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科林

“艺”的技术性收缩——这是目前笔者正在展开的研究。在解释这个主题之前，笔者想先回应一下蓝江老师、姜宇辉老师所提到的女性的问题。很感谢他们对于女性哲学家的溢美之词。女性的思考方式，包括在生命情态中“生成女性”（becoming woman）这个观点的提出，以及对于男性女性的区别，都不是从生理的角度而是从心理的角度、生存的方式、思考的姿态上作出的区别。为何女性的思考姿态在今天的哲学世界中能够引起关注，这是因为相对于作为主流的男性，女性总是少数。那么“女性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表达了超越主流思考方式的自觉。再深究下来，如果说主流的思考方式往往是给定的思考方式，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居其中、深受塑造的思想导向的话，那么上面所说的超越主流也就是超越我自身，努力地成为少数，成为弱势。今天对于“女性”的思考，并不只是表面上的政治正确，比如今天早上我读到的蓝江老师分享的《猎巫》，这本书强调，在从启蒙运动到新冠疫情的每一次社会变革中，我们都会看到女性在旧的规范失效、新的规范形成的转折过程中，一再地成为精神乃至生命上并没有被平等对待的群体。以最近的新冠疫情为例，我们知道，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的散播，整个社会都不得不选择居家工作的方式。但是在居家的过程中，日常的社会分工被打破，曾经被不同的社会群体分担的家庭劳动现在要重新由女性来承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选择。然而，我们很少对这种选择提出过任何疑问，这种毫不迟疑的自然态度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的实存的层面，女性仍然作为弱势群体、少数群体存在。不过这个群体的潜能也正在于其弱势性和少数化。如果我们想要转换思考的方式，那么女性的姿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成为我们逃脱主流的出口。女性成为思想自由的实践性策略。很遗憾的是，这种策略并没有真正地触及社会实在。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

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会议主题。在收到邀请的时候，我才了解到“技术”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在今天被技术包围得如此紧密的生活现状下，我们如何才能打开和技术的距离，讨论技术呢？我在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并不是要站在古典主义的立场上探讨现代技术对于人性的异化。其次，今天关于技术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也就是将技术和艺术放在一起分析。在二者之中，我们的确发现了共鸣，也即是人对于物的好奇和做工，但同时又必须追问二者的分歧之处应该如何被呈现出来。最后，也就是我的角度，笔者想从中国的古典文本出发，看看我们的艺术传统，以及在这个传统之中如何思考技术的问题。

另一方面，笔者也在写一篇文章，本来这篇文章是想去追溯一下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后来却发现中国没有艺术的概念，我们有“艺”有“术”，但是没有“艺术”。当然，art在西方也有很复杂的历史发展，很多研究已经清晰地梳理了一些发展的脉络。在此前提下，产生艺术概念的历史条件、文化语境成为西方艺术史研究者、艺术理论研究者的阐释重点。在如此浩繁的研究成果面前，我还能做什么呢？在阅读中西方研究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艺在中国的传统的文本中所包含的技术性，甚至可以说是很强的一种技术性。不过也许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德国浪漫派的影响，很多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避开，至少是有意识地弱化我们艺的训练中的技术性，而强调具有普遍性的理性思考。受到这个想法的推动，我想尝试回到早期的文本去看看“艺”中的技术性，然后以此向既继承了传统又身处现代的我们提问：如何理解、接受现代性的技术，最终反省技术在什么程度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或者不安，尤其是在批判和抵抗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内在的无意识的动机是什么。

现在有必要进一步地解释我计划的研究主题，也就是：“艺”的技术性收缩。在这里，技术性收缩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就是说艺在西学引进的时候，我们对于艺的内涵的一种有意的技术性的收缩，我们赋予艺以自由的创造的想象力，从而有意地区别于基础的、理论的、计算类的知识。另外一层，从艺的内涵的历史性来看，艺所曾经承载的技术性的成分，也的确在当下发生了实质性的收缩。

因此这个题目是有双关的。它的核心一方面是技术，但是这个技术的讨论，还仍然是艺术的问题，在去讨论艺术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艺术的普遍性，我们到底有没有普遍性的艺术？虽然说今天谈论到艺术时，我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art”，不过这个普遍性在理念上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尽管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在艺术史的研究中，他们已经从艺术作品，更确切地说是艺术的实存的角度上去思考，并且已经把全球的艺术史作为一种研究的预设和方法去展开东西方的比较性研究。在从事中国艺术研究的西方学者中，特别突出的是在绘画，或者说广泛的图像学研究中总能碰到这样的方法。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以这种方法的确取得了很多成果，也大大地拓展了学术讨论的视野。虽然在经验层面搭建了很多比较性的共同点，但是这依然未能回答关于艺术的普遍性理解，也就是有没有所谓的普遍的艺术的观念的问题？正是因此，有必要开展关于艺术的观念性的考古。

艺术，在成为艺术之前，往往以“艺”和“术”的方式分别存在。“艺”的本意是种植，甲骨文“艺”是会意字，左上是“木”，表植物，右边是人用双手操作；又写成“埶”，从坴（lù），土块，从丮（jí），拿；后繁化为“藝”，也逐渐引申为技能的意思。而“术（術）”，是形声字，在甲骨文中指道路，后来逐渐引申出策略、技艺的意思。从语言使用上看，“艺”和“术”结合在一起成为“艺术”是比较晚近的事情，是西文汉译的成果，也是现代汉语中对于西方概念的模仿。在此模仿的过程中，汉语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相互平行的诗词、绘画、音乐，乃至相隔甚远的建筑、雕塑都统一为整体，以便于将此整体安置在现代知识的框架之内。作为结果，这种强行的嫁接，或者说粗暴的安置已经脱离了自身的知识传统，完全忽视了“艺”在自身所属教育传统中，或者文化传统中所承担的内涵和责任。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重新回到“艺”的文化传统，回到早期人们对艺的初始性理解，尽可能追溯早期文本中所提到的“艺”。在追溯的过程中，我们首先正面遇到的就是六艺，尤其是在六艺之中所强调的，对于心灵的能力和情感的训练，以及对恐惧的征服等种种对于人从身体到人格的训练。

六艺最早出现于《周礼》之中。尽管关于《周礼》的成书时间，有很多争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考察六艺的内涵。在《周礼·地官司徒》中曾提到“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教、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个引文中，以乡三物教万民，当然这个万民它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人民。这个万民乃是周朝的贵族子弟。

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到底是什么？礼乐，源自于祭祀，而且很早就有了这个治理典乐的官；射御本来指的是射箭和驾车，它是一种很显然的作战的技术，不过在六艺的教学中就演化成了射箭和驾车列阵相关的礼仪；书和数可以说是和计数和记事相关的技能，当然这些都可以说是小学的训练，在教学中也可以进一步将书和数划分为六书九数的精细性的技能。在这些技能中，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循序渐进。一般会认为，对于周朝的人来说，他们的教育大概是从书和数开始，然后成童之后开始学习射箭和驾车。在整个过程中，礼和乐的教育都贯穿于其中。小孩儿从八岁开蒙，或者九岁，最晚是十岁，家里的小男孩儿就开始出去住，开始学书写和计算，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还会对他的衣着有特别严格的要求，比如说不能让他穿特别华丽的服饰，以免他有轻慢之心，然后等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学基本的礼仪，以保持心态的谦恭。然后到十三岁的时候可以学乐，可以咏诗，可以舞韶，然后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舞象，可以学射御。到二十岁的时候，有成人礼，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礼记》对教育的步骤性规划，以及循序渐进的六艺学习过程。当然，所有的学习中礼乐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因为礼乐的分类特别的精细，特别的繁琐，学习起来需要特别多的时间和精力；其次，最重要的是，礼乐在贵族生活中的应用性特别强。更概括地说，六艺对于古代的人的生活是一种综合的融入，不过在融入中，技术的强制性很强，尤其是对于细节性的考究。也因此有很多研究者，包括刘师培、杨宽等人都认为六艺具有很强烈的政治实践性，为了把贵族子弟培养成合格的继承者，必须全面地掌握六艺的各项内容。六艺就是周代的官学的经典，教育就是学习古史的过程，来理解礼仪的来源，掌握典章的依据。这种六艺的教育方式持续了两千年，直到鸦片战争的时候，一些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方式的文人游历到欧洲，通过对于西欧的种种观察思考，发现了中国教育的不足。“艺术”的教育意识的形成有两个层面，一是翻译，二是教育改革。

翻译在语言的载体中融入了外来的思想。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西方文本的过程中，用了“艺”这个表述，他说“今艺有音乐丹青雕镂三种”。以杨广平为代表的中文译者，也将“art”翻译成艺术。到了王国维、鲁迅的时代，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艺术这个概念是中国所没有的，艺术的观念来自于西方，并且是西方文化具有超越性，西方思想具有知识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的根本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引入大学教育，并且十分重视引入西欧大学教育中的美学教育，包括美术的教育。因此，艺术或者美术就成了一个专科，开始在当代的教育体系中落实为绘画、雕刻、音乐等技能的传授。虽然和六艺相比，“艺”保留了技能的内涵，但是技能内容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从西周的时候，对于万民的教育，普遍例行的教育，到当下的专业教育，尤其是在当下为了弥补专业教育的科目分化而提出来全面的素质教育，在前后的历史断片的对比之下，我们发现，在这个时代中，我们的教育使命越来越自觉地满足于使人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这样的社会需求。

这个现状迫使我们重新去思考艺术和技术的关系。教育到底是为了提供一种技术，以至于让人可以对这个社会有适应和接受的能力，还是说教育要提供的是一种全面的对于技术本身的超越。如果是完全性的，那这种超越就使得人在面对这个社会的整体性的时候，会有一种迟疑和拒斥，怀疑社会对个人定义的片面性。这种怀疑透露出席勒以来的浪漫派的一种影响。然而我们却也因此忽略了艺本身所具有的技术性，这种技术性所包含的就是对人的内在能力的肯定，简单地说就是我们能够通过训练自我而使生命具有某种样式或者能力。技术作为对自我能力的培养，既是对内在生命潜能的实现，同时也是对于自我确信的表达。这恐怕是在艺术的内涵发生转变的时候，发生技术性的收缩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陨落之处。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