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关于墨子，我的第一印象是颜色——黑色，“墨”就是黑色。如果说其他的诸子百家都是用自己学派的理念和职能来命名，那么，墨家则用一种颜色发言，而这个颜色恰恰是他姓氏的色彩。

冯友兰先生、钱穆先生都做过考证，墨子堂而皇之地用“墨”作为自己的姓氏，作为自己学派的名号，也就是承认自己代表着社会底层。“墨”，一方面指黑衣、黑肤、黑脸，社会底层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指当时的一种刑法——墨刑，代表着比社会底层更艰苦的刑徒。1928年，有一位叫胡怀琛的先生，提出墨子一定是印度人这个观点，这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一段争论。胡怀琛先生的理由是墨子流传最广的姓名“墨翟”，墨不是姓，翟也不是名，而是“貊狄”或“蛮狄”的同音转借，这两个词都是对不知名姓的外国人的一种称呼。在当时中国对外国了解不多，觉得一个黑色的外国人，当然就是印度人了。

而且，墨子的“兼爱”思想很有佛教的影子。但是佛教的太虚法师认为墨家的学说不太像佛教，而像印度本土的婆罗门教。有人便顺着这个势头进一步推理下去，比如卫聚贤先生，他提出不仅墨子是印度人，老子应该也是印度人。还有金祖同先生，他提出墨子应该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徒。

看到这些争论的文章我笑了，我们老一辈中国学者对国际情况了解得实在太少，却又把猜测和想象表述得那么武断。墨子的颜色，是属于中国的纯粹的黑色。墨子的哲学就是一种高贵的黑色哲学。如果说庄子的颜色是蔚蓝中的银灰，那么老子是悠远的素白，就像天山的雪峰；孔子同我们的皮肤和土地相连，是正派的赭黄；韩非子是暗红，其中耀动着某种金铜的颜色……诸子百家的每一学派都在中国人的心头输入了一种对应的心理色调，每个人都可以调出各自不同的精神板块，这是諸子百家的深刻所在。而这个让今天的我们感到陌生的黑色，用它沉着的大气衬托出其他颜色的鲜明，使整个色板有了定力。

先秦诸子中不乏走过很多路的人，但他们毕竟一会儿牛车，一会儿马车，有的时候还坐轿子，但墨子只是靠双脚走路。最著名的一次是去楚国，劝阻一场伐宋之战，并跟公输般（即鲁班）辩论。这条路很长，它的起点在泰山脚下，而他的目的地是楚国的郢都，在今天的湖北荆州一带。

这就是说，墨子要穿过山东的一小半，再穿过河南全境，可能还要途经安徽，然后才到湖北。到了湖北还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到达目的地。十天十夜，他全部靠走，走得脚上起泡，他只得从黑色的衣服上撕下黑色的布条，包扎一下之后继续走在黑夜里。就这样孤身一人，去阻止楚国攻打宋国。他成功地阻止了这场战争，于是他又走回来，走到被他解救的宋国。当时下起了大雨，他想到城门下躲雨，却被宋国的人赶走了。他在大雨中暗暗自嘲：一个人哪，靠大智慧救苦救难谁也不会知道，凭小聪明整天折腾谁都会认识他。这个人，白天别人当他是乞丐，晚上别人睡着了他还在走，当其他诸子百家睡着了他仍在走，为了民间公义，就那么质朴而笃定地奔走在社会底层。他的这种黑夜行走，看上去很孤独，其实他一直拥有一个与他言行相依的团队，组合成一种正义的集体力量。这样一个人，真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怀念。

墨子扎根泥土，没有书生气，不信任学术讨论的实际功效。他拥有一支以学生为主体的团队，这与先秦诸子的其他学派很不相同。其他学派也会有不少学生，有的师生关系还非常亲密，例如我们说起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墨子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他的团队来说，他是精神领袖兼司令，指挥重大行动，而不仅仅是教师。这使他具有其他学派代表人物所不具有的力量。例如那次他步行十天到楚国去救宋国，看似孤身一人，却有一个武装团队作为强大后盾。因此，当公输般知道比不过他，隐晦地表示可以通过除掉他来取得胜利时，他就沉着地说，自己的弟子三百人已经全副武装地等在宋国的城头。由此可见，他的“非攻”思想是由盾牌守护的，他的这个“非”字，是一个包含着否决力量的动词。我补充一个细节。巨子孟胜自杀以前，为了墨家团队的延续，他任命远方的田襄子接任巨子，于是派两个弟子去传达任命。传达完了，那两个人要返回楚国，像团队的其他成员一样自杀；田襄子说，现在我是巨子，我命令你们不能自杀。但那两个人还是不听他的命令，回来自杀了。因此对这两个人的评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一方面说他们是壮士，另外一方面则又说他们是不听命令的人。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后续情节，可以知道墨家团队在纪律上的严格和由此产生的弊端。请注意，过于严格的僵硬，一定会造成机体内部的不协调，并由此产生断裂。

墨家为什么而衰败？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源自《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王世全荐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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