[1]465“在当前国家存在暂时性困难的情况下,军工要有计划地让路,有计划地后退”“总之,军工要让路,要退够。”[1]512

其次,贺龙还着重强调要正确理解“服从”的含义。他指出,所谓服从,不是靠边站,也不是等国家经济完全搞好了才搞国防工业建设,更不是取消国防工业建设,而是要随着经济的发展,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加强国防工业建设。他明确指出,国防工业建设不仅是保卫国家经济建设成果的必要条件,而且对国民经济建设也有促进作用。针对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出现的一些错误观点,如将生产民品说成是不务正业,以及迫使民品大量下马[10]59等,贺龙进行了纠正。他要求工厂应当“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不能只顾军品,还要生产民品,并且要在把军品生产安排好的前提下,多余的力量搞民用产品。[6]343贺龙还主张积极发展军民两用性质的工业企业。他认为,这不仅能“直接增强国防力量,也直接增强国民经济力量”[1]477。贺龙的这些要求为正确处理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定下了主基调,注入了稳定剂。

最后,贺龙对国防工业战线的干部职工进行耐心的说服工作,反复提醒他们要顾全大局,“只有国民经济建设起来了,国防工业也就起来了。如果把国民经济压下去,就变成穷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6]343,最终国防工业建设也会受影响。鉴于调整国防工业规模不可避免地要对现有职工队伍进行精简,贺龙积极引导全系统职工正确认识精简问题和指示做好精简职工的安置。他指出,“精简职工,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加强国民经济建设……要通过精简职工的工作,整顿职工队伍,保存骨干,加强领导。因此,精简职工不是溃退,而是前进,不是削弱,而是加强”。对于精简工作的具体落实,他要求,“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如何实现××万人的精简指标,哪些人当减,哪些人不当减;哪些厂多减,哪些厂少减;哪些地区减多少,都要进行具体的研究”,“要注意保存骨干,保存老职工、技术工人和技术干部”[1]511-512。

在调整期间,贺龙也充分预料到了产量不足、精简下岗等原因会使一部分本就生活困难的职工处境更加艰难。因此,他特别强调,“对于精简下来的职工,要做具体安排,保证他们有饭吃、有房住、有工作做”[11]2004。其实,职工的生活状况是贺龙一直以来关心的问题。贺龙在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上就主张“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他要求指定一位副书记、副厂长专门负责包括家属在内的职工生活,尽力开展副业提高生活水平。贺龙还强调要特别关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照顾好科技人员的生活,特别是老知识分子,提出进行定点供应,甚至表示“我们不吃,也要他们吃好”[6]350。

(三)工业自主不够和人才队伍不足问题

贺龙还发现,我国国防工业在技术、材料、设备上还有许多重大关键问题未突破,远远没有实现自主。这既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也是个现实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工业技术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因国防工业底子太薄,工业体系自主能力依旧不强。1960年5月24日,贺龙在提交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国防工业生产和建设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就反映了国防工业生产中新材料、优质材料不足,基本建设中材料、设备等不足以及干部缺、弱等问题。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废除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和原材料,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这使完全依靠进口的1691种新型材料供应中断。

为了克服苏联停援的困难,继续推进一大批刚刚上马的项目,解决国防工业自主的问题,贺龙态度坚决地强调,必须克服困难、发愤图强,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材料、设备问题。为此,他提出首先“应该仔细摸一摸,哪些问题还没有解决”[6]346。

1960年8月14日,贺龙根据初步摸底,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在当前形势下国防工业建设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指出,在尖端武器和新武器的制造方面,下列产品还未过关:根据初步摸底,目前在尖端武器和新武器的制造方面,还有诸如原子弹、×种导弹、×种飞机、×种导弹舰艇、超远程警戒等×种雷达、战术火箭、×种观察器材、×种鱼雷、自动防空体系装备还未过关。这些新武器,在技术、材料、设备上还有许多重大关键问题未突破。在技术方面,主要是设计力量不足,若干仿制的关键技术资料苏联没有供给。同时,新工艺新技术还未掌握或未完全掌握。在材料方面,制造尖端武器所需的金属与非金属材料,有许多国内还未能冶炼和轧制。冶炼新材料所需的矿物质,国内资源还未探明,产量不能满足需要。在设备方面,高精度的机床、大型专用锻压设备和高精度的测试设备,国内还未制造过。此外,若干精密件,国内也还未生产过,或者只是开始试制。[1]46222日,中共中央批阅了报告,并指示“在国防尖端工业方面和一切建设方面,都必须贯彻执行发奋图强、自力更生的方针”[1]461,并批转各部门贯彻执行。

中央批转报告后,贺龙立即着手落实工作。他主持召开新材料、新设备协作定点会议,陆续邀请有关的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以及冶金、化 工、机械、石油、轻工、纺织等部门的负责人,召开30多次集体办公会议。他同大家反复协商,定出全面的、具体的措施,集中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住重点和关键,一个个环节地加以突破,逐项落实急需材料和设备的研制和生产。

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大家逐渐形成共识:要想实现国防工业自主,必须克服技术、材料和设备三个难关。而这三个难关归结起来,主要是人和材料的问题,其中人的问题是核心关键。有足够数量的、具有高度科学技术水平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人,就能搞资源勘探、材料整备、技术攻关。但是,当时国防工业系统中科学研究干部队伍孱弱是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一机部为例,技术干部中,高等程度的只占26%,工程师只占5%,两个专业局的技术干部中政治条件合乎参加尖端产品工作的只占30%。[1]452

为了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技术队伍,贺龙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在全国范围内选调一批最优秀的、最能认真负责的地委书记和厅局长以上的干部,到这些工厂担任厂长、党委书记”。[1]452第二,在高等学校毕业生和回国的理工科留学研究生中,按比例分配给国防工业部门。第三,停止各地从国防工业部门抽调人员。第四,全军应在干部和技术力量上给予大力支援。“每年服役期满的复员军人,特别是技术兵,应尽可能输送至国防工业部门。”[1]483贺龙希望通过开源节流的方式,逐渐充实技术队伍。

贺龙还十分注重激发广大干部、技术人员、工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信心和决心,他反复强调发扬党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贺龙认为要自力更生,首先要破除对仿制的依赖。针对三级干部会议过分强调一丝不苟地执行苏联技术资料规定,忽视了消化吸收和对资料进行合理的改进,挫伤了一些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情况[10]59,贺龙指出“只搞仿制,不积极培养设计力量,不积极支持自己设计的产品”的思想和做法是错误的。[1]501他告诫大家,仿制不是目的,仿制是为了“锻炼技术力量,积累经验,以便为独立设计和制造创造条件”[6]347。他还嘱托科技人员要虚心学习借鉴一切先进有益的经验和方案,立足现实条件,“把敢想敢干和科学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把战略上藐视困难和战术上重视困难很好地结合起来”[6]347,早日实现材料、技术和设备的新突破。

同时,考虑到在独立设计和试制过程中难免会遭到失败和挫折,为了让技术人员安心搞研究不会因失败而受处分,贺龙给工厂领导打了“预防针”。他指出在自主探索的过程中,材料、资金、人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并称“这是应该出的学费”,希望各级组织和领导多多给予理解和支持帮助,绝不能泼冷水,更不能拖后腿。针对抚顺钢厂为了制造新材料,报废了十五炉钢的情况,贺龙为支持创新,主张由国家承担损失,并鼓励他们以后还要继续搞,不要怕失败,要坚决搞出来。[1]449

三、贺龙调查研究和整顿军工企业的成效

在贺龙的推动下,国防工业系统一些长期性、复杂性、关键性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和改善。国防工业产品质量不好的状况有了根本性扭转,干部群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显著改善,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逐渐适应,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开始形成。

(一)国防工业系统的质量问题得到大幅改善

基本建设质量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1960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对贺龙转呈的《关于成都两厂质量问题的检查报告》作出批示:“成都两厂工程质量问题的性质是严重的,必须从中吸取教训。”机械工业部应“进行一次全面的工程质量检查,凡质量不好的、影响安全和生产的工程,从速采取措施,予以解决”。[6]335根据这一批示,贺龙委托罗瑞卿去成都,采取落实措施,并决定从军区抽调工兵和运输力量,会同地方施工队伍重建成都那两个厂不合格的工程,返修、加固尚能保证生产的工程。在返修、重建的几年里,罗瑞卿每年都要到成都去督促检查,两厂的基建和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以此为契机,国防工业系统内开展了基本建设质量问题的自查自纠,一段时期后基本整改到位。

“质量第一”的方针逐渐深入人心,国防工业建设和产品质量不好的状况有了不同程度扭转。贺龙推动国防工业系统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在国防工业系统起了积极的作用。历史地看,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作出的在国防工业系统进行质量整风的决定,是中国国防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工业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质量整风工作的序幕,对于纠正“大跃进”的偏差,保证国防工业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贺龙自己后来评价说:“三级干部会议以后两年多,我们军工各部、局、厂、车 间、工段都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工作搞得很好,改善了工厂管理、设备维修等,特别是搞出了很多产品。我们的武器经过考验,起了作用。”[1]523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组数据看到国防工业系统质量整改的成效:1963年9月,哈尔滨飞机制造厂重新试制的第一架飞机通过了质量检验,试飞合格。沈阳、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飞机还经国务院军工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投入批量生产。其他军工企业经批准定型的143项产品,大部分投产。因质量不合格而积压的产品,也大都返修出厂。成都飞机制造厂,经过4年的返修、加固和补建,第一期工程于1964年11月正式交付国家验收,并于同年试制成功新产品。至此,国防工业重新回到健康发展轨道。

(二)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关系逐渐理顺

贺龙妥当处理了国防工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坚持“在国家经济许可的原则下”发展国防工业,“执行全国一盘棋”[12]315,汇集国防工业部门和军队的力量,共同推动尖端技术实现突破。这些方略完全符合当时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状况,既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保证了国防工业的基本盘。

在贺龙等人的努力下,1961年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取得一致意见:坚决缩短生产战线,妥善安排尖端和常规武器生产;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国防工业部门严格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根据“满足国防工业生产的迫切需要”[13]19-20的原则,将原定的新产品试制项目削减了83%,基本建设压缩了65%。贺龙对国防工业的调整为我国整个工业调整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并促进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出台,为“八字方针”的进一步贯彻执行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都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发展的加持下,国防工业专业门类日益齐全,科研手段基本配套,人才队伍素质不断提升,装备生产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同时,贺龙提出的工厂要搞副业,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搞农副业生产,改善生活,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凡是有条件的工厂都应该下决心大抓一下农副业生产”[6]350-351的指示得到落实。在他的关心和督促下,国防工业委员会于1961年6月9日发出了《关于加强企业职工生活福利工作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进一步对做好职工生活福利工作,特别是对企业搞副业生产进行了部署。按照《指示》精神,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积极行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显著成绩。同年11月份,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文年生在《关于湖南6个工厂大抓农副业生产的调查报告》中向贺龙汇报了湖南6个农厂搞副业的成绩,这些农厂基本上消除了工厂中的“三多”——病人多、小偷小摸多、开小差多的现象,极大地改变了职工的精神面貌,并解决了职工及其家属的生活问题。[15]233

正是贺龙不断地督促贯彻“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的方针,在困难时期一定程度缓解了职工的生活困难,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既取得了经济效益,又取得了社会效益。这一“两手抓”的有效经验,后续也在国防工业系统作为传统被延续了下来。

(三)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和人才队伍逐步建立

在中共中央和贺龙等人的坚定领导下,国防工业建设坚持自力更生,不断推动自主创新,不仅没有因为苏联撤援而停滞不前,反而在很多方面实现了突破。国防工业企业与冶金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密切合作,成功开展了关键原材料无镍稀土601铸造装甲钢、603装甲钢、701稀土炮钢、均质靶板以及其他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研制工作。[10]64到1961年11月,新技术装备需要的7000多种原材料,已安排6000多种,剩下的800多种关键材料试制生产工作也在有序推进。[2]687到1962年,原材料研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原材料开始立足于国内。[10]64到1963年,国防工业部门研究制造了许多过去完全依靠进口的仪器设备和武器装备。正如贺龙在1963年4月9日召开的军工厂领导干部会上所言:“在自力更生方面,这两年成绩很大,应该鼓励。”[6]348到1965年,研制成功的新材料共1万余种,满足“两弹”和常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需要的96%以上。[3]55-56

在原材料研制工作取得重大突破的同时,国防工业研究队伍,特别是尖端武器研究人员队伍也得到显著的增强。1961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批准从全国抽调一批科技人员参加核工业建设。在此期间,国家还为核工业研究所调配了数十名留学生、数百名大专毕业生和数千名工人。[3]51中共中央还同意并采纳了贺龙提出的工厂、科研机构、学校三结合,研究、生产、使用三结合,从体制上理顺关系,整合力量,以提高研究、设计和投产的速度的建议。[12]314在这一建议基础上,1962年以后中央专委进一步动员国防科研部门、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部门五个方面的技术力量,构建了全国性的协作网。各单位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两弹”研制项目解决了大量重大的技术难题。

到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的国防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已大幅缩小至10年左右。[14]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自力更生解决发展国防尖端技术必需的各种新材料和配套产品的目标基本实现。我国形成了既能生产飞机、坦克等常规武器装备,又能生产核武器、导弹和航天器材等尖端武器和技术装备,门类、品种相对齐全的独立完整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结 语

1960年贺龙对国防工业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在国民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严重以及一些关键技术材料高度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开展的。其历史功绩不仅在于贺龙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提交了多份反映真实情况以及提出相应对策的报告,也在于他根据具体情况推动出台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整顿措施,有力推动了国防工业建设的发展。

贺龙1960年对国防工业系统的调查研究,是其一生注重调查研究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运用调查研究这一传家宝的生动写照。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什么时候重视调查研究,党的决策和工作开展得就顺利一些;反之,则可能遭遇挫折甚至失败。

当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功在望,国内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为了在机遇与危机并存的伟大实践中把握主动,我们必须对国内国际情况有一个准确、全面的了解,特别是要摸清中国自己的家底,才能基于自身实力做出最有利的决策。这就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既要关心百姓的“衣食住行”,又要盯紧国家的“高精尖特”。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经常、广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16]10,并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2023年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