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庆国 丁淑红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交往，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中国灿烂的文明、富有智慧的东方古国形象在阿拉伯世界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尽管阿拉伯古籍对中国的记述十分丰富，但这些记述却很少探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国文化在古代阿拉伯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瓷器、丝绸、茶叶等器物层面。阿拉伯人对于中国的哲学、文学、学术等思想成就，一直存在生疏感和模糊感。直到20 世纪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阿拉伯人开始有机会逐渐了解孔子、老子等思想家体现的中国古代思想。

一、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的传播概况

第一部完整译成阿拉伯文的中国文化经典是《论语》，于1935 年在开罗问世，其译者是其时就读于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日后的北京大学教授马坚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阿拉伯学术界对中国思想的关注度明显增加。20 世纪50 年代初期，黎巴嫩著名学者、辞典编纂家穆尼尔·巴勒贝基（，1918 —1999）编选、翻译了一套《自我教育》丛书，其中收入从英语译成阿拉伯文的林语堂著作《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53 年在贝鲁特大众科学出版社出版阿拉伯文版时定名为《来自中国的哲学》（）。林语堂的这部英文作品虽然不是一部旨在介绍、研究中国哲学的学术著作，但其中也谈及“发现自我”的庄子，兼具“情智勇”的孟子，主张“玩世、愚纯、潜隐”的老子，提倡“中庸哲学”的子思，以及“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因此，这部通俗、有趣的作品颇有助于阿拉伯人了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及其生活智慧的哲学渊源。由此可见，译者将其译为《来自中国的哲学》也有一定道理。

辛特纳维在书中还较为详尽地叙述了孔子的生平及其生活的中国社会背景，介绍了孔子学说的主要内容，以及孔子之后儒家学说在中国的发展，并将孔子和老子的思想作了简要的对比。最后，作者对孔子作了如下评价：

许多人认为孔子并未提出新的学说。实际上，他对于教化中国人贡献巨大。他整理、编辑了上古的文化遗产，为其注入新的精神，使古遗产焕然一新，让中国人乐于阅读并从中获益。他还是一位实干家，唯以现实为重。他提倡克己复礼，一方面尊重君王，同时又敢于批评其不当行为。他重视常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不关注狂徒异人的逆常之举，也不关注怪力乱神。他还蔑视军事，视其为次要事务。

这位审慎而忘我的人道主义先哲，在家庭生活中怡然自得。他热爱音乐，闻诗乐而起舞，和弟子、门徒亲如一家人：如有人夭折，他会如丧亲子一般恸哭。③同上，第148 —149 页。

由上述可知，辛特纳维在《三贤哲》中对孔子的介绍是比较全面详尽的，他对孔子学说的理解比较准确，评价也客观公正，为20 世纪中叶阿拉伯知识界了解孔子和儒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埃及开罗出版了一套《东西方思想家》丛书，其中收入《孔子：中国的先知》（一书，孔子是唯一被列入该丛书的中国思想家。作者为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文学院讲师哈桑·苏阿凡（）。该书由埃及复兴出版社于1956 年出版，作者主要参考英文著作写作此书。鉴于它是阿拉伯世界第一部专门介绍孔子思想的阿拉伯文著作，所以问世后一直是阿拉伯学者了解、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参考书。

该书除《序言》外，共十章，章次分别为：《孔子的生平》《品质和习性》《著作和弟子》《道德哲学》《宗教观、形而上学和政治观》《音乐思想》《教育学说》《文学和科学》《作为中国国家宗教的儒学》《儒学和其他中国思想》。该书不仅对孔子的思想作了较详尽的阐述，而且肯定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作者指出：

在不久之前，人们都还认为是古希腊哲学家最早提出值得重视的哲学理论；实际上，至今仍有许多学者持有这种观点，并认为古希腊人乃是无可争议的哲学“领军者”。然而，大多数应和这种观点的人们并非真的信奉这种观点，而是出于对希腊及西方文明的迷信，出于对东方人的蔑视，有意要让东方人以不能自立的落后民族形象呈现。那些认为东方传统思想在总体上没有古希腊哲学成熟的传统观念，纯粹是一种以殖民主义为基础的观点，与学术毫无关系，因为它怀有一个政治目的：为西方国家19、20 世纪对东方国家的殖民提供理据，其借口是东方社会是落后的，思维尚不成熟，只适合在那些继承了希腊文明传统的西方国家保护下生活。①哈桑·苏阿凡：《孔子：中国的先知·序言》，开罗：复兴出版社，1956 年，第2 页。

作为一位在法国接受了学术训练的埃及学者，作者能在20 世纪50 年代提出这样公允公正的观点，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序言》中还说明了撰写这部著作的大背景：

在（1952 年）革命之后，埃及努力加强与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及阿拉伯各国的合作；笔者撰写此书，也旨在为这些努力添砖加瓦。1955 年4 月万隆会议成功举行，并超过所有人的预期，就是这些努力取得的最佳成果。笔者希望，在本书之后，还有更多探讨东方国家文化、文明的著作问世，以让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的兄弟们能了解东方各国历代的文明与文化现象，从而增进彼此的政治、经济与思想合作。②同上，第3 —4 页。

由此可见，埃及学者苏阿凡在介绍孔子和中国文化时，能用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视角看待中国文化，这突显了这位学者对自我身份、自我立场的清醒意识。这是尤其值得称道的，此书的价值也因此得以突显。

1971 年，埃及出版总署出版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译作，书名为《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原著作者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 —1994)。英 文 版 于1963 年出版，阿拉伯文版由阿卜杜·哈米德·赛利姆（翻译。这部著作选取了中国哲学史上从先秦直到毛泽东为止的重点哲学家，并选择各自思想中最能代表哲学家特点的部分予以重点介绍。这样的写法，能使读者对每位哲学家的思想特征都有清晰的了解。阿拉伯文版问世后曾多次再版，2007 年又被列入埃及“家庭文库”丛书再版。出版者在新版《序言》中写道：

今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无疑，这一地位并非一日之功，它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一个悠久文明的丰富遗产之产物。在公元前数个世纪之前，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既已形成，它为人类贡献了许多发明，如纸、墨、货币等；中国的思想遗产也同样丰富，从孔子的智慧之言到毛泽东思想，可谓洋洋大观，许多民族都从中汲取了思想源泉。①顾立雅著，阿卜杜·哈米德·赛利姆译：《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序言》，开罗：埃及图书总署，2007 年，第1 页。

《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虽非阿拉伯学者的原创著作，但鉴于该书原作及其作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其阿拉伯文译本也对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2011 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教授翻译了由何兆武、步近智、唐宇元、孙开太撰写的《中国思想发展史》，由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出版。此书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将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思想史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为体现中国几千年来思想、文化的丰富性，编写者除了介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外，还对经济思想、科学思想、史学思想、文学思想以及农民革命思想等都作了简要系统的阐述。美中不足的是，本书成稿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在指导思想、学术观念等方面受到当时政治、社会环境的制约，未能体现我国当代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最新认识和成果。但是，这部阿拉伯文译作是第一部由阿拉伯汉学家直接从中文翻译的中国思想史，也是第一部译成阿拉伯文的由中国人撰写的思想史，其学术意义值得肯定。

2012 年，位于贝鲁特的阿拉伯世界著名智库“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出版了由穆罕默德·哈穆德（）从法文翻译的《中国思想史》）。该书作者为法籍华人学者、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程艾兰女士。此书源于大学讲课草纲，法文版于1997 年发表，后得到国际汉学界高度评价。《中国思想史》的阿拉伯文译本篇幅达846 页，译者在《译者序》中写道：

我们对中国所知甚少，尽管近年来我们开始关注这个国家，尤其是经济层面。本书既全面又细致地给读者呈现了从2000 年前商朝开始到1919 年五四运动为止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这一思想历久弥新，至今仍然每天都在证明它具有引人注目的卓越能力。先知穆罕默德曾有教诲“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到底表明了中国的遥远还是富有知识？阅读此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先知圣训的意图。②程艾兰著，穆罕默德·哈穆德译：《中国思想史·译者序》，贝鲁特：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2012 年，第10 页。

进入21 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大，不少阿拉伯大学的博士、硕士论文也以中国思想和思想家为研究对象。例如，埃及青年学者海莱·艾布·法图赫（）女士师从埃及当代著名哲学家、曾任开罗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哈桑·哈乃斐（，1935 —2021）教授，在他指导下以孔子为研究对象，分别撰写了硕士和博士论文。海莱虽然不懂中文，但具有哲学专业的学术背景，其博士论文《道德与政治哲学：孔子的理想国》（）于2000 年在开罗出版。作者从道德、政治、教育三个层面阐述孔子的哲学，认为这三个层面构成了孔子理想国的基础。论文的结语部分对孔子理想国的特点作了如下总结：

孔子的理想国有许多特点，其中既有与西方的乌托邦理想国相似之处，也有与之不同之处。其最主要特点，在于它不仅设想未来、召唤未来，而且致力于在现实生活中为实现理想的未来而努力。因此，孔子并不像其他思想家那样仅仅描绘人类应有的理想国图景，他还设计了建立这一理想国的机制和方式。孔子相信，通过文化和教育改变民众，是建立理想国的最重要方式。因此，启蒙和教化，是建立公正国家、实现世界和平的道德和政治基础。

孔子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是一位垂范万世的伟大教师，而且在于他将人的幸福和福祉与人的教化联系起来，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冲突，旨在唤醒社会的良知，让被边缘化的阶层意识到社会的危机。尽管孔子认为人民有权革命，奋起反抗腐败的社会制度，但他更强调实现文化和教育的革命。他呼吁改变教育方式，让君王和臣民了解各自的权利和义务。

为应对现实的危机，孔子提出了许多有关政治和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理性设想。这使得孔子学说具有实用性特征。因此，它与东方宗教中常见的逃避现实、不愿实行改良的神秘主义倾向大异其趣。孔子学说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密切联系，也因而得以在中华文明的漫长历史中得到传承。①海莱·艾布·法图赫：《道德与政治哲学：孔子的理想国》，开罗：格巴出版社，2000 年，第201 —204 页。

在埃及哲学名家指导下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是一部研究孔子思想的有深度、有新意的哲学理论著作，体现了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学人的学术水准。

二、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的传播代表

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传播的将近一个世纪历程中，出现了多位重要的学者、翻译家，如中国学者马坚（1906 —1978）、埃及学者 福 阿 德·穆 罕 默 德·西 伯 勒（1915 —1975）、伊拉克思想家哈迪·阿莱维（，1932 —1998）、埃 及 汉 学 家 穆 赫森·法尔加尼（）等，他们为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马坚

马坚，我国著名的回族学者、宗教学家、阿拉伯语语言学家和翻译家。1931 年作为中国首批留学埃及学生团成员之一，赴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求学，1939 年毕业于开罗大学阿拉伯语学院，并返回祖国。1946 年起，在北京大学担任阿拉伯语教授。马坚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毕生从事伊斯兰学术研究和阿拉伯语教学科研工作，其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成就是高水平地翻译了《古兰经》全文。此外，他的重要著译作品还有《伊斯兰哲学史》、《阿拉伯通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伊斯兰教概观》（）等。他主持编写的《阿拉伯语汉语词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迄今使用最为广泛的同类词典。

在开罗留学期间，马坚曾于1934 年应邀在开罗伊斯兰促进会发表学术演讲，介绍中国文化及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情况。演讲稿后作为单行本出版，书名是《中国伊斯兰教概观》。在这次演讲中，马坚对孔子及其思想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指出孔子是一种学说，有别于宗教。他说：

中国人十分尊敬孔子，就像穆斯林尊敬众先知一样。他们在各地修建孔庙，供奉祭祀，因此他的学说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的宗教。但事实上，孔子的学说并不是宗教，孔子本人并没有说他在传播“天启”或预言未来，他也没有像其他众先知那样显现出奇迹。《论语》中记载的他的一些言论，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学生（季路）问他，死是怎么一回事？鬼神是怎么一回事？孔子回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学生还说：“子不语怪、力、乱、神。”②马坚：《中国伊斯兰教概观》，转引自李振中编著《马坚传》，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44 页。

马坚在演讲中还谈及道家哲学与道教：

《道德经》一书是纯哲学，没有一点宗教的味道，说的完全是政治和道德的基本原则，其基本理论是“道”——即自然法则，它是最高的“法”，它先于天地，是万物的始和终。老子认为一个真正的人应该掌握天地之奥妙，通晓万物之真谛，而对人们的褒贬可以不屑一顾，把人们的赞成和反对置之脑后……老子的道德原则有别于孔子的道德原则，后者主张以善对恶，前者主张以恶对恶，主张“知足不辱”“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认为“柔能克刚，弱可制强”。①李振中：《马坚传》，第45 页。

他还指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老子的思想更接近于哲理，而不是宗教。道教不是建立在老子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是由道家思想衍生出来的，其中夹杂着许多迷信，在老子去世500 多年后才出现。道教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儒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人的宗教需要，而佛教的传入刺激了这种宗教欲望，于是到处修建寺庙道观。②同上，第46 页。

由此可见，1934 年的马坚虽然未届而立之年，且常年在国外求学，但他对儒家、道家思想的认识是准确到位、客观公正的，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学者，他在行文中对儒、道思想充满尊重，并未因为儒家或道家并不属于“天启”宗教的范畴而狭隘地予以贬低，说明他思想开明，心胸开阔。

1934 年，马坚应埃及友人之邀开始将《论语》译成阿拉伯文，译本于1935 年在开罗出版。他在《译者序言》中说明了此项译事的缘由：

马坚不仅精通汉语和阿拉伯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也有深厚造诣，而且治学态度严谨，从事翻译时字斟句酌、一丝不苟。《论语》中出现了大量具有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特色、与阿拉伯文化背景有很大出入的词语和术语，这给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马坚却总能准确把握中文的原意，翻译成地道、典雅的阿拉伯文，这显示出他对阿拉伯语语言文化知识具有很高的造诣。例如，在翻译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仁”这个概念时，马坚采用了阿拉伯语中与“人”同源、表示“完美人格”的一词。这个译词的选择是十分精当的，因为儒家学说中的“仁”也着眼于“人”④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篇》第22 节）“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章句下》第16 节）；在中阿语言中，这两个词的对应性和契合度是最高的。因此，笔者和叙利亚著名学者费拉斯（前几年在合作重译《论语》时，经再三斟酌，决定沿用马坚先生的译法翻译“仁”这一概念。

总体而言，马坚的《论语》阿拉伯文译本准确达意、通顺流畅，文采斐然，达到了很高的水准。无论就译作问世的时间还是达到的水平而言，马坚都当之无愧地堪称用阿拉伯文译介中国文化经典的第一人。为马坚作传的李振中教授对马坚先生翻译《论语》这一壮举予以高度评价：

（马坚）时年仅28 岁，就能把这样一部内容丰富、哲理深邃的中国重要古典文献译成阿拉伯文，说明了马坚先生的勇气和信心。这种勇气和信心来自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底，也来自他的阿拉伯语言和文学的深厚功底……联想起来，60 年前马坚先生还在开罗留学期间，就将该书译成阿拉伯文并出版，不能不令人暗暗佩服，肃然起敬。⑤李振中：《马坚传》，第72 页。

马坚先生的学生、北京大学著名学者仲跻昆教授曾经记述过这样一件往事：

记得1980 年，我们几个在开罗进修的同志去拜访大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时，他回忆说：“给我印象最深的两本中国书，一本是讲一个人力车夫的故事，另一本则是孔子的书，是一个中国留学生翻译的，是我们的同学，他很用功，后来成了中国的东方学者，还来开罗访问过……”他说的两本书，一本是由英文转译的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另一本就是马坚先生当时在开罗翻译并出版的《论语》。由此可见，马先生当时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深刻，他的译著在国外又有多么大的影响了。①仲跻昆：《忆马坚先生》，转引自李振中编著《马坚传》，第64 —65 页。

（二）福阿德·穆罕默德·西伯勒

福阿德·穆罕默德·西伯勒，埃及外交官、学者、翻译家，在埃及外交部任职近30 年，曾担任埃及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在从事外交工作之余，他一直笔耕不辍，发表的著译作品有《埃及在文明构建中的作用》（）、《汤因比的历史观》（）、《中国哲学》（）、《政治圣徒甘地》（）等。

1967 年、1968 年，西伯勒撰写的两卷本《中国智慧》（）先后由开罗知识出版社出版。鉴于阿拉伯文中经常用“智慧”（）一词代指“哲学”（），所以书名可以译为《中国哲学》。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平，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此书出版迄今，在阿拉伯国家问世的大多数关于中国哲学的著作，都把该书列为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

《中国哲学》一书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作者对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的地位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了解、研究中国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他在《序言》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任何旨在实现世界和平的全球性政治、经济秩序的努力若要取得成果，都必须作出真诚而强有力的行动，去缩小不同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差距。在这方面，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忽视像中国这样伟大国家的思想风格。这不仅因为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因为它继承了一个悠久的文明遗产，而其人民也决心再现昔日荣耀，在国际社会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②西伯勒：《中国哲学·上卷》，开罗：知识出版社，1967 年，第6 页。

在书中，他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

孔子是人类历史舞台上出现的极少数仍然留下深刻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归功于他强有力的个性、超凡的文化禀赋和杰出的思想成就。作为一个教育家、传记家、注释家、文化与文学遗产的创造者，他极为成功地塑造了中国人别具一格的思维和品德。在中国历史中，再也找不到像他这样对本民族思想留下那么深刻影响的人物……一个中国人也许会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但他依然保有儒者的本性，因为儒家思想不仅是国民信奉或表达的一种信仰，它还成了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跟中华民族的总体思想合为一体，甚至成了“中国人”这个称谓的指称意义。儒家的经典著作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立法和原则，而且是属于全民族的思想遗产。③同上，第63 页。

对于和儒家思想一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经纬的道家思想，作者也有十分精当、独到的评价：

道家在中国思想中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除了儒家以外，再没有别的流派像道家那样经久不衰，迄今依然保持着对中国人大脑的吸引力。尽管两个流派差异很大，但二者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互补的，像两股激流一样，在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沃土上平行奔涌……当儒家哲学家——在多数情况下——雕琢文辞、评判是非、关注抽象逻辑的问题时，早期道家的作品却另辟蹊径，具有愉悦的风格，洋溢着诗意，热衷于文字游戏，其中还不乏苏非式的冥想和形而上的主题……

道家以其卓越的思想成果，丰富了中国的诗歌和想象力，并为中国人的心灵披上了之前缺少的哲学外衣，纠正了儒家的一本正经。于是，当中国人在生活中得意时，他便是个儒家；当他失意了，就变成了道家。道家催生了大量与神秘主义和诗歌有关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道家，中国思想就会沦为肤浅和僵化。①西伯勒：《中国哲学·上卷》，第210 页。

此外，作者对于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和清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也都有很中肯、积极的评价。

其次，对古今中国哲学的介绍与分析十分系统、全面，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通史。全书共分上、下卷，上卷共七章，378 页，章次是：第一章《中国智慧的肇始》、第二章《儒家及其代表人物》、第三章《墨家学派》、第四章《道家》、第五章《法家》、第六章《（儒家和道家的）融合倾向》、第七章《佛教》。下卷共五章，405 页，章次是：第八章《儒家的复兴运动》、第九章《西方的入侵及其结果》、第十章《辛亥革命及借鉴西学运动》、第十一章《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第十二章《中国共产主义思想倾向及其背离》（主要探讨毛泽东的矛盾论、辩证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等思想，也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思想倾向）。由此可见，全书全景式地呈现了中国哲学的主要流派、倾向及其代表人物。

最后，资料翔实、丰富，其中不乏通过访谈、对话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序言》中说明他撰著该书的主要依据：1.译成英文的中文著作；2.欧洲和美国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专著；3.作者和中外哲学家与学者的多次谈话；4.作者于1957 年、1963 年、1965 年对中国进行的三次访问。作者曾于1965 年4 月12 日在武汉采访过毛泽东主席，内容有关积极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据作者回忆，毛泽东主席在采访中表示：中立和不结盟的立场不仅应体现在政治、经济领域，还应体现在文化领域；中国愿在全世界率先实现这一目标，并愿意为之奋斗和作出牺牲。②同上，第14 页。

总之，西伯勒的《中国哲学》一书，是阿拉伯学者迄今用阿拉伯文撰写的最全面、最有深度、最有价值的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著作。作者虽然并非专职学者，但其取得的学术成就，奠定了他在阿拉伯学界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先驱者地位。

（三）哈迪·阿莱维

哈迪·阿莱维，伊拉克著名学者、思想家。1956 年毕业于巴格达大学经济系，青年时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参加左翼政党活动。1976 年，为躲避伊拉克国内的政治迫害，他经友人介绍，来到中国外文局工作，担任阿拉伯语专家。1981 年离开中国回国，1990 年再度来华，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担任阿拉伯语专家至1994 年。此后他前往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定居，直至1998 年去世。

阿莱维共发表了20 本著作，包括《历史与遗产的若干驿站》（）、《政治和文学中的呈现与隐匿》（、《伊斯兰历史中的坦荡人物》（）等，这些著作表现了他深刻的学术见解及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历史的全新解读。

20 世纪70 年代，阿莱维在北京工作期间，结识了时任《今日中国》主编的著名国际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 —2005）。在爱泼斯坦的鼓励、帮助和引导下，阿莱维在工作之余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哲学，并通过英文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经过几年的学习，阿莱维不仅对中国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初步具备了用中文阅读的能力。1980 年，他翻译的阿拉伯文版《道德经》在贝鲁特出版。1994 年，他在大马士革出版了《中国拾珍》（）一书，书中收入他于20 世纪两度在华工作时完成的部分研究和翻译成果。1995 年，他的译作《道德经》在贝鲁特另一家出版社再版，新版中还收入他翻译的《庄子》内篇（7 篇）。

《中国拾珍》全书共336 页，分为四部分，分别为：第一部分《地理与历史》、第二部分《哲学》、第三部分《文学作品选译》、第四部分《中国与伊斯兰》。其中，第二部分共有158 页篇幅，分三章探讨中国哲学：《哲学史概述》《自然哲学选读》《社会哲学选读》。在《前言》中，阿莱维介绍了他写作此书的初衷：

通过延续了600 多年之久的贸易往来，穆斯林了解到中国的工艺，但并没有像钻研古希腊人的哲学和萨珊人的政治制度一样，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政治制度。一些阿拉伯、土耳其和波斯的穆斯林融入了中国社会，他们在阿拔斯王朝之初穆斯林涌进中国的早期就到中国做官。在做官之前，他们先参加科举考试，不少人在考试成功之后得到任用。这些考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儒家学说。但是，我难以解释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伊斯兰遗产一直在谈论希腊的哲学、印度的智慧、中国的工艺和波斯的政治……但是没有穆斯林知识分子想去了解一下中国的艺术和工艺背后的理性知识。

通过《中国拾珍》这部书，我希望阿拉伯人获得的对东方文化的知识，能相当于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希望他们能重新认识自己，不仅通过他们自己的遗产，而且通过与他们同出一脉的东方传统来认识自己。写作本书并非为了讨好中国，尽管中国在我不为阿拉伯祖国所容时赐予我安宁的生活。本书针对的读者是阿拉伯人，他们痴迷于西方，已经丢失了人性的根基，尤其需要找到智慧的源泉。

本书哲学部分所占篇幅最大，因为我在其中发现了西方有些开明之士希望找到却又难觅的东方智慧。我们阿拉伯读者可以从中得到仁爱和慈悯，并且在饱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列强的霸权之后，找到捍卫自己、抵抗权贵的武器。中国智慧和伊斯兰教中积极的苏非主义一起，构成了人类觉悟互为补充的两个宝库，为劳苦者提供慰藉，同时又陶冶了自由的人格，赋予人蔑视权贵专制的力量。①阿莱维：《中国拾珍》，大马士革：境界（Al-Mada）出版社，1994 年，第9 —10 页。

作为一位阿拉伯思想家，阿莱维对中国哲学有不少视角独特、新颖深刻的见解。他如此评说中国哲学思想的特点、长处与不足：

中国的哲学家们对宇宙规律、自然现象、政治、伦理、社会组织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他们拥有独到的认识论，我们可以从墨家和名家那里有所领会。他们对宇宙的产生、物质的变化、生命的演化、存在的本源、万物之间的关系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他们表达了反对妄想与迷信的开明思想，致力于使正义成为人类存在之本，让民众明确他们的自然权利，向治理国家的君主阐明他们对百姓负有的义务。他们的方法论是直觉与辩证逻辑的混合体。就一般的逻辑问题而言，他们倾向于使用归纳法确定本质，而非使用论证的方法；这体现在他们选择用名称而不是界定来下定义。他们主要的不足，是没能将逻辑学发展到希腊哲学经亚里士多德之手达到的水平。中国理性主义的水平相当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到柏拉图），中国的哲学语言亦如是，不过这没有影响各学派在充分进行探究和推理时具备的广度和深度。②同上，第102 页。

阿莱维还认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也得益于道家的辩证法思维，因此具备较强的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能力：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毛泽东，都熟谙在他们不同阶段的政治活动中与矛盾有关的问题，他们在妥善处理这些矛盾时也表现出超过苏联人的水平，后者常常在这一领域显得左支右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经典的吸收是出了名的。毛泽东的成功，以及他的领导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承自道家的智慧。③同上，第103 页。

在阿莱维看来，中国哲学的另一成就体现在为政之道。孔子、荀子和法家提出了很多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原则，而道家、墨家等学派则提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的设想。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遗产。哈迪还指出，中国哲学强调以人为本，对人的关注胜过对自然的关注，这与伊斯兰苏非思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阿莱维是在当代阿拉伯世界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他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著译成果虽然不算十分丰硕，但鉴于他的影响力，以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真知灼见，他为阿拉伯知识界了解中国思想文化的价值及魅力，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虽然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不算很长，但中国文化为他的学术生涯和思想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他的译作《道德经》出版时，封面上有他自己手书的中文名字“老海”——这是他在华工作时中外朋友对他的昵称。他自称为“两个文明的传人”；在他大马士革的寓所门上，悬挂的门牌写着“两个文明的高地”——确实，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哺育，又受到中华文明滋养的哈迪·阿莱维，通过自己的毕生求索，已经登临两大思想高地，并饱览了两大文明的无限风光。

（四）穆赫森·法尔加尼

穆赫森·法尔加尼，埃及人，1981 年从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毕业，是埃及高校设立中文系后培养的第一代汉语人才，1987 年获得硕士学位，1995 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艾因·夏姆斯大学语言学院中文系退休副教授，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翻译委员会成员，埃及国家翻译中心中国语言文学专家组成员。

在大学学习汉语期间，穆赫森在中国老师的启发、感染和指导下，对中国语言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大学期间就尝试翻译中文作品。毕业留校任教之后，在埃及著名小说家杰马勒·黑托尼（，1945 —2015）等文化名流的鼓励下，他开始翻译中国古典文化、文学作品。迄今他发表的主要译作有《四书》《道德经》《战国策》《列子》《孙膑兵法》《离骚》《老残游记》等。此外，他还翻译了多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穆赫森在译介中国文化、文学经典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受到了中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肯定和赞扬。

穆赫森对于母语阿拉伯文和中文都有很高的造诣，在翻译中国文化经典时还经常参阅英文和法文资料。他对待翻译态度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译文总体上准确精当，地道流畅，不求形似，但求神似，善于在原文基础上做必要的灵活变通，以适应阿拉伯读者的阅读习惯。不过，由于其译文“是参照白话文译出的，中国古典语言的简练、优美与雅致就未曾得到很好的体现。这虽说有些遗憾，但翻译本无尽善尽美之说。穆赫森的翻译，在阿拉伯翻译界来说，已经是实现了极大的突破。”①郅溥浩、丁淑红、宗笑飞著：《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阿拉伯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年，第392 页。

值得一提的是，穆赫森不仅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对中国文化经典作品有着颇为深刻、独到的思考和见解。他的这些思考和见解，既体现在译文的字斟句酌中，也体现在他为每个译本撰写的详尽剀切的序言或导读文字中。这些文字往往思绪蹁跹，文采飞扬，具有很高的可读性。例如，他在《论语》的译者《序言》中对儒学的精神价值及其在当代的复兴作了以下评价：

儒家思想能够历久弥新，继续影响当代中国，因为儒学在本质上既不同于基督教，不是一种高高在上、脱离现世的宗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以失败告终），也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专注于艺术和美学思考的哲学流派，而是一个将认知和美学融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因此，20 世纪90 年代儒学在中国的复兴并不为奇，尽管在20 世纪初（即五四时期），当中国在科学与民主等激进现代化思潮的裹挟下迈进新世纪门槛时，儒家文化曾被打倒，但它现在又东山再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儒家学说表面上的批判，其实暗含着对儒家精神价值的坚定认可。中国那一代启蒙思想家都有传统教育的深厚根基，都受过儒学的熏陶；对他们而言，批评孔子的某些言论容易，但是抛弃儒家的传统却绝非易事。这二者差别巨大。

事实上，当今中国正以间接的方式，为儒学的复兴敞开了大门。当前这一历史阶段见证了世俗时代文化的盛行：光怪陆离的城市、飞速的现代化进程、剧烈的社会变动、高物价和各种证券、摩天大楼、车流滚滚、歌星闪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辟，这对中国的精神构成了威胁，对内部的和谐形成了压力。儒家学说得以兴盛的条件又一次具备了，于是儒学被再次唤醒。②穆赫森译：《论语》，开罗：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2000 年，第11 页。

穆赫森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也深受埃及当代文化精英黑托尼等人的文化革新理念的影响。因此，他往往以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作为镜鉴，映照自己身处的阿拉伯文化和社会中的一些弊端。他对阿拉伯社会盛行的盲目崇古、泥古不化等落后思想，尤其怀有清醒的批判和反思意识。在《列子》的译本序言中，他说明了自己翻译中国古代文化经典的初衷，并阐述了对于“传统”和“现代”这对矛盾的独特见解：

然而，我对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却并非出于这样的认知，即认为前人在哲学和思想领域的实践探索，包括那些具有宗教特征的遗产，是神圣而高高在上的。我绝非那种回归过去思想的倡导者，不认为应该从过去的话语中获得灵感，或从其智慧中觅得安慰。相反，我在生活中一向信奉的，是诸如“进步”“向前看”“古为今用”之类的话语。当我还是年轻大学生的时候，我就从中国老师们那里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而他们身处的中国社会，一直在满怀希望，不懈努力，追求进步。我认为，我习得、记住的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和文学的那些知识，已经成为我信奉的理念和意识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认为中国古籍值得翻译，是因为我在现当代中国中发现了体现现代理念，证明人的伟大的天才般创举。是的，在现当代中国能发现更伟大的成就：在民族复兴的先驱者身上，在为国家进步奠定基础的几代知识分子和作家们身上，在那些追求知识和文明、抛弃过去的神话、拒绝落后传统的人们身上，在建设国家的“新长征”的壮举中，在梦想为人创造更美好未来的几代革命者的奋斗中……在这一切之中，在为创造明天而奋斗的所有人身上，有着比所有的过去、所有的遗产更持久、更永恒的成就。①穆赫森译：《列子》，开罗：埃及国家翻译中心，2011 年，第33 —34 页。

在《战国策》的译者《序言》中，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对待古代遗产的观点——“任何古代遗产的价值，都在于其能否照亮当下”。他写道：也许，翻译可以照亮那些文本背后的秘密，希望这能够释放我们借鉴他者的能量，让这种借鉴意识不断增强，让人的理性道路不断延伸。在我看来，任何古代遗产的价值，都在于其能否照亮当下。或许我的言辞略显唐突，但这点说明还是必要的，因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膜拜遗产，神化过去和先人，甘愿躺倒在灵柩和坟茔之中的时代。②穆赫森译：《战国策·上卷》，开罗：埃及国家翻译中心，2008 年，第27 页。

穆赫森对中国文明在世界的地位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古代思想很早就通过各种途径传到了欧洲，影响并滋养了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但是，“西方对东方事物的关注，重点关注‘形而下’的‘术’和‘技’，对东方‘形而上’的人文精神只是持娱乐调侃的态度，殊不知东方的社会人文心理是人群根本价值的承载。西方试图将自身的‘形而下’工具理性用暴力凌驾于东方人文价值之上，这是不可取的。”③黄学呈、张福贵、哈赛宁：《和合兼容的中华文明是“一带一路”的文化起源》，《华夏文化论坛》第22 辑，第354 页。他还认为，西方国家需要反思自我，东方古老思想的价值需要重新挖掘。中华文化内部具有务实而温和的调整机制，尤其体现为关注人类、自然和整体利益，这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由上述可知，穆赫森博士是一位挚爱中国文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埃及“中国通”。中国前驻埃及使馆文化参赞陈冬云博士称赞他“是迄今翻译中国古代经典最多的阿拉伯学者，厚朴执着，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端正，翻译精益求精，是阿拉伯世界最了解古代中国的一人”。④同上，第342 页。对于这一评价，穆赫森博士当之无愧。

三、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的传播特点

《论语》是最早被译为阿拉伯文的中国典籍，马坚译本的出现结束了阿拉伯人通过游记和西方的介绍来认识中国的漫长历史，开启了近代阿拉伯世界探索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新阶段。纵观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历程，可以发现其中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阿拉伯世界对中国思想的研究和译介，迄今只有100 多年历史，这和中阿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史很不相称。直到1935 年，埃及才出版了马坚先生的《论语》阿拉伯文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前，阿拉伯世界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成果同样寥寥无几。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阿外交关系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力的增强，阿拉伯学术界对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关注度明显增加，不仅出版了转译自英、法、德文的有关中国哲学的译著，而且还出版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思想家的专著。21 世纪以来，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中阿关系得到不断巩固，精通汉语的阿拉伯汉学家也逐渐成长起来。由于阿拉伯汉学家的加入，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许多典籍被直译成阿拉伯文，其中老子《道德经》的阿拉伯文译本最多，迄今已有十个译本；《论语》也有至少四个阿拉伯文译本。此外，《尚书》《易经》《庄子》《孟子》《大学》《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列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天工开物》等中国古代思想经典，也都有了阿拉伯文译本，而能体现相关研究深度和广度的专著以及博士、硕士论文等研究成果也不断面世。

第二，传播主体呈多元态势。中国古代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吸引了阿拉伯世界各方人士的关注和探究。就国别而言，埃及是阿拉伯汉学的诞生地，来自埃及的学者、翻译家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播的主力军；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沙特阿拉伯等文化事业一向比较发达的阿拉伯国家，也有人一直重视中国思想的研究和译介。阿拉伯学者和翻译家哈迪·阿莱维、费拉斯·萨瓦赫、侯赛因·伊斯梅尔（）、穆赫森·法尔加尼、阿卜杜勒·阿齐兹·哈姆迪（）、伊斯拉·哈桑（）等人，在传播中国思想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部分中国学者也以向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并取得不少成果，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马坚先生；中国翻译家王复、王有勇、薛庆国等人，也在中国思想经典的阿拉伯文翻译方面有过重要建树。

在阿拉伯世界传播中国思想的人士中，就社会身份而言，有思想家、作家、学者、翻译家、汉学家、外交官。就语言背景而言，早期研究中国思想的阿拉伯人，一般都借助英、法、德等西方语言；进入21 世纪以来，汉语教学在阿拉伯多国逐渐普及，仅埃及就有十所大学设立了中文系，埃及、黎巴嫩、约旦、阿联酋、巴林、摩洛哥、苏丹、突尼斯等八个国家迄今已开设13 所孔子学院，埃及、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将汉语教学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汉语直接研究、译介中国思想，已成为新的趋势。

第三，体现东方视角，具有独特立场。从20 世纪前半叶开始至今，阿拉伯学者总体上对中国文化和思想持论公允，能从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视角和身份出发，去理解、欣赏中国思想，意识到其中蕴含的重要精神价值。多位学者还注意到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认为现当代中国取得的重要建设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譬如，埃及外交官西伯勒在《中国哲学》一书中，对西方学术界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予以批驳：

西方学者在谈论黑暗中世纪的文化衰落到极点的时候，却忘了中国在这个时候（即公元618 —906 年的唐朝），正在经历文明的启蒙，文化的昌盛达到了顶点。在这个朝代，第一本印刷的书籍问世了。西方学者偏爱希腊罗马的文明遗产，视之为人类文明之大全，却无视中东、远东的历代先人留下的灿烂的文明遗产。①《中国哲学·上卷》，第6 页。

值得称道的是，西伯勒还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没有拿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价值观、术语和目的作为唯一的标准，来衡量、评判中国哲学。他敏锐地指出，中国哲学家通常不是为纯粹求知而求知，不屑作无意的诡辩，而是更看重把知识应用到日常行为中，以实现追求幸福的目的。他写道：“中国哲学家中多数学派的目标，都是注重对‘内圣外王’之道的追求。‘内圣’，就是人要建立自身的美德；‘外王’，就是在世界上成就伟业。人类的最高目标，就是集美德、智慧和君王之业于一身，成为圣人，或像柏拉图所说的‘哲人之王’。”①《中国哲学·上卷》，第9 页。因此，尽管从表面看中国哲学缺少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但“从实际内容来看，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是强大而别致的，并不逊色于西方哲学。”②同上，第12 页。

作者还对社会主义在现代中国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这种成就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中国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功，赢得了四分之一人类的拥护，这主要归结于领导人能娴熟应用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是曾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个悠久文明的结晶。”③同上，第13 页。

由此可见，西伯勒先生在《中国哲学》中的立场，与某些贬低中国古代哲学的成就、对新中国怀有偏见的西方学者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曾在华工作过的伊拉克思想家阿莱维酷爱中国文化，他认为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具有天然的亲缘性，二者都体现出“人文主义”的本质，不同于西方的精神虚无主义和物质主义。在其著作《中国拾珍》里，他认为中国哲学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逻辑的严密性，但是以辩证法见长，这尤其体现在道家思想中，他对道家思想中体现的辩证逻辑给予高度评价：

辩证逻辑在中国哲学的最大成就之一是道家。道家思想首先超越了事物间形式上的联系——正如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所描述的那种，认识到事物之间一方面相互交错、彼此互动，另一方面又相互对立。在道家思想中，任何事物都不能离开其他事物而存在，任何存在着的事物都有其对立面，这是事物与众不同的基础和得以存在的奥秘。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其对立面存在的结果，唯有事物的对立面保持存在，事物才能保持存在。道家逻辑不承认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律，即便是在需要无矛盾律对事物进行必要区分的情况下。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白是黑的对立，那么在道家那里，二者则是同一体。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律是道家逻辑的一个根本，死源于生，生源于死，一方的存在并不会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律消灭另一方的存在，而是会唤起另一方的存在。同样，道家的学说中也没有排中律。在道家看来，山并不是非静即动，动和静是两个相对的状态，没有绝对的动，也没有绝对的静。正如后世的萨德尔丁·设拉齐④萨德尔丁·设拉齐（1572 —1640），出生于波斯名城设拉子的中世纪什叶派哲学家、苏非派大师。所言，自然是流动的原质。道家和设拉齐都意识到掌握辩证法的困难。设拉齐曾说过，理解辩证法需要强大的洞察力，凭借其灵光可发觉消逝者乃是永恒者。道家则表示，对真理的觉察超越了人们对待事物惯常的方式，人类在变化中迷茫了太久，因而难以把握其背后的真相。这体现了研究对立与交错之间相互关系的困难。⑤《中国拾珍》，第103 页。

有的学者还将中国思想和阿拉伯伊斯兰思想进行对比，为未来中阿文明的深层次对话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埃及汉学家穆赫森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化经典，还将其研究心得写入译本的序言和导读中，以微知著，独具慧眼。例如，在老子《道德经》的译本《序言》中，他比较了以道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埃及文化对于生命与死亡的不同认知，并对其原因做了很有新意的解读：

道家哲学和所有中国哲学一样，没有专注于对死亡的思考，“死亡”这个字眼对历代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一个忌讳。也许，中国和埃及两个古老文明相互间没有交集的原因，在于埃及文明一直被死亡之念纠缠着，直到被埋在泥土之中；而中华文明却坚执于生命，在喧嚣的生命之穴中孤独守望。也许，中国数目巨大的人口让中国人产生一种足以抗拒死亡幻影的心理机制，而埃及历史上艰辛、粗糙的生活，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消极的抗争心理，不甘沉溺于安逸生活的危险之中。还可以得出一个自然且符合逻辑的看法：中国的人口增长为华夏大地生生不息提供了常燃的薪火，而尼罗河谷的人口增长却成为一种心理重负，让泥土之下的不朽灵魂难以承受。两大文明最鲜明的不同，体现为道家发明了旨在让人长生不老的中草药，而法老的埃及却发明了堪称“生命之面具”的木乃伊制作法。①穆赫森译：《道德经》，开罗：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2005 年，第9 页。

当然，也有部分学者习惯以伊斯兰教的概念和术语附会中国思想，其观点和立场值得商榷。2011 年，毕业于沙特阿拉伯乌姆·古拉大学（即麦加大学）的纳赛尔·舍赫拉尼博士出版了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儒家：历史、现状及伊斯兰对其立场》）。这位博士曾来中国做过实地考察，但并不懂中文。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伊斯兰宗教色彩较浓的阿拉伯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观点，在此值得作一简介。

作者认为，儒学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一门哲学，而是一门宗教。不过，他的判断是基于用伊斯兰教的概念和术语附会儒家思想。比如他根据《论语》的阿拉伯文译文，将“圣人”理解为“先知”，将“顺天命”理解为“顺应神的命令”②舍赫拉尼：《儒家：历史、现状及伊斯兰对其立场》，利雅得：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2011 年，第250 页。等。因此，在全书的结尾部分，他归纳了几点结论：1.孔子的学说是中国的古老宗教而不仅仅是哲学；2.儒教对祖辈的亡魂过分尊崇；3.孔子对形而上的事物持否定态度；4.儒教对中国的影响深远而广泛，甚至连入侵者也信奉其学说；5.为传教所需，17 世纪、18 世纪的欧洲传教士曾将基督教与儒教作调和；6.儒教在其发展历史上多次试图革新，当代的“新儒家”也是这种革新的体现；7.鉴于儒教是“人为宗教”，而非“天启宗教”，所以伊斯兰教并不接受儒教学说；8.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一向忽视研究中国的文化、宗教与哲学，此状况应努力改变；9.伊斯兰教是当前人类唯一的精神栖息地和安全庇护所，为此，伊斯兰民族必须实现团结。③同上，第520 页。

由此可知，作者从狭隘的宗教观出发评判孔子学说和中国文化，其观点不乏牵强附会之处。需要指出的是，“伊斯兰教不接受儒家学说”这一说法，不仅在研究儒学和中国文化的阿拉伯学者中颇显另类，而且也有悖于沙特政府近年来大力提倡的“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的理念。

第四，中国古代思想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得到中阿双方各界的助力和推动。近年来，随着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深入发展，中国思想文化经典的翻译得到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共同启动的“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立项的“大中华文库”、中国五洲传播出版社和华文出版社等推出的“丝路文库”丛书等出版工程，都为中国思想典籍的阿拉伯文译介和出版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多位阿拉伯汉学家获得中国政府颁发的各种奖项，如埃及汉学家穆赫森在2011 年第43 届开罗国际书展上获得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国家新闻署前身）颁发的“中国文学翻译与出版奖”，2013 年获得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第七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2016 年作为10 名为中阿友好作出杰出贡献的阿拉伯人士之一，受到正在开罗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接见。在近几年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和“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的获奖名单中，还有来自埃及、摩洛哥、黎巴嫩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多位作者、译者和出版人。

自21 世纪以来，发展中阿友好和合作已成为阿拉伯知识精英和各界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埃及作家黑托尼、埃及思想家欧斯福尔（，1944 —2021）等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阿拉伯文化名流，都呼吁重视中国文化和思想，视其为中国成功经验的一部分，从中汲取有益于当代阿拉伯文化发展的营养。中国思想文化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也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部门的推动和支持，如埃及最高文化委员会设立的“国家翻译计划”、阿拉伯思想基金会资助的“同一文明”翻译工程，都资助出版了多部中国古代思想经典的译作。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互利合作关系将日渐密切，双方精神层面的交流和理解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思想与文化在阿拉伯世界的传播呈现出良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