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2023-04-19陈斌刘力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年6期
陈 斌 刘 力
(1.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2.四川美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3.重庆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重庆 401331)
历史的吊诡在于,原本希冀万世而不穷的秦帝国最终却二世而亡。代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在其国家建构过程中,一方面指斥批判秦之“过”,另一方面却又承秦之制。“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更”[1]1159-1160。对于“承秦”“过秦”各自之涵摄,学界已有相当论说,诸如林聪舜的《“汉承秦制”格局下高帝、高后对秦法路线的调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罗新的《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刘力、岑宛聪的《秦、汉“太上皇”政治文化透视——从“家人父子礼”到“朝廷君臣礼”》(《人文杂志》,2022年第3期),李禹阶的《“汉制”新探——论西汉前期的“汉承秦制”与“汉家法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孙家洲的《汉初的“过秦”思潮及其影响》(《光明日报》,2008年1月1日第3版“史学”),等等。然则,对于“过秦”“承秦”两大思潮何以共存于汉初,亦即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关联,却鲜少系统论述。针对于此,笔者拟就刘邦集团在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承秦”“过秦”予以探究,以期辨析其内在逻辑关联。
一、秦末群雄逐鹿进程中的“承秦”与“过秦”
秦末政乱,天下纷扰,引发群雄纷争。在此过程中,刘邦集团以“过秦”而起,高举“反秦”之旗。然在群雄纷争逐鹿的过程中,其却是通过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获得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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