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视角下手工编织地毯研究综述

2023-04-16徐帅程隆棣薛文良刘蕴莹

西部皮革 2023年5期

徐帅，程隆棣，薛文良，刘蕴莹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上海 201620）

自1949 年世界上最古老的栽绒地毯——巴泽雷克出土以来，出土实物、传世藏品和文献记载为学者从事地毯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源。国内外学者从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族学等角度手工编织地毯进行解读，成果颇丰，但缺乏对研究成果全面且系统的综述。本文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出发，对手工编织地毯的历史和产地、制作工艺、艺术风格、文化内涵和创新设计等五个方面的成果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1 时光走向与空间分布的见证者

地毯生产的历史如同人类文明的进化史，时间久远，跨度较大；地毯产地多集中于中亚、西亚、北非等游牧民族聚集地，沿线产地的变更见证了古代纺织技艺的发展、商品贸易的流通和不同文化的交流。

1.1 生产历史悠久，跨度较大

早在公元前3000 年，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就开始织制亚麻地毯，这也拉开了地毯编织的序幕。原始地毯编织的起源问题一直是人们所关心的焦点。20 世纪初Mumford J K[1]、Erdmann K[2]、Schurmann U[3]就东方地毯的起源问题进行探究，多数学者持欧洲文明中心论的观点，认为地毯起源于中亚和西亚的游牧民族。波斯学者[4]则提出“异地同出”论，认为埃及、中国、玛雅分别为地毯的原产地。1984 年《新疆地毯史略》一书中从新疆地毯的出土实物、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三方面论证裁绒地毯是新疆各族人民在辛勤劳动中所创造的成果，新疆是我国地毯的故乡，新疆地毯是世界地毯的始源地之一。1991 年顾钰良、王震声[5]指出地毯生产的起源不是一脉相承的，而是根据游牧生活的需要，起源于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交通闭塞之地，即地毯生产和发展出于多源。

1.2 产地分布于中亚、西亚和北非等地

Goswami K K[6]全面梳理出自公元前7000 年到20 世纪初地毯编织技艺的发展脉络，其工艺先后经历织毛毯、织花毯、裁绒毯和机制地毯，功能也由最初具有实用价值的铺垫物上升到代表着个人品位和审美观的艺术品。印度学者由此提出地毯带（Carpet Belt）的概念，即世界上主要的地毯产地集中在波斯（现伊朗）、土库曼斯坦、中亚地区、蒙古和中国。Ford[7]在其研究中同样介绍东方地毯(Oriental Carpet)的起源、发展概况。国内长期从事地毯研究的秦沿、秦广沿撰写的《东方手织地毯》中提到“手织地毯在西方被称为东方手织地毯，它的产地通常是波斯、土耳其、高加索地区、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巴基斯坦、印度和中国。”并将这些东方手织地毯的起源与丝绸之路相联系，“在那个时代，手织地毯也已经作为高级工艺品的一种进行交易。”黄能馥[8]根据中国艺毯艺术风格的不同分为北京艺毯、蒙古艺毯、新疆艺毯和西藏艺毯，并分别进行历史、纹样、色彩和工艺方面的分析。

20 世纪以来对手工编织地毯的研究为我们再现其时空领域的变迁，从地毯的多元起源到繁荣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中亚、西亚游牧民族聚集地辐射到丝绸之路沿线乃至欧洲的分布范围。

2 经纬交织与栽绒技艺的结合者

手工编织地毯按成型方法可分为织毛毯、织花毯、栽绒毯。其中织毛毯和织花毯采用经纬交织的工艺，区别在于织花毯中花纹的呈现；裁绒毯则在经纬交织的基础上利用绒头的立体感和不同色线表现出多种风格。

2.1 多种成型方法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手工编织地毯成型过程的研究较为全面，涵盖平织、裁绒、编织等不同工艺。1988 年Cegielka[9]从地毯的结构出发，详细分析地毯成型的过程，对栽绒和簇绒技术进行探究。Chauhan[10]在1997 年的《地毯百科全书》中分别介绍机制地毯和手工地毯的制作工艺和后整理过程。Goswami K K[11]细致总结手工地毯的制作流程，涉及平织、栽绒、簇绒、编织等不同工艺，并对地毯织机的不同类型进行研究，最后还在垂直织机的基础上进行了参数优化，使其更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和职工职业健康[12]。2015 年Gupta S K[13]等人对手工地毯耐久性研究进行回顾，其部分成果涉及地毯织造技术和打结类型。

2.2 手工栽绒地毯的编织工艺

手工栽绒地毯以天然纤维如棉、毛、丝为原料，使用手工纺纱、天然染料染色，配以不同的打结方式形成紧密的绒头，织出来的地毯尺寸稳定性好、图案层次分明、色彩鲜艳且不易褪色。栽绒地毯需要经过织前准备、编织成型、精修与后整三大工序，夏克尔·赛塔尔[14]在其博士论文中对维吾尔族民间织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以和田地毯为例，将织毯的工艺流程总结为：织地毯之前的准备工作、结绒毛、穿结线和击打铁梳、缠边和拉地趟边、剪地毯绒毛、把地毯从织毯机取下来、验收、修理。孙方姣[15]等指出地毯编织从简单的“单经扣”到稳定、牢固的“双经扣”栽绒技法的变革，深刻影响了国内地毯织造工艺的创新发展。同样，武敏[16]、陶颖慧[17]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

除新疆地毯的制作工艺外，学者针对其他地区所编织的地毯也展开研究。如北京宫毯，又称官坊毯，是以羊毛、蚕丝、金线、棉线为主要原料，以经纬线交错为毯身结构，以栽绒、盘金、片剪等为技艺方式，以手工织造方式进行织造的传统技艺，堪称“经纬线上的格律诗”。《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北京宫毯》和《北京宫毯织造技艺》是有关北京宫毯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书中内容涵盖宫毯的历史渊源、织造技艺的形成与发展、织造技艺的实践、文化内涵、传承、生存现状与保护措施七个方面，还将现存北京宫毯以图像方式呈现出来。李源源[18]将北京宫毯织造技术的“核心技艺”总结为织毯工艺（栽绒、盘金盘银、片剪）和图案纹样及构成方式。

又如古拙奔放、制作工艺独特的藏毯，藏毯按生产区域可分为西藏藏毯和青海藏毯。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青海藏毯。陶颖慧[17]将藏毯制作工艺总结为七个流程，三个阶段，并对其中的“重叠打结法”进行详细探究，她指出重叠打结法是在织地毯时使用一根木棍，木棍和经线垂直，在木棍和经线上套扣绕圈、剪开毛圈，形成绒头。此外岳莹莹[19]、刘文慧[20]对蒙古族传统地毯的制作工艺进行研究。织作一块阿拉善仿古地毯需经历绘图、配色、织毯、平活、片剪、洗毯、整修等工序，其中织毯作为核心步骤又可进一步分为织前上经、织作工序和下机三阶段，共十几个操作过程。

3 纹样选择与色彩配置的实践者

3.1 精美华丽的波斯地毯

作为世界上最早进行地毯编织的国家或地区之一，波斯地毯始终以工艺精湛、纹样华丽和色彩绚烂享誉世界。20 世纪前期，Ackerman P[21]、Cecil E A[22]详细分析波斯地毯典型的纹样，并讨论不同类型的纹样对地毯艺术风格的影响。2003 年韩国学者Kim H S[23]分析了188 幅波斯地毯图片，总结出10 种波斯地毯的风格类型，并进一步对生命树、莲花纹和狩猎纹等传统纹样进行剖析。2004 年Goswami K K[11]根据地毯传统图案将其分为22 种不同风格，如俾路支风、伊斯法罕风、娜因风、大不里士风等。随后Pouyan J[24]、Rudner M[25]等也进行相关的工作。国内对于波斯地毯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李明[26]按照艺术风格的不同对波斯地毯进一步分类，有伊斯法罕、喀山、克尔曼、马什哈德等，总结出传统波斯图案的特点是“用色较少，构图严谨，纹样精湛”，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审美观的变化，波斯地毯又出现了以“颜色艳丽、构图活泼、纹样自然、带有欧洲风格。”为特点的新型图案。杨静[27]深入探讨了古代伊朗伊斯兰时期的纺织品，以萨法维王朝最负盛名的阿尔达比勒地毯为例，分析指出这一时期波斯地毯典型的特点是以徽章式布局为主，偏爱卷曲缠绕的植物花卉，用色复杂华丽。赵晖[28]、张靖婕[29]等分别立足于图案、色彩的角度进行解读。

3.2 古朴独特的土库曼地毯

图案古朴典雅、色彩鲜艳饱满、品质经久不变的土库曼地毯成为中亚地毯的代表之一。1975 年Siawosch A[30]细致考察土库曼地毯中带有民族性的装饰图案。随后，Spooner B[31]从自然、社会、文化、技术四个方面建立起支撑土库曼地毯发展的骨架，分析其原材料、制作工艺、组成图案和社会价值。重点研究土库曼传统图案在地毯中的运用。Bier C[32]在1989 年的研究中提及土库曼地毯的特点，重点关注编织工艺和代表性图案。赵晓佳[33]通过阅读大量俄文文献，总结出土库曼地毯的发展历程、编织特色、艺术风格、用途及文化内涵，弥补了国内学者针对土库曼地毯研究的不足，文章详细分析作为土库曼民族象征之一的地毯花纹，即被土库曼人称作“桂尔”的八角形或菱形的图案单元。

3.3 热情奔放的新疆地毯

针对新疆地毯，近些年来国内专家侧重于其图案组成、色彩搭配的研究。1988 年、2002 年、2003 年、2011 年等的考古发掘报告涉及出土地毯的基本参数，其中包括毯子的主题纹样和色彩组成。接着贾应逸[34]、武敏[35]、王艺飞[36]、张禾[37]、周菁葆[38]、夏侠[39]、曾玉玲[40]基于出土地毯和流传下来的新疆地毯展开深入探讨。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张禾[41]对洛浦县山普拉人物栽绒毯的艺术特征及风格进行探究，总结这批栽绒毯以写实人物故事和文字为主要内容，其反映出的艺术母题和风格先形成于大夏和犍陀罗的贵霜时期，随后融合当地传统，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2006 年王艺飞[36]指出新疆地毯的图案和设计色彩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图案设计上，吸收东西方文化艺术与宗教艺术精华，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色。2014 年冯雅兰[42]在现有新疆地毯样式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来地毯创新设计的发展，将新疆地毯主要的传统图案分为16 种样式，并深入剖析传统边饰纹样。

4 民族信仰与宗教文化的表达者

地毯作为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工艺品，是对特定的创造人群以及使用人群的信仰、精神的表达。既有表面物质层面的研究意义，也有其内在文化层面的研究价值。

4.1 波斯地毯的文化内涵

针对传统波斯地毯图案所代表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国外学者涉及较多。Mahla T[47]、Tayebbeh S[48]、Mahnaz S[49]、Lee H S[50]等人探讨波斯地毯中的物象表达。作为地毯中常用图案之一的生命树与波斯文明密切相关，在波斯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在古代，人们相信，树木是宇宙的轴，它连接天、地域和冥界，树的根部紧抓住地面，枝干向天空茁壮伸展，连接了宇宙中重要的三个世界，象征生命不死与智能”。Mahla T 和Reza A 指出，波斯地毯的生命树以云杉纹样为主，布局左右对称，表现出终年常青且苍劲挺拔的形象，象征着生命的无限，自然界中的万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都有其个性特征。Tayebbeh S 和Mahnaz S 则认为生命树这一装饰母题折射出原始装饰艺术的神秘，其中不同种类的植物和数目，可被视作人类祈祷的标识。Mahnaz S 从鸟的图案与形式视角入手，重点分析鸟类在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时期对伊朗文化与文学中的象征意义，认为鸟是解放和自由的象征，它本身代表着天堂。王晓玲[51]在《草原丝绸之路动物风格造型中的波斯艺术因素探析》中也提及相关的文化象征。王泽壮，岳晋艳[52]则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探讨波斯地毯艺术与中国文化元素之间的联系。

4.2 新疆地毯的文化内涵

针对国内地毯文化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疆地毯图案上。2008 年阿曼古丽·尤努斯[53]探讨和田地毯文化及其变迁，通过在洛浦县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研究和田地毯的历史、工艺、图案和传承现状，并由此挖掘和田地毯的消费价值、文化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文章指出“把自然界作为自己主要表现内容的和田地毯的产生原本就是一个文化现象。”2011 年，布拉比亚木[54]根据和田、喀什地区地毯图案的调研和分析，梳理新疆地毯图案的演变历程，从历史传承性、民族民间性、传播交流性和织毯中的《工艺经》四个角度追溯织毯工艺的文化来源；从地毯图案探究维吾尔族文化的构成。布拉比亚木还依据地毯图案上留下的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印记，探讨宗教演变过程与维吾尔族文化多元性之间的密切联系。万鑫悦[55]从装饰艺术学科专业特色出发，对新疆毯、宁夏毯、陕西毯、甘肃毯、青海毯中的图案、色彩、材料、工艺等方面进行详细研究，并着重结合地域宗教，分析其文化内涵。她指出西北地区织毯艺术装饰的目的在于其对地域人文精神的体现和宗教思想的传播。

手工编织地毯的图案逐渐成为民族民间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地域人文精神的缩影。图案研究是学者们针对文化内涵的主要切入点，而对于艺术风格中的色彩要素或整体排列布局的分析较少。

5 创新发展与设计应用的推动者

21 世纪开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观念的转变，传统手工编织地毯的艺术风格和应用场景也随之发生变化，再加上国家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或设计师借鉴手工地毯的纹样、色彩、工艺进行创新性的设计应用。Bier C[56-58]对东方地毯的制作工艺和艺术风格做过较为深入的分析，在2000 年[58]的研究中指出东方地毯的图案是选择和约束的结果，他总结出打破地毯图案对称性的四种方式，分别为颜色、形制、图案和空间的变换，这种对称性的打破可为现代室内设计提供更多灵感来源。2015 年陶颖慧[17]提取维吾尔族清真寺、布达拉宫的图案和色彩，借鉴现代的构图法进行重新组合，创作出复古传统、鲜艳明朗、柔美浪漫和雍容华贵四套不同风格的地毯配色，以适应现代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求。2017 年田晗琦[59]将地毯色彩与VI 设计相结合，设计出VI 辅助图形对比色配色图和同类色配色图，并将其应用到名片、信封、明信片等具体场景中。许崇岫[60]在2018 年分析传统手工地毯现状，给出保护传统手工地毯的对策，指出传统手工艺和旅游业相结合，可以创新发展手工地毯文化，开发传统手工地毯特色旅游产品，如传统手工地毯壁挂、挂毯等旅游纪念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