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 坤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省界观念问题，史学界比较关注，有关20世纪以来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较多，如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1]、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2]等，不一而足。文学界对省界问题则较少企及，相关研究乏见。其实，20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省界观念多有体现。基于上述思考，本文拟从文学视角切入，对民国时期我国的省界观念进行梳理分析，以推动研究的展开。

1 对省界观念的认同

认同省界观念，文学界不乏这样的声音。

1931年，《光华日报》编辑部所编《二十周年纪念刊》登载署名“阳光”的杂文《梹城华侨的社团》一文，文中道：“现在来说说各社团的经费，经费就是各社团的血脉，经费一不充裕，虽是勉强可以敷衍下去，但是社务的进行，已笼罩沉沉的暮气，实在看了使人头昏脑胀，各社团经费的来源，谁都知道是专要靠各社友来维持的，在梹城，经济上比较稳固的，当推各姓宗祠和同乡会，它们于创设的时候，经向同宗同乡募捐，建有宏伟的社址，或另购有不动产，其次就是慈善机关（由热心家捐巨款倡办）及历史较长久的，其余的多是靠各社友的月捐或特别捐来维持，间亦有自建置社址的，但为数甚少，从这点上，也可概见吾华人对于家族与省界的观念，深潜脑海，所以对于宗祠和同乡会，很肯热烈去经营它。”[3]省界观念对于同乡会等民间组织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年，何慨之著《蓬寄草庐鸿雪集》收录《与某督参谋论治粤及应付国乱意见书》一文，文中道，“用人之要领，当先注重于道德，而后器使其才学，且共和时代，本籍人才，对于地方情形，较为稔悉，尽能补助长官，尽地方上一分义务，故某督莅临五羊，兄宜代彼主张，罗致粤省纯正之通才，酌予本省相当之职责，不惟利害关切，可以分担艰巨，抑且新旧融洽土客调剂，可以消除党派与省界之一切怀疑，而办事上实增非常之便利……”[4]文章提出地方治理当中，任用当地人才，就是为了借助省界观念，推动地方治理。

对省界观念的认同，更多的是以怀乡的形式体现。

《千家村》是鲁彦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小说，该文刊载在1942年《文艺杂志》1卷4期上，1946年《文潮月刊》曾重新发表，文中有两处提及省界：

“其实所谓故乡，我是早已进了它的怀抱里了的。当我三天前坐在火车里，一进我们的省界，我就有了已经到了故乡的感觉。”

“母亲早已死了，故乡已没有第二个那样亲切的人，我们的老屋几乎是等于空着，剩在那里的只是一些破烂的家具和一家看守田屋的佃户了。我实在没有必要再回到故乡来。而且我这次旅行原是有着一种公事，须在有限的日子里，赶到别一省份去。可是三天以前，一进入我的省界，我的对于故乡的渴念终于疯狂的强烈起来，拖着我往这方向走了。”[5]

对于鲁彦的《千家村》，有评论认为，“这篇小说以浙东生活为题材，抒发了怀乡的感情，体现了‘乡土文学’作家鲁彦的艺术特色。”[6]232“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鲁彦已经写过不少怀乡的作品，如《旅人的心》《杨梅》《童年的悲哀》等。这些作品大都写于颠沛流离的异乡生活之中，由于旅途生活的孤寂和对黑暗现实的愤懑，这些作品往往着重于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对故乡风物的留恋，并且常常流露出谈淡的乡愁，抒发着哀怨的情调。这篇《千家村》虽然也是怀乡之作，但思想境界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作者并不是通过对故乡的怀念来慰藉自己，而是通过对故乡的怀念来激发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思绪，激发那种与敌人战斗到底的抗战热情。小说奏出的不再是早期某些作品中绵缠哀怨的情调，而是一曲高昂的激发抗战热情的怀乡曲。”[6]233应该说，上述评价的中肯、客观自毋庸置疑，只是问题在于，我们不能忽略鲁彦的思“乡”情结中的省界观念。人都有怀乡之情，古人道：“人情重怀土，飞鸟思故乡。”鲁彦对故乡的感情十分深厚，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生活在远离家乡几千里的桂林，对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故乡更加思念。1942年，他在一篇题为《从灰暗的天空里》的散文中，以无法抑制的思乡感情，向“灰暗的天空”发问：“你看见了那被敌人残踏着的土地吗？同胞的血涂满了地面了，我们的屋子，我们的道路，现在是谁在住着，谁在走着？谁牵去了我们年轻的妇女，谁夺去了我们用血汗灌溉出来的谷米？呵，你不说，我全知道了。我看见一切了。那不是我们的山吗？长满了苍翠的松柏的嘉溪山？现在不正是清明的季节，好多人在那里的祖坟边凄惨地啼哭着？”[7]今天我们回首审视鲁彦，他的思乡之情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爱国之情，令人尊敬，只是，尊敬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鲁彦所思之乡有一个范围，那就是省界。

类似的还有《鄂豫公学校史·回忆录》中记载。1949年5月，鄂豫公学的宣传鼓动组过大界岭，“大界岭是鄂豫两省的分界线”，“山岭上的界碑上刻有‘省界’二字，大家走到‘界碑’前，用手抚摸着界碑，无限深情地说一声：再见吧！可爱的故乡！”[8]省界引发的思乡、恋乡等情结，在作者的笔下彰显着美好、崇高。

2 对省界观念的否定

文学界对于省界观念，也时有否定的认识出现。

有从官场视角切入的。1922年，署名“不肖生”著《留东外史》言道：“湖南的国民党，在东京设了个支部”，因支部长“许先生因为上海有事，要回国去了，这林胡子倒想接手来当一届支部长，只是林胡子想当支部长，并不是和癞头鼋样，想借着党务捞钱，他因为虽是个湖南人，十多年都是在四川干事，对于湖南，并没有什么资格。民国以来，省界分得十分清楚，在外省狠难得立足。（此是民国一大弊病，有点作为的人，在本省多半被本家亲戚包围了做不成事，在外省又被挤排，请问怎的不糟）。林胡子想将来在湖南占点势力，不能不趁这机会，在日本多拉拢几个同乡。他今日正在维新料理店内，请了他同乡的几个大伟人，陈军长、曾参谋以及吴大銮口中说出来和曾参谋同亡命的邹东瀛、曾广度一般人都在座……”[9]省界观念在民国时期政界中广泛存在，地方主义色彩鲜明。

有从地方治理视角切入的。1930年，黄天鹏著《新闻文学概论》指出，“我个人的意见对于现在之所谓省是根本怀疑的……”前清时期省区划分的不合理，应该“研究一下”。“还有省治和省宪是打算建筑在何等的精神上，亦是应当注意的，我们更应觉悟，光复以来，因为这个‘省’字，社会上造就多少同类相残相挤的恶空气？政治上军事上演了多少党同伐异的暴行？不用说这是军阀造的孽，然而什么人治什么省，这种满含着妒性的论调，却不是军阀造的。西南诸省算是自治的先进，请看看川和滇，粤和桂，闹的那个样子，专是军阀一方造成的呢？还是军阀倚傍着知识阶级的声调而造成呢？滇逆川虏，桂逆粤寇，这些‘祥光瑞蔼’的好字眼，是那一类人下写出来的？充满了妒忌的省界观念造出来的恶果，在省字底下添了个宪字之后，有没有补救挽回的方法。”[10]点出了省界观念对地方治理的恶劣影响。

有从种族视角切入的。1936年出版的《鲁迅讽刺文集》收有《杂忆》一文，文章叙说了辛亥革命中南京城破后旗人的星散，而后评论道：

“看到这样的情形，即使你将《扬州十日记》挂在眼前，也不至于怎么愤怒了罢 。据我感得，民国成立以后，汉满的恶感仿佛很是消除了，各省的界限也比先前更其轻淡了。然而‘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的中国人，不到一年，情形便又逆转：有宗社党的活动和遗老的谬举而两族的旧史又令人忆起，有袁世凯的手段而南北的交恶加甚，有阴谋家的狡计而省界又被利用，并且此后还要增长起来！”[11]道出了省界观念对种族关系恶化的助推。

还有从民众视角切入的。1924年，甲寅杂志社出版《名家小说》收录《说元室述闻》，中有《纪湘潭湘赣两省人械斗案》一文，文中道：“吾国人省界畛域之分，最为无理取闹，往往以睚眦之怨，激成巨案，真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者欤。以余所闻，事之缘起至微，而创巨痛深，未有如嘉庆中湘潭之大狱者。是狱之起，当嘉庆十三年己卯正月也，湘潭绾毂交广江湖之冲，商贾骈集，而江西人为尤夥，江西之会馆曰万寿宫，岁时祀神，辄演剧饮宴于此。先是有江西剧班来湘，江西人以其乡音也，召之至，登场歌舞，皆佶屈聱牙，不可听，台下观者咸大笑，或以芒鞋土块掷台上，曰，为汝来犒也，笑者益众，不可止，声如潮沸。江西人大惭，怒且诟，湖南人亦忿，还詈之，俄顷，遂争殴不可解矣。时畏事谨愿者，皆争先引去，强者独留，江西人遽下令阖馆门，招其众，共持械，击湖南人，死者数百，伤未殊者且数十，缚之柱，于是市人走相告曰，尽杀湖南人矣，烹之镬矣，钉之柱矣，拔舌而脔切之矣……”[12]省界观念所引发的地方民众仇杀，令人触目惊心。

无论是官场还是地方治理，无论是种族还是民众，多个方面都折射出省界观念的恶劣影响。

3 有关省界观念的中性认识

介乎于肯定与否定之间，文学界对于省界观念，还有较为中性的认识存在。

1946年上海《清明》杂志上发表了吴祖光的《断肠人在天涯——花街行》一文，文中曾提到四川的省界观念：“因为这一个战争而到四川，在四川居留很久，经过许多地方，又因为这一个胜利而离开四川的人；在这一段悠长的时光里，他可能怨恨过四川的阴雨，山路的崎岖，生计的艰困，以及由于省界观念而常常引起的所谓‘上江人’与‘下江人’之间的纠纷。”[13]文中提到省界观念时，并没有进行肯否，只是平白表述。

民国时期还有萨孟武所著《与死尸为邻》一文，该文提及东北人的省界观念。“忘记了是哪一年的事。是年暑假，我忽然不想回国，也不想旅行，而住在百川旅馆之内，天天看书。此时回国的回国，回乡的回乡，到海岸避暑的避暑。旅客在我这一座楼房内只有我一人住在楼上左边房间，在我前面楼房内，只有右边楼下房间内住有一位东北人的三高学生。东北学生很少与内省人来往，因之，他姓甚名谁，我也不知道。一天将近黄昏之时，旅馆主人慌慌张张地来告：‘该生泅水溺死了。’我听了一吓。同是中国人，不能坐而不顾。怎样办法呢？只有去看他的同乡。因为东北学生是很团结的，自己成为一个集团。”[14]这篇文章和前引吴祖光之文类似，也只是表述而没有肯否。

上述之外，另有因事而异者。1927年，沪江大学两广同学会编《沪江大学两广同学会十周年纪念刊》刊载何章城之文《十年来本会之一瞥》言道：“两粤人氏，省界观念素强，无论在任何地点，恒组同乡会，以联络同乡感情，本会之成立，未始非省界观念有以促成之也。此种省界观念，外人多引以为讥，余谓此不足讥也；盖登高自卑，行远自迩；非齐家不能治国，非先睦亲族，不能平章百姓；吾人欲联络国人之感情，安可不从乡人着手，本会成立之目的，亦不过欲谋其大，先图其小云尔。”[15]该刊同时另载何章城之文《两广文明之起源及其结晶》则认为，“两广文明，虽愈唱愈高，前途之危机，亦有不可不预防者在，一即外化崇拜太深也……沐猴而冠，徒为外人傀儡，此一弊也。一即省界观念太强也。一国之中，某地之民族特性，发展过甚，则浅薄之徒，往往睥睨一切，对于他省之人民，有不屑合作之意，因之障蔽甚大，能使全国思想杂乱，至生萁豆之煎，而碍及全国文明之进步，只知自私自利，不谋全国幸福，以致文明愈高，自大之思想亦愈甚，此又一弊也。”[16]何章城既看到了省界观念对推动同学会的作用，同时又不否认其助推地方主义，这是较为客观的中性认识。

平白表述与因事而异，是民国时期有关省界观念中性认识的主要表现形式。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民国时期有关省界观念，文学界存在认同、否定及介乎于二者之间的中性认识。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省界观念并未随着制度的变革而消逝，而是依旧延续着顽强的传承。如1962年春余修奉命南行劳军，赋诗《春夜南行》：

“炉边离去温馨的夜话，迎春花空食惆怅的余情，月台上又是一番道别，汽笛一声催我离去，站台上挥舞着手臂的人影远了。夜幕沉沉使我望不透窗外，车厢里淡绿色的灯影，水仙花正散发着阵阵清香，来自春申江畔的姑娘，正告诉我列车已出了省界。何时雨声打响着窗棂？是春夜向南方行进，我怀着去会亲人的心情，听着跳动的心弦细语：向守卫海防的战士们致敬！”[17]

2002年4月王安忆著有《云低处》一文，文中写的是在塞北平原上夜间一列慢车上一对男女的邂逅，其中多次提到省界。[18]时至今日，省界观念依旧影响着文学，影响着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去正确认识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