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雨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1100）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1］，要实现乡村振兴中的“生态宜居”，必须毫不动摇地将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然而市场经济的入侵加速了村庄共同体的终结，产生一大批只愿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只追求个人利益而不注重集体利益“无底线的个人”［2］“无公德的个人”［3］，这给地方生态文明建设造成巨大阻碍。重构村庄共同体作为环境保护有效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平衡提供了契机，改变了农村经济落后与环境污染之间的恶性循环。针对如何重塑村庄共同体，有学者提到通过重构村落道德体系的方式建构村民普遍认同的价值形态，从而形成村民精神共同体［4］；以国家权力力量作为中介，建设以村委会为中心的农村日常生活秩序，同时不断弥合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与农村的巨大鸿沟［5］，增进村组成员对共同体的认同感。已有研究认识到了村庄共同体的极端重要性，却忽视了村庄共同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对神座村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村庄共同体的形成对地方环境保护实践有显著正向作用。鉴于此，本研究以神座村为例，重点关注村庄共同体重构逻辑及其对地方环境保护实践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探析共同体塑造与环境保护联结的背后机理，试图找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平衡的普适性途径。

1 危机：市场经济的侵入与乡村共同体的裂变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指出，一旦完全依赖于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它便会从政治、宗教及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进而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完全商品化，最终不可避免地造成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6］。市场经济改革后，人们的思维方式从生存理性过渡到经济理性，利益成为普遍的价值追求，神座村也不例外。村民们无止境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给改革时代下的村庄共同体带来了猛烈冲击，对其能否继续维持形成了巨大威胁。村民行为的高度市场化导致村庄共同体产生裂变，逐利过程中村民们甚至产生了破坏公共资源的“攀比”心态，出现了“公地悲剧”，集体价值观的消解给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以神座村为例，探究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如何冲击乡村共同体进而破坏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

1.1 集体经济时期神座村的自然环境

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神座村的自然环境相当好，“以流经村子的河流为界限，一边是广袤无垠的高山草场，一边是茂密葱郁的原始森林……草原中蕴藏着诸多珍贵药材，森林中活动着诸多野生动物”。集体主义时期的神座村村民能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相较于改革开放时期，神座村总人口在集体化时期比较少。村民们小农意识形态浓厚，保持着知足常乐、安逸自足的生活态度，只求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因而在开发自然资源时基本不会出现过度索取的现象。当人口增长维持在一定限度时，人类发展与资源开发保护便达到了某种均衡，这种均衡推进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相处，维持着村庄的存续，村庄也因此成为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天然场域。其次，公共精神与集体意识对村民的思想及行为有重要的约束作用，受传统地方性知识及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当地民众构建起精神层面上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因而，村民对环境保护知识具有良好的认知，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也很注重保护环境。再次，市场经济改革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国家对私人财产管控非常严格，村民们缺少追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农业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磨洋工”及劳动力投入“过密化”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村民公共生活急剧膨胀，而私人生活空间受到了极大压缩，以劳动工分作为标尺衡量村民劳动及分配生活资料、劳动生产成果全部归公，村民劳动生产积极性因而大大降低。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个人欲望的萎缩抑制了人们发掘公共资源的动力，间接起到了维护生态环境的作用。最后，以畜牧业为主的农业产业结构相较于发展大工业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低。卡尔·波兰尼认为进入市场化的经济体系后，劳动力及自然资源皆成为纯粹的商品，作为“异化”的劳动力与资源服务于大工业的生产，从而造成人与自然的毁灭，神座村原始的产业结构反而缓和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1.2 市场经济改革与环境危机的产生

根据调查来看，神座村的自然环境在市场经济改革后受到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主要通过刺激人口增长及撕裂乡村共同体两条路径对当地自然生态环境产生深刻影响。

第一，改革开放以后，神座村的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集体化时期，村子里本来人口比较少，大概只有30 来户……改革开放以后，就有50 多户人口了，人口增长了快接近50%”。为满足自身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村民们不得不喂养更多数量的牦牛、种植更广面积的青稞，通过对自然资源进一步发掘的方式，村民得以获取所需求的生存资料，维持了生命的存续。然而，过度开发自然的行为及当地粗放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原本就极其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恶劣，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反而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市场经济的入侵带来当地人口的激增，为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人们把目光投向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忽视了开发不当导致的严重自然灾害，进而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现实，孤立地看待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问题，致使当地村民落入了“越贫穷越开发，越开发越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二，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推动国家向更多元化、更开放的发展模式转变，同时带来了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由此形成的思潮与村庄原有传统观念相互交织碰撞，对其提出了巨大挑战，新思潮不断改变着村民的认知、重塑村民思维模式。在充满各种各样新矛盾的转型时期，村庄共同体最终无法抵御市场经济的冲击，产生了裂变。首先，市场经济体制改变了村民们“明哲适度”的意识，塑造出一大批“理性个人”，他们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不断摆脱道德框架的约束，而村民们的趋利行为本身就给当地生态环境增添了诸多负面影响。“那时候50 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养牦牛啊……这对草原环境破坏相当严重，所以那个时期诸如山体滑坡、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特别严重”。其次，市场经济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它将个体从集体中“剥离”出来，从而推动了个体的崛起，使独立的个体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及道德规制的约束力被大大削弱，个体逐利的主动性得到进一步释放，对他人及群体的义务与责任感知变得更加微弱，在破坏环境的逐利行为中便更加无所顾忌。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个体是“畸形的个体”。一方面，他们极力追求自由，反对国家以任何形式对私人领域进行干预，但同时却不得不依赖国家制度来应对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在与集体脱嵌的过程中，他们仅仅是马克思笔下的“一口袋马铃薯”，是毫无联系的个别单位的排列。另一方面，他们只寻求独立自由的个体权利，却忽视了肩负的责任与义务，不均衡的个体性发展推动了公共生活的衰落［7］，进而改变了地方资源开发利用的具体形式。最后，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城市化的推进紧密结合在一起，伴随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大量村庄开始消逝。村与村之间的边界不复存在，实体意义上村庄的消亡预示着乡村共同体的终结。

总而言之，市场经济改革以前的神座村因为合理的人口数量、传统文化与道德规制对村庄日常生活秩序的维护、国家对私人生活的大力干预以及发展适度规模的绿色农业，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保护，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体化发展成一种强劲的社会潮流，以及经济理性群体的出现，村庄共同体原有的集体意识受到巨大冲击。伴随人们对旧意识形态的逐渐舍弃，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新颖社会思潮开始支配着人们，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大厦”崩塌。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巨轮”仍在持续推进，不断吞噬着广大乡村地区，对乡村共同体提出了巨大挑战，村庄共同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危机。

2 重塑：村庄共同体的再造与地方环境保护实践

从空间场域角度出发，快速城市化不断吞噬着村庄的边界，乡村实体未来能否继续存在成为未知数。从精神层面看，市场经济的急速深入形塑着村民的思维方式，乡村精神共同体也出现了裂痕。上述两个视角揭示的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新时代，乡村共同体继续维持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何在，如何帮助村民摆脱个体化困境，重新建构乡村精神共同体成为村庄共同体再造所要面临的核心议题。在神座村，政府极力构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新型村庄共同体，村民们则通过对地方性传统文化知识的运用及举办一系列乡村集会主动参与乡村共同体的重建，环保实践再次呈现积极取向，村庄共同体的建构与地方环境保护重新实现了结合。

2.1 政府主导背景下村庄共同体的再造

乡村共同体是个体化时代下村民抵御与日俱增的市场风险的重要保障，是村民心理稳定感及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它为村民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准则，维持着村庄秩序的正常运行。因此，重建乡村共同体事关村庄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神座村，政府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及重塑乡村文化两种方式积极参与村庄共同体的再造过程。

第一，大力推动绿色旅游业的发展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市场经济是造成衰落村庄共同体的重要原因，它追求绝对理性，推动村庄人口迁往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因而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成为建构乡村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神座村走上发展旅游的道路与地方能人大张密切相关，大张从副县长的位置上退休后就回到了神座村，他在担任公职期间获得了村民们的广泛认可，一方面，大张积极动员村民改建民房、铺筑通往外界的道路，尽最大努力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条件，以提升发展旅游业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充分利用积累起来的人脉资源，为神座村拉来大量政府及社会投资，这些资金在神座村旅游业发展初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在能人效应的带动下，政府决定在神座村大力发展旅游业，开始投入大量资金。对村书记的访谈了解到，仅在2017年政府便投入4 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提升村庄路面情况，并相继铺设电缆、光缆及饮水管道，解决了村民用电用网用水的难题，政府从此主导了神座村绿色旅游产业的发展。此外，政府在神座村积极推进牧民定居计划，修建大量牧民定居点以满足牧民们的住房需求，保证了发展旅游业所需要的最低人口要求。同时，建造了一批垃圾处理点、落实了“洗澡房”入户的项目，极大完善了公共服务设施，提升了村民生活质量，增进了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在政府的扶持及地方能人的推动下，神座村的旅游业实现了良好发展，高度依赖自然环境发展旅游业的神座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注重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旅游业本身在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增强了村民保护自然生态资源的能力和信心，神座村因而得以维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的均衡，绿色旅游业的命运与环境保护的实践紧密相联，实现了良性循环。更关键地是，政府在神座村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强调村民的主体地位，把村民的需求放在第一位，通过改善村民生活水平的实践一步步重塑着村民的思维模式，在村民间构筑起新的精神共同体。市场经济条件下，混乱无序的逐利行为给当地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对自然资源的恶意开发加剧了村民的贫困程度，而政府主导发展的旅游业，按照“保护环境-发展旅游-进一步保护环境”的实践逻辑，成功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因而，村民的思维方式再一次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公共精神与合作精神得到接纳，新的集体意识在广泛的村民群体中得以重构。

第二，建设和宣传地方性传统文化知识，进一步推动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形成。一方面，改变对农村的工具性态度，控制市场经济入侵村庄的程度，将建设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乡村社会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使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再造乡村文化及道德体系，使之重新发挥约束村民行为的效用。活佛在乡村文化及道德体系重建过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政府通过与活佛积极合作的方式，向村民们宣传环境保护相关知识。访谈过程中，一位村民透漏，“我们都听活佛的，活佛说的话我们都信，除了要求我们捡垃圾，活佛还会向我们宣传一些其他思想，如牛不要偷、酒不要喝、烟不要抽、要积极配合国家干部的工作等”。利用佛教文化在当地巨大的影响力，当地政府不仅在实践层面上避免了市场经济大背景下村民之间的恶性竞争，促进村民保护环境的行为自觉，从精神层面来看，这同时推动了环境保护这一意识形态在村民心中达成集体认同。

2.2 传统性地方文化知识与精神实体的建构

地方性知识往往是某个区域内独享的知识文化系统，有着丰富的意涵，某些地方性知识详细讲述了村庄的起源与发展，以此加强村民对村庄实体的认同。据村民介绍，神座村是由一位美若天仙的女山神带来的。她为了躲避战火，带领着她的部落臣民从遥远的天边草原上赶着牛羊、驮着帐篷来到了神座，发现这里山清水秀、气候温和，于是带领大家在这里住了下来。从此，神座部落就在女首领的带领下不断发展壮大。通过对村庄起源的追溯，村民们不断强化“神座人”的身份认知，对一定范围内的村庄实体的认同感也持续提升。与此同时，村民们还会通过对某些苦难记忆的集体回忆，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身份感知。以神座村为例，神座村在许多年前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的危机，为了寨子的永续发展，当时的寨首请来了活佛打卦，求取拯救寨子的良策。后来，在女神山的对面立下了男山神，且村民们天天祭拜，没过两三年村庄就陆续有男童出生。神座村男女比例逐渐平等，再次兴旺发达。对村庄在某个时期重大危机的集体回忆，可以强化村民的危机意识，通过“共情”的方式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团结，进而提升村民对共同体与集体意识的认同感。

地方性知识还蕴藏着丰富的生态文化知识［8］，在神座村，类似于神山圣水的地方性知识广泛存在于村民脑海中，它们不仅深刻影响着村民们的日常实践活动，还逐渐发展成为普遍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村民的环境保护实践。神座人民信奉万物有灵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灵性，与人一样是生命体，拥有特殊的意志和能力。赋予自然事物这样一层特殊含义之后，村民对自然事物便产生崇拜，这个过程往往包含着一系列禁忌，而这些禁忌与神鬼观念紧密相联。它们对村民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约束力，强迫村民在实践活动中自觉保护生态环境。正如村中一位老人所解释的那样，“树木是神仙的化身，村民砍树的行为是禁止的，河水也是神仙的化身，村民一切污染河水的行为也是禁止的……然而，迷信神鬼并不是真正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才是神鬼观念的目的，迷信本身只是一种手段”。传统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对村民价值观念的再塑造，有利于在村民群体内部形成普遍认同的集体共识，推动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形成。

此外，藏传佛教文化在当地村民中有深远影响，广泛地域上的村民对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佛教文化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对村民环保实践有显著正向作用。以神座村传统丧葬习俗为例，受佛教文化影响，当地村民认为人在去世之后回归自然是一种最好的状态，所以追求去世之后回归自然，正所谓“从自然中出生，在自然中死去”。因此，神座村村民去世之后多采用天葬形式处理遗体，或采取水葬、树葬或火葬等形式。与广泛流行的土葬相比，神座村的丧葬习俗对环境的破坏更小，事实上，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当地许多习俗与自然环境几乎没有矛盾。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共同体，形塑了大批村民的日常实践活动，使人类活动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此外，藏传佛教中的活佛、喇嘛也会主动向村民们宣传环保相关知识，积极号召村民保护生态环境，在神座村，每月22 日是村民们集体外出的“捡垃圾日”。

最后，集体活动与婚姻圈的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村民间的集体认同。尽管村民在神座村已经定居了很多年，却仍然受到游牧文明的影响，他们在牧区举办很多活动，诸如唱歌、跳舞、赛马、跑步等，甚至有的村民会将婚礼举行地点定在草原上。通过频繁举办与参加村庄集体活动，村民安全感与归属感不断上升，对村集体的认同度也不断攀升。此外，在婚姻圈的选择方面，当地村民倾向于将结婚对象选定为藏族，很少与汉族通婚。封闭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文化价值观念对本土思想的冲击，有利于乡村精神共同体的维续。

总之，传统性的地方文化知识采取多元形式，一方面推动了村民对乡村实体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又加快了乡村精神共同体的建设。而且，传统性地方文化知识本身就蕴含了诸多生态环保知识，在推动共同体重塑进而保护生态环境的进程中，其自身已经与环境保护联结在了一起，并对当地村民环保实践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

3 小结

以川西藏族村寨神座村为例，本研究从两个方面考察了地方环境保护的实践。首先，通过分析市场经济改革前神座村生态环境良好的现状，说明市场经济冲击给乡村造成影响的全面性与深入性。调研发现，市场经济进入乡村之后，带来了人口急剧增长及乡村共同体的破裂，而合理的人口数量及普遍认同的集体意识是当地维持生态稳定的重要手段，对它们的破坏便意味着原有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不再存在。结果是地方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而地方经济发展也受到巨大阻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失去平衡。其次，本研究阐明国家与村民为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进行的重构村庄共同体的尝试。基于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与文化优势，国家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业最大限度地提升了村民收入，建构起“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进一步保护环境”的新型集体意识。同时，借助牧民定居计划的实施，处理好旅游业发展人口不足的难题。此外，国家与村民对地方性传统知识的运用，进一步推动了精神共同体的形成。正是在这些努力之下，新的乡村共同体才得以出现，地方环境保护也有了新契机。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相关领域对共同体的重塑与环境保护实践关系的研究并不充分。但在当下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对二者进行社会学考察实属必要。本研究主要对村落终结、重塑与环境保护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内陆地区如何建构集体意识、国家力量介入的尺度大小等因素对重构村庄共同体的影响也亟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