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权

本文所讨论的课题，涉及清初名僧澹归今释与明遗民在岭南的互动问题。今释是一位在俗僧两界都享有大名的传奇人物。他出家前是南明永历朝的臣子，出家后则成为曹洞宗的名僧，其事迹因王夫之的《永历实录》、温睿临的《南疆绎史》等多种历史著作的记述而广为人知，在清修《浙江通志》《江西通志》《韶州府志》《南康府志》《星子县志》《番禺县志》与《丹霞山志》等志书中也有他的传记。他俗名金堡，字道隐，号卫公，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崇祯十三年（1640）成为进士，曾知山东临清直隶州。甲申鼎革后投身反清复明斗争，以斗士与诤臣的面目活跃于永历的政治舞台，是朝中的“五虎”之一，有“虎牙”之号。顺治七年（1650）他因上《时政八失疏》而遭政敌陷害，几毙命于锦衣卫狱，后因大臣鸣冤而得免死，被流放到贵州清浪卫。在赴戍所途中遇清兵南下，解卒弃押，乃得脱。在强烈的人生挫折感的支配下，他在广西桂林茅坪庵落发为僧，法名性因。两年后东下羊城，参岭南遗民的精神领袖、曹洞宗三十四世高僧天然函昰于番禺雷峰（海云寺），受具足戒，改法名今释，字澹归，从此成为曹洞宗博山系华首台—海云派的骨干人物。①华首台—海云派由宗宝道独开派，按“道函今古传心法，默契相应达本宗。森罗敷演谈妙谛，祖印亲承永绍隆”的法偈演代，其领袖为天然函昰。康熙七年（1668）元旦受函昰大法，为第四法嗣。康熙十七年（1678）以请藏出岭，事毕后病发，康熙十九年（1680）八月九日示寂于吴门，世寿六十七，僧腊二十九。其骨灰被门人带回岭南，塔于丹霞山海螺岩，内阁学士徐乾学为其撰《丹霞澹归今释禅师塔铭》。②文入徐乾学《憺园文集》卷三十二，但在《续修四库全书》本中被删去。今释的传世著作有《岭海焚余》三卷（均为出家前之作）、《徧行堂集》四十九卷、《续集》十六卷（均为出家后之作），以及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日记》一册（残）。乾隆四十年（1775）闰十月，清高宗以其著述“语多悖谬”，诏军机大臣等在全国查禁之。

今释出家后的最重要贡献，是作为开山之祖，于康熙初年在韶州丹霞山开辟了粤北名剎——别传寺。这个道场的开辟，一方面壮大了以函昰为核心的华首台—海云派的势力，推动了曹洞宗的中兴，同时也改变了粤北的佛门格局，使韶州形成了曲江南华寺、乳源云门寺与仁化别传寺三刹鼎立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塑造了今释本身，使他在后半辈子中有了人生寄托，并在经营此弘法修行基地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外僧内儒”到“亦僧亦儒”的转变。而丹霞山道场的开辟，与当时生活于山中的明朝遗民们的活动息息相关，是遗民舍山为寺的结果。本文即聚焦于这一历史事件，希冀通过翔实的材料与细密的考证，揭示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遗民李氏兄弟对丹霞山的经营

丹霞山位于粤、湘、赣三省交界，明清时由广东省韶州府仁化县（今属韶关）管辖，原是一座人迹罕见的荒山。山初无名，“一直以来，丹霞群峰都是各自为名。譬如双阙石、白寨、金龟岩、五马寨、人面石、巴寨、平头寨、燕岩、扁寨。”①侯荣丰：《丹霞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页。因有韶石峰位于古代南北交通的水道——浈江之滨，因此常被人总称为“韶石”。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八《溱水》载：“东江又西与利水合，水出县之韶石北山，南流径韶石下，其高百仞，广圆五里，两石对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双阙，名曰韶石。”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五《岭南道》载：“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东衡州为韶州，取州北韶石为名。”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一七二《岭南道》引唐《十道志》：“隋平陈，为韶州，以韶石为名。”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五九《岭南道三》载：“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东衡州为韶州，以州北八十里韶石为名。”至于山之主峰，则有“锦岩”“锦石岩”“长老寨”等称。丹霞山原本无名的事实，在清人的议论中也可获得印证。例如康熙时臧兴祖在《丹霞山志序》中谓：“考其初，此岩名者仅曰‘锦石’，而关名者仅曰‘梦觉’，未尝有‘丹霞’之称也。”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序第3页。广东布政使鲁超在《丹霞山志序》中谓：“丹霞者，韶阳仁化县之山也，初未尝名。”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1页。清初吴江名士潘耒在《丹霞山志序》中谓：“丹霞山在韶州仁化县境，……自明以前，山初无名，人迹罕到。”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4页。《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云：“自有山川以来，而兹山具在，乃其毓于浈阳者，历汉唐以迄于元明，皆未尝以丹霞显。”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4页。在明嘉靖诗人伦以谅的《锦石岩》诗里曾出现“丹霞”一词——“水尽岩崖见，丹霞碧汉间”，⑥[明]胡居安：《[嘉靖]仁化县志》卷五，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韶州府部[六]，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10年，第31页。但那只是形容岩崖奇丽。

对连山名都付诸阙如的丹霞山的人文历史，人们的了解更是相当有限，学者们只是从《丹霞山志》中得知，这座山在清初是明遗民李永茂、李充茂兄弟的私产。

对李永茂的生平，王夫之《永历实录》⑦有湘乡曾氏同治四年（1865）金陵刊本。卷五《李文方列传》有如下记载。

李永茂，字孝源，河南南阳人。中天启乙丑（1625）进士，历官中外，有能名。崇祯末擢佥都御史。丁艰家居。李自成陷南阳，永茂与前布政使贺自镜携家避寇，南奔襄阳。……弘光立，永茂服阕诣阙见，仍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州。⑧南赣巡抚全称“巡抚南赣汀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驻跸之地在赣州（治今江西省赣州市），因古称虔州，故也称“虔抚”。明弘治十年（1497）始置，驻辖境屡有增减。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定制，辖江西的南安、赣州，广东的韶州、南雄，湖广的郴州，福建的汀州。清康熙三年（1664，一作四年）废。贼阎王猪婆营据帘子洞寇掠汀赣，永茂会福建巡抚张肯堂讨平之。隆武中，万元吉受命督师江楚，守赣，永茂以母丧解官，侨寓岭南。及丁魁楚、瞿式耜定策戴上于肇庆，迎永茂协策。永茂至，拜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茂以终丧固请，式耜奏：“永茂即欲终制、不予阁务者，皇上以冲龄嗣服，非耆旧之臣，孰与劝学，臣等捐躯，只办阃政，请命永茂专侍经筵，不及庶务，亦可令忠孝两存也。”永茂犹固辞，不得，乃受命。永茂因进讲，请召用人才，退而疏荐十五人，直省各举一人，御史刘湘客与焉。湘客忤内监王坤，坤方秉笔以朱斥之。永茂抚赣时，湘客客于赣，悉其才品，与相厚善。至是，怒曰：“斥湘客者，斥茂也！国势如此，而犹唯内竖意掣辱大臣，吾宁死草间，不能为此辈分任亡国之罪。”拜表乞返苫次，即日解舟溯浈江，入仁化山中，郁郁以疾卒。

不过王夫之《永历实录》所载李永茂事迹，与《丹霞山志》卷六《嵩道人传》的所记有若干出入。

嵩道人者，故相李文定公别号也。公讳永茂，字孝源，籍河南邓州。登崇祯丁丑（1637）榜进士，知黎阳，有“神君”之颂。壬午（1642）擢给事中，号能直言极谏。奉使留都，闻燕京之变，一恸呕血斗余，誓以身殉匡复。乙酉（1645）迁虔抚。金陵再陷，章贡以下，在在失守，公控制上游，隐若敌国，湖东之师席卷抚、建，湖西之师电扫吉、临，盖有击楫鄱阳之望。旋值外艰，遂以全疆委杨公廷麟，而身治丧岭表。未几，天兴复陷，公决策拥桂王监国，宣麻入辅，屡奉墨衰之制，公执义固辞。戊子（1648），服阙趋朝。七月病于苍梧，属纩之际，犹谆谆作“驻跸虔州”之语。……公在谏垣，一击周延儒，论求熊开元、姜采等；再忤马士英，皆批龙鳞、履虎尾，气不少慑。当国变家忧，两难自致之势，裁度忠孝，进退所宜，无尺寸自诡于矩矱；哀愤忧劳，殁而犹视，岂可不谓行归于周，万民之望哉！①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1-62页。

同书卷六《外护传》并说永茂“历官至虔州开府，丁外艰，守制岭南。时值鼎沸，买山于仁化之丹霞，扶柩奉母避乱于此。后奉诏出山，拜大学士，卒于苍梧，谥‘文定’”。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1页。同书卷八李充茂《丹霞山记》又有“伯子讳永茂，字孝源，丁丑进士。仕明，官大学士，谥文定”与“伯子抚军虔州”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等记载。比较《永历实录》与《丹霞山志》两书对李永茂生平事迹的介绍，在科举时间（一为天启乙丑进士，一为崇祯丁丑进士）、所任官职（一为佥都御史，一为给事中）与辞世地点（一为仁化，一为苍梧）上有出入；而对传主曾在弘光朝为南赣（古称虔州）巡抚一事，记述则基本一致。无论如何，关于李永茂，有两点是确定无疑的：第一，他是明朝的臣子，社稷倾覆后，他曾为明朝的匡复而奔走；第二，为避乱，他在清初曾托迹于粤北仁化县的山野中。

又，今释《徧行堂续集》卷八《一超道人墓志铭》序载：“丙戌（1646）秋，八闽陷，永历以桂藩正位号端州，文定用推戴功大拜，辞不入直，读《礼》于容。是冬趋北流，转徙于鬰林、博白，穷山深谷间，道人竭手足之力，全肤发，分荼苦。戊子（1648）夏，仅得麻鞋赴行在所。未至，文定卒于苍梧，力疾营丧，归葬仁化。”④[明]释今释：《徧行堂集》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175页。此为李永茂事迹的补充。

李永茂弟李充茂，字泛生，号鉴湖，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据《徧行堂集》卷五《李鉴湖祠部六十寿序》），性情倜傥，好读书而不务章句，十八补弟子员。曾结客讲武，御寇于中原。弘光改元，预选贡，授推官，未赴调。从兄大学士李永茂抚虔，侍亲就医于广东南雄。清顺治元年（1644）冬，与李永茂在韶州府仁化县以百缗金买山卜隠。顺治六年（1649）在明永历朝中“以堵督师胤锡荐，授祠曹”。乱定后于顺治十八年（1661）扶父、母、兄、嫂四丧北归，临行前撰《丹霞山记》，述经营丹霞始末，文载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八。因对丹霞感情极深，他在记中发誓：“倘得修途无阻，就窆先陇，两侄子获有宁宇，岁时伏腊，余不肖，期以一瓢一衲，重赋《归来》，与丹霞相始终。”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而今释在《一超道人墓志铭》之序中提及，李充茂与他有“把臂入林，不越三年”之约，文载《徧行堂续集》卷八。后来李充茂果如诺入岭，只是“壬子（1672）始至”，在时间上晚了八年。再入岭后李充茂仍居于丹霞山的竹坡旧隐。后礼天然和尚剃染，法名今地（一作今池），字一超。复诣庐山栖贤受菩萨戒。最后示寂于丹霞山篥竹岩。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有传。

关于李永茂买山仁化的缘起与经过，李充茂在《丹霞山记》中有如下记述。

物之遇合有时，是不能不重忆我先文定伯子矣。伯子抚军虔州，时于乙酉（1645）仲冬，闻先大夫讣，奔号逾岭，扶榇南徙，抵仁化界上，怆然曰：“兵燹载道，时变靡穷，当早厝吾父于万全。吾自庾岭至此，蜿蜒不绝，其有可以深藏者乎？余一家其奉先灵而止于是焉。”①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4页。

也就是说，在天下兵燹、归乡路断的情况下，李永茂不得不在岭南寻一块地方来暂时安放亡父的灵柩。清顺治三年丙戌（1646）兄弟二人来到仁化，他们从当地文士的口中获悉县东二十里有山峻拔奇丽无比，遂乘舴艋前往，攀藤木以登。经实地考察，李永茂对这座荒山大为赞赏，认为“是山也，有险足固，有岩足屋，有樵可采，有泉可汲，其亦避世之奥区乎！倘得牛眠之处，先人安厝，吾烟霞之癖，快足于是矣”！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于是以一百二十缗金（一说用一百两银子）买下了这座无名的荒山。

李永茂的家乡是河南邓州，古称“穰”，地属南阳府，其地有山名丹霞，是唐代禅门的传奇人物、曾在洛阳慧林寺烧木佛御寒的天然和尚的驻锡之地。满怀家国之思的李氏兄弟买下这座山后，见山岩色如渥丹、灿若明霞，与家乡的丹霞山十分相似，故也把山名定为“丹霞”。鲁超《丹霞山志序》记其事：“公，南阳人也。南阳古有丹霞，为烧木佛胜地，公以此名山，其不忘故之心为可知矣。”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1-2页。有趣的是，后来在韶州仁化丹霞山开法的祖师函昰禅师亦号天然。于是禅门便有了“南北丹霞”与“前后天然”的互对。在康熙年间曾捐资修建丹霞山御风亭的榷使蔡琦在《募修丹霞山别传寺磴道疏》中谓：“仁化之有丹霞，自李文定始也。”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0页。而《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亦载：“盖李公南阳邓州人也，古丹霞即其故居，公避乱于此，而又以忧去，取丹霞示不忍忘本也。”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5页。上述记录都把丹霞山的定名者归为清初的山主、南明遗臣李永茂。侯荣丰先生认为“丹霞山得名之谜已经难以考证”，⑥侯荣丰：《丹霞山》，第13页。这一说法与事实不合。

因北归无望，李永茂兄弟二人在买下丹霞山后，把它视为“避世之奥区”，为此不惜血本、投入了许多人力物力财力来经营之。他们披荆斩棘，辟山开道，“从入之路，石可凿者凿而梯之，不可凿者梯之以木，盖升天之无阶而有阶矣”；⑦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又在山上的宜居之地筑墙修屋、引泉挖井。经过一番努力，原本荒芜不堪的丹霞面貌一新，名声鹊起，引来了四方的许多志同道合者，其风头在当时甚至盖过了不少名山。李充茂曾感慨：“平日所称名胜，于中原、吴会之区者，正恐名公卿大夫冠盖渐稀，才子骚客吟咏亦歇，而幽人贞士高蹈远引者，亦不敢过而问焉。则终南、崆峒、姑射、匡庐、天门、姑苏，今日以与丹霞较，其不逮抑又远矣！”⑧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嗟乎，丹霞之山不自今日而始也，乃阒乎无人，寂寞者数千百岁矣。自伯子之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人丹霞是依赖焉，是岂不有天者存乎其间哉！”⑨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其言论反映了丹霞山名气的飙升。

二、《舍山牒》与《乞山偈》的冲突

从清顺治三年（1646）买山仁化，到顺治五年（1648）服阙趋朝觐见永历帝后病逝，李永茂在丹霞山实际上只住了两年，此后经营管理丹霞的责任便全部落到了其从弟李充茂身上。而李充茂作为继任山主在桃花源般的丹霞山上生活了十五年，直至顺治末年把山捐献。李充茂舍山为寺的信息，见于陈世英修《丹霞山志》卷首所载《舍山牒》，其文如下。

匡岳名蓝，右军舍宅攸建；舒灊山麓，志公飞锡而栖。古今胜事同条，人境奇缘罕觏。恭惟澹归大禅师，道高德厚，性湛心虚，激浊扬清，有功名教，遗荣入道，直印心宗，为一代之全人，存两间之正气。充茂宿仰高踪，素承雅度，睽违多载，寤寐靡忘。比来重晤珠江，不啻亲游竺土。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充茂昔年同先兄永茂挂冠神武，买山而隐，用价百二十金，置仁化丹霞山一座。雄峰峭壁，势自凌霄，怪石奇岩，局堪建刹。群峦环峙，清江抱流，松韵吟风，竹阴弄月。不减桃源幽胜，犹倍罗浮高深。新置草堂，既足上佛；旧存茅舍，尚可栖真。悉举奉施，庄严最胜道场；向后圆成，遍注无边法雨。庶不负愚兄弟买山一片苦衷。祈择吉早临，俯慰宿愿，不胜瞻依引领之至！

顺治十八年（1661）小阳月，古穰法弟子李充茂稽首具。①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

《丹霞山志》卷八有一封今释撰写的《答李鉴湖居士启》，显然是对李充茂舍山一事的回应。

恭惟鉴湖山主才锺闲气，道出凡情。人伦作楷，名流之砥柱千寻；梵辅乘时，法苑之长城万里。今释曩厕同朝，幸邀未契；十年遥想，一旦重逢。念其迂拙，不宜久在鄽中；有此高深，方便送还物外。未蒙紫玉之记莂，先获丹霞之净檀。金昆玉友，缔构千秋；跛象疲龙，逍遥半世。盖空老人望而未见，亦憨大师取之不能。敢意虚羸，遽兹忝窃。维持周帀，曾看勒石之文；启请殷勤，便捧到山之券。猗与解脱，藉甚庄严。从前愿力，结成宝树金沙；此后心光，散作香云花雨。实古今之盛事，真宾主之荣观。川岩迥绝，即携清众以同归；钟鼓交参，总为高门而回响。感不能尽，词非所宣。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3页。

以上述两文为主要依据，现今许多关于丹霞山的文字资料与讨论别传寺创建过程的文章，都注意到了李充茂舍山为寺的史实。

但是《丹霞山志》在李充茂的《舍山牒》前面，还有一篇同样出自今释之手的《乞山偈》（有引），其文如下。

亦若居士所居长老寨、海螺岩山水佳绝，空隐老汉闻之四十余年矣。一日走海幢，无端谈及，忽遇莽澹归，冲口便道：“居士须将此山供养老和尚。”亦若唯唯，临别谓澹归道：“有甚偈颂，写纸与我珍藏。”澹归道：“我便有乞山之偈。”亦若道：“我即有酬偈之山。”今日漫书此，了昨日公案。成不成，倾一瓶，青原白家酒三盏，难道未沾唇。南山可移，此判不改。

是大长老，吹大法螺。有名无实，浩劫蹉跎。空隐老汉，亦若居士，一个下来，一个上去。全宾是主，全主是宾。澹归于中，充个牙人。这场买卖，如意自在。地涌金莲，天垂宝盖。乞山有偈，酬偈有山。更有相酬，兜率陀天。此日做中，他年作保。但得钟敲，莫将铜讨。谁其见闻，文武两行。葵轩总戎，园长侍郎。（亦若时客张镇台幕中，园长适在空老人坐次）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页。

两篇文字所说，都是丹霞舍山之事，且受施者均为今释。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丹霞山的捐献者到底是谁？为什么会有《舍山牒》与《乞山偈》两篇不同的文字？出现在《乞山偈》中的“亦若居士”是谁？他与丹霞山主李充茂是什么关系？

今释《答李鉴湖居士启》提到的“空老人”与《乞山偈》之引所说的“老和尚”“空隐老汉”是同一个人，他就是今释的师祖——岭南洞宗高僧宗宝道独。释道独，字宗宝，号空隐，广东南海（今广州）陆氏子。幼显善慧，情钟三宝，闻梵呗音往往过耳成诵。自从老僧处知“见性成佛”之说，益向慕佛门。因读《六祖坛经》而初悟禅旨。十六岁结茅于归龙山，一住十载。二十九岁往博山谒无忌元来，获印可，遂接法，为曹洞宗第三十三世、博山二世。明崇祯三年（1630）离博山往匡庐。其后曾住博罗罗浮山华首台寺、福州长庆寺、广州海幢寺、东莞芥庵。清顺治十八年（1661）示寂，世寿六十二，法腊三十三。门徒以嗣法弟子函昰及函可最为著名，前者是今释之师天然和尚，后者是因在金陵“私携逆书”而被清廷流放到辽阳的千山剩人和尚。道独的传世之作有《长庆宗宝道独禅师语录》（收入《卍新纂续藏经》册七二，No.1443）六卷，书后所附函昰《长庆老和尚行状》与钱谦益《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对其生平事迹有介绍。

从《乞山偈》及引可悉，今释是以“供养老和尚”为由向亦若居士乞山的。二人的谈话地点是在位于广州河南的海幢寺；谈话时间在引中未明载，但根据相关资料可推定事情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前——很可能是年初，因为附在道独《宗宝道独禅师语录》书后的钱谦益《长庆空隐独和尚塔铭》载，道独于此年四月“由海幢返芥庵，自克去期，七月二十二日，端坐而逝”。今释既然与亦若讨论供养道独的问题，说明其时道独尚在世。而偈注有“园长适在空老人坐次”之语，今释后来在《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一诗中也有“空隐老人坐海幢”“乞山酬偈一错愕”①[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二，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363页。之句，更证明道独其时正驻锡海幢寺。

要弄清《舍山牒》与《乞山偈》的关系，须先辨明以“酬偈”方式对今释许诺献山的亦若居士的身份。从事理分析，一个人敢承诺将某物产施予他人，必须具有相应的物权。亦若既然敢对今释说自己有“酬偈之山”，那么他若不是该山的主人，便一定是获得了山主授权的代理人。基于这样的分析，笔者曾推测他可能是李充茂派来的朋友，而别传寺现任方丈顿林大和尚则怀疑他就是李充茂本人。②释顿林：《丹霞纵横》：“……如此这般，亦若居士（俗名疑是李充茂）即将丹霞山作了奉献。”钟东：《悲智传响——海云寺与别传寺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7年，序文第1页。顿林法师的推断很显然不正确，因为在李充茂的《舍山牒》中有“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之语。而下面的讨论证明，笔者之前的推测也不对。那么亦若到底是谁呢？查《丹霞山志》卷八，有一篇《晚秀岩记》，作者署“姚继舜亦若”，据此可知亦若姓姚，名继舜。在文中，作者说自己“于丙戌（1646）官江右湖西藩参，因与虔抚李君道同志合，谋一丘以自老”，遂至仁阳凿丹霞而居。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而《丹霞山志》卷六《外护》介绍：“姚继舜，字亦若，海阳人。官至太仆寺正卿。携家避乱晚秀岩。”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70页。根据《丹霞山志》的这些材料，可悉亦若是当时与李氏兄弟一同卜隐于丹霞山的遗民，他是山东海阳人，曾在南明任官职。因与李氏兄弟志同道合，故一同来山隐迹。

顿林法师与笔者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认识偏差，是因为以为丹霞山只居住着山主李氏兄弟及家人——这也是很多人的理解。事实是，当时山中除李氏兄弟之外，还隐居着一大批不愿与清朝合作的明朝遗民。《丹霞山志》卷六《外护》便列有流寓十四人，并说他们“皆与李文定公兄弟同辟此山以避乱者”。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70页。而李充茂《丹霞山记》记述，李永茂在买下丹霞后，曾邀约大批志同道合的庄臣节士及梓里乡亲来山寄住。《丹霞山记》写道：“凡我故旧，风雨飘摇，伯子胥与居处于山中焉”，⑥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自伯子至山，而人人知有丹霞焉，且人人丹霞是依赖焉”，⑦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页。“韶郡丹霞山在仁化治中，绵亘逶迤，高数千百仞，即余与梓里诸君子今所托迹处也”。⑧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4页。这些话，都是丹霞山上隐居着大量遗民的实录。《丹霞山记》还提到，当年追随李永茂“先后同志来处此者，如两岐贺君、亦若姚君、丹鸣朱君、羽明王君、若耶李君、美生韩君、樵谷张君、厚吾宁君、二酉陈君、文梦许君、经宇李君，暨余小子充茂，两侄灏、鸿，甥唐运泰，皆有室家仆婢，无虑千百辈，咸邀灵此山，以胎然于劫灰煨烬之外”。⑨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5-116页。“无虑千百辈”一语，反映了当时山上人口的众多。这些隐迹于山的政治立场相同或相近的“同志”，就包括了“亦若姚君”——姚继舜。住山者除遗民外，还包括他们的家眷。《丹霞山志》卷八贺康平《水帘岩记》载，被贺康平带上山的家人共有三十二人；《晚秀岩记》载，姚继舜的儿子姚弘曾在山中参加土木营造；而《丹霞山记》也说，山中诸君，“暨余小子充茂，两侄灏、鸿，甥唐运泰，皆有室家仆婢”。《丹霞山记》还记述：“买山修筑，既竭余家之力，而同志诸君居此者，皆费结构焉。”①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这条材料说明，买山虽是李氏独家的行为，营造却有众人参与。李充茂曾在《丹霞山记》中还列出了一份买山与营造房子的钱财消耗清单，计共费银二千零一十两二钱三分。其中特别提到“晚秀岩，姚亦若住，创修共费银二百五十三两四钱”。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而姚继舜则在《晚秀岩记》中如下谓。

戊子秋，余始从孝源复安堵此山。李居中山，余蹑迹而上。随余上者，则有侍御贺两岐，卜居水帘岩；分守苍梧道朱君丹鸣，卜居草悬岩；太行张君起一暨贡士韩美生，共居海螺岩。迤西过云度山下，则有处士孙、侯、李诸人，各为筑室。至于面南为雪岩，李经宇、周锡甫开基，而处有乳泉，经宇建阁于其上，奉龙王神而祀之。余乃卜晚秀岩而居焉。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

这段文字细化了遗民们在山上开基筑室的事迹。亦若在《晚秀岩记》中还说到，他在经营晚秀岩的过程中，曾与后来故去的侍御黄基固、职方周瑚四“分辇金近百两买此山砦”。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9页。上面文字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顺治时期的丹霞山上，隐居着一个颇具规模的遗民群体。正如李充茂《丹霞山记》附文、《芳泉记》、姚继舜《晚秀岩记》、贺康平《水帘岩记》，及胡学盘《大明岩龙王阁记》所记，这些遗民们对经营丹霞各有程度不同的贡献，因此对丹霞山也拥有分量不等的物权。亦若居士姚继舜作为他们中的一人所要捐给佛门的，实际上是丹霞山中由他经营的那部分区域，即海螺岩、晚秀岩、长老寨周边地方。

从《乞山偈》还可了解到，在姚继舜表示以山酬偈时，有一文一武两位见证者：⑤前引今释《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诗说“乞山酬偈一错锷，左右文武皆荒唐”，“左右文武”指的也是他们。武官“张总戎”是北直隶宣武人张国勋，号葵轩，曾在广东为左路总兵，戴肇辰修、史澄纂《（光绪）广州府志》卷一一〇及舒懋官修、王崇熙纂《（嘉庆）新安县志》卷一四下有传。文官“园长侍郎”则是东莞人王应华。王应华，字崇闇，号园长，明崇祯元年戊辰（1628）进士，历官嘉庆府教授、工部主事、礼部员外郎、浙江督学、右参政、光禄寺正卿、兵部右侍郎、礼部左侍郎。曾与苏观生拥立绍武帝于广州，兵败后降清，后又出辅永历帝，拜东阁大学士。晚礼道独，法名函诸。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卷三二六、民国《东莞县志》卷六四有传。

姚继舜以海螺岩、晚秀岩及长老寨周边区域来酬今释的乞山之偈，是丹霞山与佛门结缘之始，同时也是后来李充茂等遗民舍山的前奏，这件事对丹霞山的发展走向与粤北的宗门格局都发生了重要影响，因此今释曾对姚继舜高度评价：“丹霞道场缘起出于亦若，即以此偈请生位入檀越堂中，故可百世不祧也。”⑥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页。

姚继舜的捐献在丹霞山导致了连锁反应，其他遗民纷纷步其后尘。在姚继舜与今释谋定“以山酬偈”后不久，深思熟虑而后定的丹霞山主李永茂也于同年十月到穗城与今释进行了接触。二人商谈的结果，是李充茂决定把整座丹霞山都施予佛门，供今释开辟道场。此事见载于《丹霞山志》卷二今释《丹霞营建图略》：“故虔抚孝源李公辟地于此（指丹霞山——引者）。辛丑十月，令弟鉴湖君来穗城以施余，严事三宝。”⑦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6页。在其他文献中也被提及，例如《徧行堂集》卷九《募造锦石岩疏》载：“古穰鉴湖李子方以属余创别传寺，为静修之所。”①[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一，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8年，第241页。当然，李充茂把丹霞山施予今释的更直接的证据，是上文所引述的《舍山牒》与《答李鉴湖居士启》。

在这里需要厘清一个问题，这就是人们往往把丹霞的舍山者李充茂混为李永茂。例如清鲁超在其《丹霞山志序》中说：“而（李文定公）适与澹公遇，相与有禾黍之悲。久之，遂舍宅为寺，而丹霞归之澹公，始为刹灵之图矣。”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页。《丹霞山志》卷一《山水总序》说：“夫文定公以乱去官，澹公以乱出世，文公贻之，澹公受之，遂若渊源接而衣钵传也，……是丹霞之待二公以传也，夫岂偶然耶。”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5页。清吴寿潜《游丹霞纪事》诗注说：“丹霞旧为李文定公孝源避世之所，后舍为丛林，因同朝而复同志，延澹师主之。”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45页。当代学者姜伯勤先生说：“先是顺治十八年（1661）李孝源（永茂）、鉴湖（充茂）兄弟，以仁化丹霞舍与禅师辟建别传寺。”⑤姜伯勤：《澳门普济禅院藏澹归金堡日记研究》，《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8期，澳门：文化司署，1999年，第14页。这些说法都不正确。须知顺治十八年今释受施丹霞时，李永茂谢世已超过十三年！

三、李充茂等为何施山于今释

李充茂在《舍山牒》中曾提到：“闻汉翀、亦若两公备言禅师丛林逼近城市，甚非栖静之所。”⑥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此语透露了一个信息：李充茂在舍山前，亦若、汉翀曾就献山问题做过他的工作。汉翀即汪起蛟，清阮元修《广东通志》卷四五《职官表三十六》与同治《番禺县志》卷九均载他为河南南阳人，贡生，清顺治三年（1646）任永历朝的番禺令。《丹霞山志》卷六《外护·法社姓氏》载：“水部汪讳起蛟，字汉翀，号罇石（与鉴湖同来同官，开丹霞因之）。”⑦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8页。又陈子升《中州草堂遗集》卷十三《酒酣赠汪汉翀工部》自注云：“曾为番禺令。”（香港何氏至乐楼丛书第十五）今释《澹归日记》曾多次提到他；《徧行堂集》卷八有文《汪罇石隐君七十初度序》，《续集》卷五有《祭汪汉翀水部文》、卷七有偈《寄汪汉翀》。根据上述材料，可知汪起蛟像亦若居士姚继舜一样，也是托迹于丹霞山的胜朝遗民。事实上正是汪起蛟与姚继舜的鼓动游说，才使李充茂形成并逐渐强化了舍山的念头。对汪起蛟与姚继舜二人在劝导李充茂舍山一事上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今释曾给予高度肯定。他在其诗《喜得丹霞山赠李鉴湖山主》开头曾提及他与姚继舜之间“乞山酬偈一错愕”之事，而在此诗的结尾则说“论功若叙魏无知，大书莫漏汪罇石（自注：汉翀别号。吾由汉翀始知此山本末）”。⑧[明]释今释：《徧行堂集》二，第364页。魏无知是秦汉时人，在楚汉战争中追随刘邦，陈平背楚，就是通过他与刘邦建立联系的，事载《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今释把汪起蛟比作魏无知，是强调他作为中介的重要性。因此硏究李充茂舍山，汪、姚二人的鼓动游说作用是不能不注意到的。

李充茂献山佛门，内在原因则与他越来越坚定地信仰佛教有关。从今释《丹霞营建图略》可以判断，李充茂在来广州与今释会商之初尚非三宝弟子，因为今释对他的称呼是“鉴湖君”而不是居士，不过李充茂当时已表示将“严事三宝”。而在李充茂一个月后所作的《舍山牒》中，我们已见他自称“法弟子”，且牒文有“新置草堂，既足上佛；旧存茅舍，尚可栖真。悉举奉施，庄严最胜道场；向后圆成，遍注无边法雨”⑨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等语，说明他已皈依佛教。是以在《丹霞山志》卷八，今释在回应李充茂的入山之请时，称他为“鉴湖居士”。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今释的行书七言联拓本：“风过竹林犹见寺，云生锦水更藏山。癸丑初春为鉴湖道兄题。”把李充茂称为“道兄”，说明二人信仰是相同的。事实上李充茂不止是居士，通过《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进一步了解到他在“归穰州安厝丘陇”时就已“慨然有出家之志”，后来果然于康熙十一年（1671）重入丹霞，礼天然和尚剃染，成了今释的同门法弟，法名今地，①汪宗衍《天然和尚年谱》作“今池”。字一超。后来他还曾“诣栖贤受菩萨戒”，最后示寂于丹霞山篻竹岩。作为一名信仰愈来愈坚定的佛教徒，他自然要考虑如何“种福田”的问题，而舍山为寺在佛教徒看来无疑是最上乘的功德。

虽然《舍山牒》是李充茂所作，但是必须认识到，丹霞捐山并不是李充茂的个人行为，也是当时托迹于山的胜朝遗民们的一致心愿。上文已指出，清初在丹霞山隐居的人，除李氏兄弟外，还有一大批明朝的庄臣节士与李氏的梓里乡亲，因此李充茂不仅是丹霞山的山主，而且也是这些卜隐于山的遗民们的代言人。他在到广州与今释洽谈舍山的事宜之前，想必是与他们协调好了立场的。因为如果居住在丹霞的遗民们无意或不愿献山，李充茂就不可能成其事——哪怕他是山主；反过来，事情既已顺利推进，便说明山中遗民们对舍山一事并无异议。问题是，这些遗民们为何愿意舍山？山献给佛门之后他们将如何安身立命？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注意舍山的时间——清顺治十八年（1661）。这一年是清世祖在位的最后一年，也是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彻底逆转的一年。此时反清复明运动虽还没有完全平息，但社会局面已发生了根本变化。顺治十六年，走投无路的永历帝从云南遁入缅甸，南明在与清朝的抗争中愈来愈弱，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顺治十八年，缅人发动政变，尽杀永历帝身边的大臣；年底又把永历帝及太后、王后、太子、公主等悉数交给了吴三桂。到这个时候，永历朝行将谢幕，反清复明运动所用以号召士民的旗帜眼见不再存在。入清之后，岭南所以麋集着众多像李永茂的追随者这样的胜朝遗民，一方面是因为天下战乱，北归路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些遗民们一直想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等待“光复”。而一旦大势已定、复明无望，他们便会放弃幻想，把出岭回乡提到议事日程上。笔者注意到，正是在这个时候，岭南出现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遗民北归潮。这个事实可在《丹霞山志》中获得印证。在顺治十七年至十八年间，因世乱已止，李充茂遂决定“奉先大夫遗嘱，扶榇北归”。②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6页。《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也有他“乱后归里”的记录。因为不知自己此去之后是否还会有机会南来，为了让后人了解丹霞山的开发史，他在临行前写下了著名的《丹霞山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记述了山中的形胜及李永茂买山卜隐的始末。由于对自己曾经营了多年的丹霞山怀有很深的情感，李充茂返乡数年后又重返岭南。虽然许多遗民也像李充茂一样对丹霞山抱有情感，但正所谓“落叶归根”，当归回家乡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之后，大多数人就一去不返了。顺治十八年，姚继舜曾写下《晚秀岩记》，自述其卜居丹霞的经过，在文中他伤感地说：“他乡之客，谁无故土之思？余将归里，安得再有此山可买而为隐潜之计，如凤鹄之高蹈而远举乎？”③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0页。正因为已确定回乡安度余生，他才把晚秀岩、海螺岩及长老寨一带地方赠给“莽澹归”。而李充茂的同乡、曾把一家32口人带到山上来的贺康平则记道：“忽辛卯（丑）（1661）春三，仆自河南来迎，屈指衡阳雁断已十年矣！主仆相顾骇讶，虽乡音未改，而鬓发殊斑斑白也。遂束装归里，曩之偕行者，今仅存九人。”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1页。这些文字都反映了当时山中遗民们的心情与动态。遗民们北归之后，丹霞山作为“避世之奥区”的功能也就丧失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处理这座将被废弃的大山，便成为了摆在遗民面前的现实问题。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它施予佛门，显然是最好的安排。潘耒《丹霞山志序》“乱定（遗民）还故里，而故给谏金道隐弃官为僧号‘澹归’者居之”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序第4页。之记，所述说的便是这种情况。

至于遗民们的施山对象是今释而不是其他和尚，则与今释的道德品质、文化修养、政治态度与社会角色等有关。首先，今释作为一代名僧，具有比一般的出家人高得多的道德品质与文化修养。他出家前曾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为人耿直敢言、富有正义感，且吃苦耐劳，做事具有献身精神，因此在僧俗两界早享有大名。李充茂曾在《舍山牒》里说他“道高德厚，性湛心虚，激浊扬清，有功名教，遗荣入道，直印心宗，为一代之全人，存两间之正气”，并坦言正是由于“宿仰高踪，素承雅度”，才让他做出了把整个丹霞山都赠给今释的决定。①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其次，今释本为明朝的进士，出家前是永历的臣子，曾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不遗余力地为反清复明事业奔走；出家后虽不再与闻现实的政治事务，但在内心深处其实依旧是向着明朝的。这一点从他后来与李充茂共谋在丹霞山的篥竹岩建祀明朝殉难烈士的“正气阁”一事即可获得证明，②《徧行堂续集》卷五《募建正气阁疏》明确说建阁“盖取文文山作歌之指奉诸死忠于明者”。而清陈玉猷《蓬亭偶存诗草》卷二诗《晚登正气阁》有注：“闻澹大师建阁时，欲以祀明殉难诸人。传以人言中止，改祀关侯”。他在当时与身后都被人视为“遗民僧”道理亦在此。正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相同的政治立场使他天然地具有与隐迹于丹霞的遗民对话的基础，而思想情感的投契也使双方很容易沟通。因此，在丹霞遗民们的心目中，他是受施的不二人选。最后，在今释与李充茂之间，还存在着一层非常特殊的关系。据今释《一超道人墓志铭》（有序）记载，清顺治六年已丑（1649），李充茂“以堵督师胤锡荐，授祠曹”，③[明]释今释：《徧行堂集》四，第175页。曾在永历朝任官，与今释为同僚。故在《丹霞山志》卷八今释《答李鉴湖居士启》中，有“今释曩厕同朝，幸邀未契；十年遥想，一旦重逢”④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13页。之语；在《丹霞山志》卷九今释《喜得丹霞山赋赠李鉴湖山主》一诗中，又有“十三年前与君别，多少披离得相见”⑤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6页。之句；《丹霞山志》卷六《高僧传》载，今地（即李充茂）曾“与澹归和尚同事，称声气之雅”；⑥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60页。而李充茂在《舍山牒》中也说到他与今释“睽违多载，寤寐靡忘”。⑦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2页。这层特殊的关系，是我们在研究李充茂舍山与今释受献的原因时所不能不注意的。

李充茂等的慷慨施山，使今释在出家多年后终于将结束行脚僧生活，有了一个远离尘嚣的弘法修行基地，因此他异常兴奋，曾作长篇七古《喜得丹霞山赠李鉴湖山主》志其事。诗中有“今朝真见吾山主，未曾下口心先与。果然一诺重千金，回首红尘在何许”⑧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6页。等句，对李充茂赞扬备至；并谈到了自己从出家到受山的种种经历与感受。

清浪军汉时出家，芒鞋踏破天之涯。金轮峰上才然头，扬子江心罢试茶。贯清堂捧栖贤令，脚挂风筝难自定。万年持钵了残经，梅岭扶筇发归兴。粥饭参苓且信缘，山林城市长奔命。雷峰无客助新工，宝水有人修旧恨。旃檀荆棘各丛林，珠玉泥沙同破甑。世上薪抽世外炉，霜朝面改花朝镜。自惭薄德暗低头，毕竟由人不自由。何时一曲理孤影，双眼看云万事休。不谓此山落吾手，恰好全身藏北斗。四岭天王俱现形，一林师子皆开口。蒲团坐地百花新，琉璃照夜孤峰走。独磬萧然散白云，五刑狂煞悲黄狗。狂歌为拜主人翁，片片烟霞手自封。敢信入鄽犹有事，从来挂角更无踪。他年欢喜思今日，峰顶月华连海碧。同侪笑指翠苔文，一寸孤心千里结。⑨陈世英、陶煊等：《丹霞山志》，第127页。

在正式收到李充茂代表丹霞山遗民写下的《舍山牒》之后，今释于康熙元年壬寅（1662）三月二十四日从广州飞锡韶州，从此躬披蒙茸，剪荆棘，筑殿宇，建寮舍，募常住，开始了其在丹霞山开辟别传寺的长达18年的艰苦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