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加勉

个人性风格明显的张二棍于2021年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搬山寄》（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2月版），较之前的诗集在遣词上更为洗练，游弋于古意与童心之间的思索浸透着诗的灵光。诗集中的部分作品根植佛学禅味，似乎囿于思辨的牢笼萦绕不散。怎么样的阐释才能不破坏虔诚的余韵？或者说，某些将虔诚自许的表述其实面临着被证伪的危机？读过《搬山寄》后就“仿佛若有光”的期许感。

一 时间书写下的古意与童心

让我们跟随《搬山寄》展开从古到今的目光，从“古道荒草”行到沉重的日常生活意象。身处当代的诗歌创作者们在“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的童诗启蒙中长大，创作不免携带着传统的能量。相较于为北岛敏锐感知的“古老的敌意”，张二棍在《冬日，有人练习倒立行走》中畅想着一种“古老的善意”，在“廉价的扩音喇叭，售卖着廉价的/老鼠药和蟑螂药”，而“此生，读书如寻隐者/此生，写作是归去来”。不如诗、不似梦的生活需要跳脱时空去大胆想象，面对回不去的时间诗人极易抒发“今不如古”的感慨，有着劝慰屈原的“渔夫”立场。如《邀》中，张二棍尝试“复活屈原”，面对“谈论石头和肉身，哪个/更沉重，哪个更恒久”的设问时，诗人答案是“我独乐，独忧，独自抚养着一个草木皆兵的乱世”。这样的古意显得放逐且消极，但在诗歌史上却是求生之道。现代诗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困境，在《搬山寄》中呈现的是“供谁啊，埋谁啊，真是两难”。

《搬山寄》书写着时间又解构着时间。低调行进的时针冰冷无情，如《镜中》诗人的自我分裂：“一个老钟表的刻度……/都如此轻易，改变了我”。更具时间性的《十二个梦》中，诗人以时钟数字的命名（第1-11梦与第0梦），奇崛阴沉、布满狂想；对“哭丧人”角色的速写发散出怅惘气质，“在前一个梦境里，打听过他”，又以后现代方式戏谑道“你扫一扫，人世间的那些遗像吧”。特别要注意的是诗中人与羊的角色对调，“我望着它，把自己/吊起来，剥着自己的皮”，似乎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思想试验，异质的意象背后埋伏了郁结的心绪。更值得玩味的是，《十二梦》中“我一定还有无法赎清的罪”，似乎由某种原罪意识转向了乡土自然崇拜。《十二梦》结尾的“第0梦”中，张二棍对自然意象拟人化并写出梦魇般的现实轮回，是非对错、左右之争在诗人脑海中的争战表述很诚挚，但诗人将自然神圣化后却以避世者自许。

张二棍在《稻草人》中自比为时代的“稻草人”，运笔之中流露着自省意识，展露着自在平和的心绪，末句“没心没肺”的自嘲反证着诗人的“有心有肺”。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中探讨过中文中隐匿的武侠精神脉络，《搬山寄》中就流露出一种武侠情结与古典美感。张二棍自许“隐士”，对传统山水美学念兹在兹。如他在《山中去》中作为旁观者，却无法阻止“求仙、寻宝、找风水”的迷信行为；面对世俗功利，也只能神秘地收笔“我永远也不说”，制造古味的留白。漫游者张二棍立足在星辰与大地之上，对诗意的栖居进行着想象，写作着有根的诗。在张二棍的诗中，有着对远古知音的渴求，虔诚而洒脱，童真且静美。《黄昏记》中，他以“人间圣物”比喻着童真的珍贵，但《那是我》中的童年却卑微如“旧纸片”，背后是童年的艰辛与魔幻的现实。诗人在《春寒》中送别了童真，“一次次，往通红的炉火里，跳……我们仍没有资格，用这颠沛的躯体/匹配……我们的一生，只是用来练习道别”。人世的无常、生活的无定均被张二棍收入笔下，却无法驱散诗愁，正如《谈谈钟表》里，“那个最慢的/像个最阴险的皇帝”，是对永恒的猜想和对抽象哲思的若即若离。

二 禅味中的佛教情思

“一苇渡江”而来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影响几何？张二棍并未在《搬山寄》中试图去回答这样的诘问，但部分作品中的宗教感触常以直观形式展现。如《脑海，即苦海》中记叙的一次打坐经历，“婚礼进行曲”和“哀乐”的意象并列，展示着苦、乐相生，末句“案头的一只空碗，风起云涌”，营造了空空如也的虚无感。张二棍试图与疼痛共情，将苦难当作修行，对心灵栖所的营造往往显出“乐受亦苦”的佛教意识，显得别有禅味。

张二棍在《搬山寄》中，以无常的命运观质疑桃花源式的诗意栖居，夹杂着“万念俱空”的佛教情思。如《坊间谈》的肉铺见闻以冷眼观世的姿态解构着沉重的肉身，遣词造句可谓“刁钻”，就对应着佛教“不杀生”的持戒，也夹杂着“复活食物”的狂想。诗人坦承，面对“生本不乐”的人世困境，会软弱与健忘，“我什么都信，点了点头，又点了点头……舔舐着善，舔舐着恶”（《舔舐》）；面对非公义处境时，会在卑微中寻觅崇高，如《无题》中“哭着的疯女人”，在小县城“看客们”的围观中变得弱势且高尚，“仿佛，只要她哭过，我们的泪水/就会少一点，而这世界/就会美好一点”；面对伦理的选择，会依照佛教的“去是非心”教义来处理善与恶的对峙，“催我自首，唤我伏法”（《沙尘暴》）。张二棍的“负罪”写作呼唤读者良知，也烛照着写作者自省的灵魂。一面，是乡土古意在繁复的死亡意象群上起舞；另一面，是有灵的万物和有情的众生。在这种挽歌加牧歌的合奏下，张二棍放逐了诗歌写作崇高的质疑与批判责任，“这是他们的真身/不是死亡的悬疑”（《雁门诗行》），选择了与自己“过度地”和解，这背后是佛教情怀使然，却易让读诗者感到稍有欠缺。

“本来无一物”的禅宗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其影响而成的诗歌中往往融合着古典意趣与言语机锋。张二棍诗集《搬山寄》中的风景，往往就是人和自然的相互演绎，“此时，谁站在这落日下/谁就是被落日洗礼的人。也是在幸福中，等待更大的幸福的人”（《山野行》）；聚焦到抽象的思辨时，则往往显得冷寂而费解，“狗被人所摆布，而人又为什么所摆布”（《袋鼠》）；野趣并禅趣的诗掩饰不了内心的波折，“琴弦般起伏的心”藏有忍不住的人性关怀，“我比人群，永远多余一具身体”（《无邪书》）。诗人乐此不疲地寻觅着自然中的恒久启发，在这一过程中带着一定程度的孤芳自赏。《山野行》中出现的“草/才是旷野上的无冕之王”，记叙着“不朽”的野草，与鲁迅笔下“速朽”的野草形成了在百年时空两端上的逆反。

张二棍孤独地站立于北方大地，面对苍茫的自然始终不失谦卑，这是佛教情怀下的自怜与自恋，是《哈巴河杂记》中“千年万载，悼念我”的感叹，也回响着孔子“天何言哉”的感慨，可之于诗歌，语言是无可脱离的。这就让《搬山寄》显得醉意弥漫，又空空如也。

三 虚玄的精神困境

莫言的打油诗《食草家族》里有“费解之处不须解，于无声处弄虚玄”的诗句，用来形容张二棍的精神困境是恰当的。张二棍在《麦田》一诗中畅想着诗意的栖居，“让每个驻足的人，都为之震撼，并在内心/筹建着各自的粮仓”，却在处理精神思辨时略显无措。这种不安的内心背后是保守的乡土文化，也让诗人成了信仰的局外人。因此，诗集《搬山寄》的精神困境是诗人自造的。

张二棍在诗歌的遣词中流露一种远古的神秘感，也用窒息般的绝望“看守着/自己的木乃伊”（《寓言》）。诗人对写作本身的解构，往往会引发创作者的自省。如《笔墨刑》中，“无辜的汉字”成为了“漆黑的供词，和干涸的遗言”，似乎是诗人在探讨写作删减背后的权力博弈；末句“仿佛杀了一遍，又剐一遍”的血腥，象征着充满危险的涂改，暗示了诗歌言说的恐惧。现实对诗意之梦的束缚，让张二棍的自省显得无奈又无力，只好“让每一双/横空长出的翅膀，弃我而去”（《疑心病》）。在莫名的精神困境之下，诗被“流放到无垠而黑暗的远方……每个黥面者，一定有热辣辣的/疼痛，需要喊出来”（《黥面》）。如果说诗中是张二棍对个体言说的守卫，不如说是一种流亡意识。“天地不仁”的历史进程中往往充满了粗犷、硬核与肃杀，“世上，总有些说不清的事/要发生”（《雁门诗行》）。张二棍的模糊化处理不仅是躲避崇高的求生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拒绝了一些自封的神明。

诗集《搬山寄》中的作品往往在奇异荒诞的意象铺陈后，会以安抚人心的笔调收笔。在《外星人记事》中，张二棍想象与“天外客”对谈，“说完，他就如流星一样，熄灭了自己”，喟叹着永生的孤独。在《失明》中，将视角聚焦在日常艺术，“哪怕一个最细微的声音，都会/吃掉，一点点身体。直到……”在《晃》中，则对现代视频传媒有自己的看法，“在悬崖上，在生死间/在几十秒的视频里，在长如一生的镜头里”。在《皮影戏》中，狂想诗歌写作容易导向“人戏不分”的幻灭感，“一张张皮，就成了一条条命”。冷寂的意象伴着冷峻地运笔，张二棍成了一个过时的古人，建构着自己的“空境”，但似乎只能装得下他自己。

洪子诚先生在《破晓之歌》中写到，“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而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由此引出的阐释，不由让诗歌研究者们深思，“目标高悬的焦躁等待并没有什么益处；而支撑、不断发酵着我们的焦虑症的历史观，是对持续进步的‘时间神话’的毫无检讨的信仰”。面对虚玄的精神困境，张二棍在诗集《搬山寄》中，对终极性抱有隐秘的期待吗？答案是复杂的。诗人难以超出乡土宗族意识，保守的乡土上和《搬山寄》中呈现出的现代性有着别致的戏谑感。如《山村里的神树》中，神像向人的“讨要”行为；《一场戏的尽头》中，复活了皇帝、戏子的狂想；在《轮回》里，“一个人清苦一点/钱就不会飞走”，这些诗中的迷信与金钱崇拜，背后是对乡土的忧思，混杂着诗人的个人臆想与对神秘感的刻意营造。在厚重的苍凉黄土之上，张二棍乐此不疲地在想象中起舞，在生死轮回中寻觅答案。我认为他在逃离“拜物教”的梦魇后，等待着的是古典诗情的新生。

四 结语

诗人张二棍在诗集《搬山寄》中，以凡人之躯寻觅着童真的诗韵；在舒缓的乡土自然书写背后，是遣词的苦心孤诣，正如《黄昏记》中，“每一句都是绝笔，每一句都没有来处”。在孤勇的诗人眼中有火，心中有光，也渴求着终极璀璨的诗歌灵光。

诗集《搬山寄》的收官之作为26节组诗《微词集》，张二棍在古意中洒脱起笔，谦卑地自视“我这样一坐地狱”，流露着赶不走处世的迷惘感。诗人试图融入世俗，又刻意保持着与被观察对象的界限，随之而成的张力化作了一句句“微词”。他的“微词”有着哲思偶记的色彩，但终究陷入了禅味的虚无；怀着敏感的诗心寻访古道，却发现无路可走，又处处可走——这似乎是现代诗歌发展的真实写照。张二棍在《搬山寄》的收尾写道，“吃饱了撑着，为自己刻一方闲章/——饿念难消”，呈现出无法安息的灵魂伴随着无法深信的怅惘。

掩卷后我不免悬想：难消的诗情背后是肉身的“饿念难消”，还是人心的“恶念难消”？我有理由期待张二棍能寻觅或回归到更真、更高的诗歌之源，毕竟那是让文学先锋者甘愿成为守望者的精神支点，闪烁着“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张二棍的“搬山”试图以一己之念突破乡土叙事的窠臼，实现艰难的自我超越，其中也遇到了经典化的瓶颈，但他还有足够的岁月去处理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