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彩云 刘丁荣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北方最大的城市群和国家核心增长极， 其协同发展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早在1984 年，中科院胡旭威研究员就完成了《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前期综合研究》，提出对京津唐进行综合开发的若干设想， 之后胡焕 庸（1985）、徐国 弟（1995）等对“首都经济圈”概念的探讨则深化了从整体角度来思考京津冀发展问题的理念。此 后，吴 良 镛（2002）、樊 杰（2008）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总体看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2014 年初明确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后进入了全盛时期， 大量学术成果涌现。 尤其是随着战略的实质纵深推进， 学界对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且拓展。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新的阶段，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阶段性地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成果，分析该研究领域的特点，识别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 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动态。 张贵等（2015）早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初就梳理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现状， 之后金鹿等（2019）， 叶 堂 林、 王 雪 莹（2019），王金伟等（2019），张贵 等 （2021）， 武 占 江 等（2021）又分别对不同阶段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但是这些分析大多重在研究热点， 对研究趋势和未来展望较少。 本文在对已有成果的研究特点及其聚焦热点分析的基础上， 进一步讨论该研究领域的趋势和展望， 也为新时期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一、研究方法和文献来源

为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和客观的梳理， 本文将基于科学知识图谱视角， 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 对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分析工具为国内外学者较为推崇的， 并且在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科学文献计量领域的CiteSpace 软件。

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综合考虑文献的质量、 数量和覆盖范围，本文选择“CSSCI 来源期刊” 作为最终样本来源数据库，设定篇名、关键词、摘要一项或多项中有“京津冀”并含“协同发展”或“协调发展”为检索条件对文献进行检索，时间跨度为“2000—2021年”， 更新时间为2022 年2月18 日。 共检索到1456 条记录， 剔除一些关联性不高的论文及相关新闻报道、会议通知等， 最终得到有效研究文献1379 篇。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特点

（一）研究热度与国家政策导向和战略推进程度正相关

根据发文量的年度变化趋势（见图1），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大致可以分为萌芽阶段（2000—2005 年）、缓慢增长阶段（2006—2013 年）、快速增长阶段（2014—2017年）、 热度减退阶段（2018—2021 年）。

图1 2000—2021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发文量及增量变化

尽管 “首都经济圈”“京津冀一体化” 的概念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进入研究视野， 但是直到本世纪初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仍然极少， 其主要原因在于此间我国正处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摸索时期，京津冀区域发展研究仍以区域规划、 城乡空间发展规划为主， 体现可持续发展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发展理念还未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此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问题研究尚处在萌芽阶段。 直到2006年， 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制了《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综合规划》，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与之相应的是“协调发展”一词在2006年首次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 随后，关于产业、城市群、 生态环境等相关问题的研究陆续展开， 虽然此间发文不多， 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研究方向， 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是研究成果缓慢增长阶段。到2014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 重要性的骤然提升使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问题迅速成为研究热点， 同年该领域发文量迅猛增长。尤其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印发实施， 顶层设计为战略推进提供了行动指南，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实施、 加快推进的阶段， 与之相应的是相关研究成果快速增加。 到2017 年，河北雄安新区的设立更是将京津冀的研究成果数量推向顶峰， 此间是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阶段。之后，随着协同发展深入， 三地协同的体制机制改革进入深水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 协同发展步伐放缓， 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步伐也放缓，热度减退。

（二）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京津冀地区且彼此合作交流较少

从主要研究机构来看，根据文献计量结果，2000—2021 年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域发文量大于或等于10篇的研究机构有20 所，表1展示了排名前十的研究机构，均位于京津冀地区，其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燕山大学。从首次发文时间来看， 清华大学的吴良镛院士最早于2000 年发文，从地区规划的角度探讨了京津冀北地区的发展战略， 为后续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践和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随后，其他研究机构的学者陆续在该领域发文，首次发文时间也与政策节点对应， 体现了研究者对国家政策和战略发展需求的响应。

表1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主要研究机构

从主要作者来看， 通过对样本文献发文作者进行可视化分析， 生成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者的共现知识图谱（见表2、 图2）。 图中共有347 个节点，146 条连线，网络密度为0.0024。 每个节点表示一个作者， 连线则表示作者间的合作。这表明，该领域研究者数量较多， 但彼此间的合作关系不强， 总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意味着该研究领域形成了多个研究团体， 如李国平、 孙久文、 魏丽华等学者的研究团队， 而在核心之外是许多研究小组或独立的发文作者形成的外围圈层， 大部分不存在或仅存在较弱的合作关系，多以独自研究为主。

图2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发文作者共现知识图谱

表2 2000—2021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领域高产作者

（三）研究视角从宏观战略规划向中微观的产业、生态、创新等重点领域拓展

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得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关键词演进的时区知识图谱（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2014年以前，该研究领域的关键词主要是“都市圈”“区域合作”“城市群”“长三角”等，此时的研究视野面向京津冀但不局限于京津冀， 不少研究者通过区域对比分析， 为京津冀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随着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术成果大量涌现，关键词也迅速增加。 通过分析关键词， 我们发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的初期，“顶层设计”“功能定位”“产业布局”等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成为主要的关键词。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略的推进，“产业转移”“产业承接”“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雄安新区”等关键词出现频次增多， 研究开始向产业、生态、创新等重点领域拓展，并且围绕相关重点领域， 研究逐渐向纵深推进，例如“产业转移”在2014年首次成为关注重点，之后围绕该主题，转移产业与承接地的选择、产业转移带来的环境影响等的研究使得该主题研究更加深入和全面。

图3 2000—2021 年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四）研究方法在前期多以定性研究为主， 并在后期通过定量研究深入

在文献的梳理过程中，梳理文献的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视角。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定性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如协同发展战略的重点任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先后顺序， 产业协同发展的困境和路径，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模式和路径， 雄安新区的规划建设、战略定位等，相关主题的分析往往先从定性探讨开始。 随着战略的推进和研究的深入， 运用数据和计量方法对协同发展的进展和成效进行定量分析则是进一步的研究， 包括从不同的角度对协同发展机制的运行效果进行评估， 如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评价、 产业协同发展评价、 公共服务协同发展评价等； 对生态环境治理效果进行测度和分析， 如京津冀生态效率测度、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测度等； 还有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 效应分析， 协同创新水平的测度与评价等，熵值法、投入—产出法、数据包络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 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被广泛应用。 通过定量分析厘清不同领域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等，可以为进一步的战略推进和研究奠定基础。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热点

为了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热点进行客观分析，本文运用CiteSpace 软件对样本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 构建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 统计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 共有443 个高频关键词， 且关键词间联系度较高， 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20 个关键词依次是：京津冀（488 次）、协 同 发 展（229次）、雄安新区（57 次）、城市群 （42 次）、 产业转移（28次）、河北省（25 次）、制造业（17 次）、协同创新（15 次）、产业结构 （15 次）、 一体化（15 次）、区域经济（14 次）、产业协同 （14 次）、 长三角（13 次）、北京（12 次）、经济增长（11 次）、区域协同（10次）、协同治理（9 次）、对策建议 （9 次）、 科技创新（9次）、生态环境（9 次）。 综合考虑关键词出现频次、 出现时间、爆发强度，结合文献内容分析， 挖掘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思路与实施路径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重大国家战略， 从提出来的那一天起，回答“为什么”和“怎么做”就成为学术界的重要任务。 这部分的研究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从国家战略布局、 京津冀历史地位等角度深刻解释协同发展的必要性和战略意义， 厘清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 二是从大的宏观视角和层面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思路、重点或设想， 如提出以顶层设计为统领，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抓住核心问题，统筹协调， 在重点领域或利益契合点上率先实现突破的协同发展思路， 强调协同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中心城市与所在区域、三地分工与合作、经济社会生态协调、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 三是通过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演进、存在问题、 制约因素、 发展困境、重点任务等方面的分析，或通过对其他都市圈成功经验的梳理和借鉴， 从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具体举措等方面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路径。 学者们对顶层设计的思考在于通过国家层面发展规划的编制、 协调机构的设立、统筹协调机制的建设、公共平台的搭建等来协同发展目标，明确功能定位， 引导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三地融合与协同发展；对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考在于通过建立强有力的协同发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公平合理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 长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合理的约束管理机制等，打破地方行政壁垒、统一三地要素市场和服务平台，加快要素资源在区域间流动。 另外，从产业协同、交通一体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路径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北京的“大城市病”治理与非首都功能疏解研究

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出发点就在于治理北京的“大城市病”，其关键环节在于通过非首都功能疏解以及人口疏解引导要素资源向津冀流动， 进而在促进北京人口、 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同时，带动津冀发展，因此关于北京的 “大城市病”治理、非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调控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关于“大城市病”的治理，这部分研究主要是在分析北京“大城市病”的成因、表现、特点的基础上， 通过经验借鉴和特点把握提出治理北京“大城市病” 的路径和对策，其中学者们广泛认同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人口的调控以及城市的共同发展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有效举措。 二是关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承接和效果评价， 这部分研究包括： 在明确非首都功能内涵与本质的基础上， 通过比较和借鉴， 提出推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思路、 路径和对策；基于雄安新区、天津、河北等地区视角在分析承接非首都功能的进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优化承接平台、改善承接环境、提升承接能力等角度提出加强承接的思路和建议；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对非首都功能疏解的承接能力和疏解效果进行评价。 三是关于人口调控，人口疏解和调控是治理北京 “大城市病”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这部分研究主要在分析北京人口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视角提出有序疏解北京人口的对策，主要包括：通过城市副中心和新城建设促进人口向内疏解； 通过津冀全面提升和多中心建设等促进人口向外疏散。

（三）京津冀产业协同和转移研究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将产业纳入协同发展要率先突破的三大重点领域之一， 而产业协同发展也成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 因此关于产业协同和转移的研究是该领域的主要热点之一。 首先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涉及以下两个层面：一是从总体层面，对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历程、制约因素、困境、问题、驱动因素、模式等进行分析，提出促进三地产业协同发展的思路、路径和对策，包括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协调，明确三地产业分工定位和发展方向，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产业疏解的转移和对接，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等， 其中规划同编、 分工同链、市场同体、科技同兴、金融同行、 交通同网、 生态同建、公共服务同享、利益共享可以视为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举措的高度概括。 二是从具体产业层面， 分析某一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问题、制约因素等，提出促进该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 其次是京津冀产业转移与对接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对京津冀产业转移特征、成效、问题、 驱动因素等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推动产业转移与对接的实现机制、 路径和对策， 包括建立产业转移的利益分享机制、 产业对接的开放协作机制、 产业发展的要素流动机制， 探索以项目建设、园区共建、企业合作等为重点的产业转移协作路径等。 二是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 讨论北京产业转移和津冀承接的优先行业选择， 分析北京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 测度产业转移和承接的影响与效应等， 为进一步推动产业转移和承接， 完善京津产业链建设提供建议。

（四）京津冀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研究

经济与生态协调是协同发展的要义之一， 因此生态环保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推进中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中提出要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 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研究，从总体层面来看，在对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环境治理的制约因素、 跨域协同治理的困境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思路和路径， 涉及建立协同治理权威机构，完善区域环保法律保障， 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强化环境协同监测与监督制度，建立利益分配共享机制，完善区域生态补偿机制等。具体层面，从水、土地、大气污染等角度出发， 分析单因素协同治理的问题和对策，其中大气污染治理研究是重点， 通过对京津冀大气污染现状、特征、协同治理问题和困境、联防联控效果的分析，提出协同治理的模式、 对策等。二是生态补偿研究，主要是在对京津冀生态补偿困境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优化补偿模式、 完善补偿机制的对策，包括建立多元化、市场化补偿模式， 通过完善补偿法律法规、 拓宽补偿融资渠道、 成立专门协调组织等完善补偿机制；另外，通过对生态补偿的量化核算，提出补偿方案和补偿额度则是其重要拓展。 三是生态效率研究， 主要是在对京津冀生态效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分析其变化特征、 讨论其影响因素、比较其区域差异、评价生态建设成效等。

（五）京津冀协同创新研究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打造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 因此创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核，而协同创新能最大限度地整合区域创新资源， 推动协同发展。 所以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伊始， 中央就提出要建立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因此协同创新既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力量， 也是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 该主题研究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协同创新的路径和模式研究， 主要是在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的现状、可行性、进展、做法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阐述协同创新的成效、 困境和存在的问题， 并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的机理、 协同创新共同体战略思维与理念的剖析以及国际成熟区域协同创新网络构建的经验借鉴， 提出京津冀协同创新的思路、 模式和路径， 如构建集协同创新内容—协同创新载体—协同创新机制于一体的协同创新模式，重点发挥北京引领作用、提升津冀承接配套能力、推动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创新合作机制、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协同创新路径等。 二是协同创新能力、水平、环境评价研究，主要是从不同维度构建三地协同创新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的能力、环境、水平进行测度与评价， 分析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促进协同创新的对策建议。 三是协同创新绩效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是在对京津冀协同创新绩效和效应进行测度、 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 分析协同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 并进一步提出提升协同创新效率的建议。另外，对特定产业或者产业集群的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和分析也是该主题的重要补充。

（六）河北雄安新区发展建设研究

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意义重大。 雄安新区设立后， 关于雄安新区的研究就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的热点， 相关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 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雄安新区建设的战略意义和定位解读，一方面结合时代背景，从强国战略、 南北均衡发展和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等角度深入探讨雄安新区设立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则是解读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 包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京津冀的新增长极、改革开放试验田等。 二是结合雄安新区的定位和建设目标，《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中指出， 雄安新区的建设要创造“雄安质量”，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 协调发展示范区、 开放发展先行区， 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 从宏观层面分析其建设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探讨雄安新区建设的发展模式、战略、方向和路径等，如提出首都优势资源的承接与自身发展齐头并进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实施优质承接战略、枢纽城市战略、 创新发展战略和智慧宜居战略， 体现产业创新、技术创新、布局创新和政策创新为一体的发展方向，重点谋划产业体系、创新驱动和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等。 三是针对某一定位或目标的实现， 从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建设新增长极、体制机制创新、生态建设、创新驱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不同的角度出发， 分析雄安新区不同维度和点位上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另外，围绕某一产业的发展、 具体政策创新、 具体社会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 或者从不同维度对雄安新区建设情况进行评价，是该主题研究的新进展。

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前沿

为了表征研究前沿的阶段变化，运用CiteSpace 软件所提供的突变词探测功能，从大量文献主题词中提炼出突变词， 突变词是指在较短时间内出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 根据突变词的词频变化可以判断研究领域的前沿与趋势。 剔除了一些没有明显指向的突变词以及突变率较低的词， 得到按年代排列的突变词表 （考虑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文献是在2014 年之后才大量涌现的， 因此突变词表的时间节点选取了2014 年以后的，详见表3），参考突变词的爆发时间、 爆发强度和持续时间， 结合文献内容和2018—2021 年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见图4），对研究前沿进行分析， 主要表现以下三个趋势。

（一）产业、创新、生态、城市群建设、 雄安新区等仍然是研究主题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产业发展、创新驱动、生态环境治理与优化、城市群建设、雄安新区建设等方面， 所以这些主题既是协同发展重点， 也仍然是研究的重点， 新时期研究的关键词大多与此相关（见表3、图4）。

图4 2018—2021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关键词时区知识图谱

表3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热点突变词

（二）研究层面更加深入、问题更加聚焦、 时代特色更加鲜明

从关键词的变化来看，如关于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从初始关注产业转移、产业合作、产业转型、产业结构等方面，到关注产业生态、全产业链、产业集聚等，说明研究者们对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本质、 越来越聚焦。 另外，“冬奥经济”“奥运遗产”“体育旅游” 等关键词的出现， 则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三）协同发展的回顾、展望以及战略调整的思考是研究的新进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至今，既在多个领域取得了很大成效，也存在诸多问题。对协同发展的成效进行梳理和评价， 对未来的建设发展进行展望，分析存在的问题，从学理的角度进行反思， 思考战略的调整和政策的完善以及未来的着力点， 并为此提出新的见解， 是研究前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展望

总体来看，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九年以来，不断发现新矛盾、提出新问题，使得理论探索不断地追踪与解析新情况、破解新命题、提出新方案或政策建议。 随着这一重大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 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诸多难题亟待探索和破解。 未来，面向实际，以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 以前瞻性的理论研究支撑重大问题的对策研究， 咨政研究与理论研究的良性互动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发展方向， 因此该领域的研究也应展现以下三个导向。

（一）理论建构和学术内涵的现实意义更加突显

1.体现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科学认识。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和关键环节， 总书记都亲自把脉定向，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掌舵领航。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的立场、观点、方法，内涵非常丰富，体现在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中，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科学理解并合理阐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逻辑。

2.为我国各大区域战略研究提供参考。 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之一， 对该战略实施进程及协同机制的构建，对城市群、区域创新和优化开发模式的探索， 对协同效应和政策效应的评估应丰富区域和城市经济理论，对我国各大区域战略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逻辑线路和研究方法的方向性更明晰

1.通过理论与现实互动，从宏观、 中观向微观层面递进深入。 诸多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创新和突破， 而理论的探索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通过理论与现实的互动，推动协同发展与研究不断向更深层面推进。

2.将实际案例、专项数据分析与理论构建相结合。协同发展相关问题的数据分析和计量模型构建应以理论分析为基础， 而理论构建也需要数据分析的结论为支撑， 二者结合推动研究向前发展。

（三）多学科综合和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性更强

1.实现不同学科或理论多维度的交叉融合。 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涉及主体多，牵涉利益广，协同发展的每一个方面都涉及经济发展、政治协同、生态保护、文化融合、社会治理、法律保障等多个维度， 需通过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融合产生创新思想， 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协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2.推动政产学研多主体的合作研究。 协同发展战略的现实性和实操性以及各类主体的利益相关性， 要求该领域研究必须“接地气”并体现各方诉求，应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多主体的合作研究，开拓思维，提升研究实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