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飞腾 刘国华 蔡建雯 张孟佳

（1 莱顿大学心理学系，荷兰莱顿 2333 AK； 2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0083）

1 引言

当人们将自己视为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时， 他们会通过区分“我们”（内群体）和“他们”（外群体）来获得独特的社会认同（Turner et al.， 1987）。基于这种独特的群体身份， 人们在与外群体成员互动时很可能采取与基于个体身份的人际互动不同的行为方式， 这也就形成了群际关系 （Tajfel ＆ Turner，1979）。这种自我分类与社会认同的心理过程是当代群际关系研究的基石之一， 扩展了原有的主要基于个体内部（intrapersonal）和人际之间（interpersonal）的心理机制研究视角， 为个体行为提供了群体心理层面上的解释。

群际关系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负面的群际关系通常与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关， 不平等、歧视、社会排斥，乃至社会群体间和民族国家间的仇恨、 冲突和极端暴力行动等问题都与负面群际关系密不可分（Abrams ＆ Killen， 2014； Greenwald＆ Pettigrew， 2014； Mäs ＆ Dijkstra， 2014； Sirin et al.， 2017）。 这些群际关系引发的社会问题长期困扰着西方社会。因此，深入了解群际关系的相关理论，能够帮助解释社会中常见的群体冲突行为，并且为改善群际关系， 以至于解决此类社会问题提供思路。而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各国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不断复杂化， 群际关系研究的本土化也格外具有时代意义： 充分了解群际关系研究并基于我国的社会背景发展本土化的理论， 能够为形成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和国际共识、实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思路。

然而， 中文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群际关系文献数量相较国外文献明显不足。 2010 至2020 年的十年间，CSSCI 收录的期刊上仅发表了53 篇群际关系相关论文，而该领域相关文献在SSCI 收录的国外期刊上发表量却高达1000 余篇。这也凸显了国内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虽然个体心理机制的内部层面和人际层面都得到了相当多的研究支持， 但学者们对于心理过程如何在群际层面（intergroup）起作用的理论认识仍然不足。 因此，梳理国外群际关系研究当前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前沿主题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这对于研究者了解国外群际关系的完整脉络也有重要意义。 只有对当前群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前沿进展有相当程度了解， 才能找出当下研究的不足并对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提出展望，这是群际关系理论本土化发展的必要过程。

本文梳理了2010～2019 年最近10 年内的群际关系文献， 希冀藉此强调群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和社会重要性。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1）当前国外群际关系领域内有哪些主流的研究方向？ 每个研究方向的发展现状如何？（2）处在群际关系研究的前沿并有强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有哪些？

2 文献来源与处理

用于确定主要研究方向和前沿主题的样本文献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 （WoS） 中两大引文库（SSCI 和A＆HCI）。 设定主题 （Topic） 检索式TS＝（“intergroup relation” OR “intergroup relations”），将检索的时间跨度设置为2010 年至2019 年①由于截至导出数据日期，2020 年的研究文献尚未完整，不具代表性，故未将其纳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该检索式涵盖了“群际关系”一词的英文单复数形式，所得文献数据最契合研究主题， 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群际关系领域的研究成果。 由于同行评议的期刊文献往往代表了领域内学术价值最高的研究， 因此仅选取类型为期刊（Article）的文献1194 篇。 在逐篇阅读文献题目、关键词、摘要等内容后，最终得到与群际关系研究有直接联系的有效文献1185 篇。这些文献将被用于随后的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和突变率检测以确定2010 年至2019 年国外群际关系研究的主要方向和前沿主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对主要研究方向和前沿主题涉及的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述。

3 群际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

群际关系主要研究方向的探查利用了文献共被引聚类分析技术。 该技术基于网络科学中的k－核概念（Kong et al.， 2019），即在一个文献共被引网络中，一个聚类中的文献至少与同一聚类中的其他k篇文献形成了共被引关系。 由此形成的每个文献聚类中文献节点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共被引联系， 这些文献聚类通常代表着群际关系研究的不同研究方向。

利用文献共被引的聚类分析共得到22 个聚类。选取结构清晰、包含节点数量最多的前七个聚类，其中每个聚类的剪影度均大于0.8（见表1），说明这些聚类内部的同质性指标非常优秀， 即每个聚类代表了相互关联程度很高的一组文献。 这七个聚类的标识词如表1 所示， 它们概括了近十年群际关系主要研究方向的内容， 每个研究方向都得到了联系相当紧密的庞大文献群支持。 随后对七个主要研究方向涉及的文献进行了详细讨论。

表1 共被引文献的主要聚类

3.1 关于“群际接触”的研究

群际接触是为群际关系研究贡献文献数量最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群际接触的研究起源于Allport（1954）提出的接触假说，在假说提出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引发了群际关系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并迅速成为群际关系文献中最为经久不衰的议题之一。 接触假说认为， 群际接触是减少群体冲突的最佳干预方法之一（Brown ＆ Hewstone， 2005），在适当条件下的群际接触不但能够减少敌对群体间的刻板印象、偏见和歧视，还能诱导良性的群际互动（Mansouri ＆Vergani， 2018； Pettigrew， 1998）。这是由于群际接触减轻了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恐惧和对群际威胁的感知（Cea D’Ancona， 2018）。 后续研究还发现仅是观察其他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接触或想象自己与外群体成员接触就能引发更积极的群际态度和行为 （Meleady ＆ Seger， 2017； Vezzali et al.，2019； Wright et al.， 1997）， 这分别被称为拓展接触假说（extended contact hypothesis）和想象接触假说（imagined contact hypothesis）。

但同时，也有研究探讨了群际接触不利的一面。例如，Wilson－Daily， Kemmelmeier 和Prats （2018）对多族裔学生混合班级的研究发现， 更高频率的群际接触虽然改善了群际态度， 但降低了人们对族群多样性的接受程度。此外，群际交流的体验也可能使群际接触适得其反——虽然群际交流的积极体验减少了人们对外群体的偏见， 但在产生消极体验的交流情境中，群际接触反而会强化偏见，并且消极接触对偏见的强化程度几乎与积极接触对偏见的减少程度一样大（árnadóttir et al.， 2018）。 因此，群际接触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益的， 其副作用以及一些干扰因素（例如，接触的质量和主观体验等）尤为值得关注。

3.2 关于“外群体非人化”的研究

心理学史上著名的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Milgram， 1963）和津巴多（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都表明，人们能够轻易地虐待被施以“非人化”（dehumanization）的个体。 非人化也是群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频繁出现于群际冲突和暴力行为的相关文献中。

外群体非人化的研究通常旨在揭示非人化带来的负面群际后果及其发生的环境背景。 美国西北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Nour Kteily 是近几年在外群体非人化议题上最有贡献的研究者之一。 他和同事的研究发现， 外群体非人性化加剧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族群冲突和群际暴力行为 （Kteily et al.， 2016）。 特别是美国人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领导下对墨西哥移民和穆斯林的贬损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将这些少数族裔的成员非人化。这种族群非人化的后果是：感受到被严重非人化的少数族裔移民逐渐与美国白人走向敌对，他们支持暴力和非暴力集体行动，拒绝政府的反恐努力， 加剧了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种族和移民问题（Kteily ＆ Bruneau， 2016）。外群体非人化还造成了恶性循环的恶果， 因为对外群体采取的暴力行为可以进一步加剧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的非人化（Castano ＆ Giner－Sorolla， 2006），这时候外群体非人化就成了内群体成员在自我受到外群体威胁的情况下重建心理平静的策略， 这正是人们合理化暴力行为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Smith， 2011）。

3.3 关于“积极回应”的研究

“积极回应” 聚类中的文献主要涉及群际帮助（intergroup assistance）以及接受帮助群体对帮助的回应。 群际帮助相关理论主要由以色列心理学家Samer Halabi，Arie Nadler 和耶鲁大学教授John F.Dovidio 等人提出并发展。 他们指出，高地位群体向低地位群体提供帮助反而可能增加群体间的误解，因为地位较低的群体会将地位较高的群体提供的帮助看作一种加强现有等级制度和维护高地位群体支配权的手段（Halabi et al.， 2016）。这种误解往往发生在两个群体之间的地位关系不稳定或不合法的情况下， 这时候受到帮助的群体会消极地看待提供帮助群体的友好行为（Halabi et al.， 2012），也就是所谓的“消极回应”。

相反，接受帮助群体的“积极回应”则通常与致歉和信任有关。 当提供帮助的外群体代表成员就某种侵犯行为做出明确道歉， 并且两个群体间信任程度相对较高时， 帮助行为得到的回应最为积极且受帮助群体寻求帮助的意愿最强 （Halabi et al.，2013）。

3.4 关于“人际过程模型”的研究

由Reis 和Shaver （1988）提出的亲密关系的人际过程模型描述了两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互动过程中发展和维持的过程。 根据该模型，自我表露、同伴反应和感知的同伴反应是促进亲密人际关系发展的关键元素。 人际关系始于作为 “表露者”（the speaker）的个体向作为“倾听者”（the listener）的同伴分享有关自我的事实、想法和感觉。随着人际过程的持续， 倾听者也会通过分享信息和表达情感等方式做出回应，表露者则会对倾听者的回应做出解释。随时间推移，反复如此的人际互动会产生亲密感，个体在互动中的经验形成了对他们之间关系亲密程度的一般性感知（Reis， 1994）。

群际关系研究中的接触假说已经暗示了亲密的、私人的友谊关系能够改善群际关系，部分原因是由于拥有作为外群体成员的朋友减少了内群体成员对群际体验的焦虑感和负面预期 （Page－Gould et al.， 2008）。与经典亲密关系人际过程模型的假设一致， 群际关系研究发现自我和同伴的信息表露都能推动更亲密的跨种族关系， 且感知的同伴反应中介这一效应（Shelton et al.， 2010）。 该模型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群际接触在某些情况下会适得其反——在跨种族互动中， 表露者对倾听者回应的主观解释可能导致误解。 例如，当回应有时间延迟时，群际接触有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群际焦虑 （Pearson et al.，2008），根据亲密关系的人际过程模型，这正是源于表露而得不到同伴及时回应的一方认为自己的想法不受同伴关注而产生的误解和压力。

3.5 关于“群际行为”的研究

“群际行为”聚类中的文献主要为关于群际态度何时能预测群际行为的经典讨论。 这些研究借鉴了态度的成分模型（ABC 模型）。 在该模型中，态度被定义为人们对包含认知、 情感和行为成分的对象的评估（Breckler， 1984）。 其中，态度的认知成分指一个人的态度可能与他／她对某个认知对象或积极或消极的信念、想法，以及认知对象积极或消极的属性有关， 情感成分是指人们对评估对象的积极或消极情感也可能影响他们对评估对象的态度， 而行为成分指的是社会心理学中最经典的讨论之一——行为与态度的一致性。

研究显示， 基于认知的态度和基于情感的态度都有可能影响群际行为。在社会分类范式中，证据显示共同内群体认同和双重认同等不同分类方式通过改变群体成员的元认知和群际情感来不同程度地影响群际行为意图（Guerra et al.， 2020）。 在接近-回避实验范式中， 愤怒的群际情感预测了对外群体接近的行为倾向（即歧视和攻击性），而对外群体的恐惧则预测了回避的行为倾向（Kauff et al.， 2017）。基于情感-认知一致性理论的研究发现则更为复杂：对于无关特定目标的完成性行为（consummatory behaviour），无论情感-认知一致性如何，基于情感的态度比基于认知的态度更能预测群际行为； 而一旦群际行为被工具性地使用， 在群际态度的情感和认知成分高度一致的情况下， 基于认知的态度将是群际行为的更强预测因子（Zhou et al.， 2013）。

3.6 关于“具象识解”的研究

“具象识解”聚类中文献的主要理论来源是识解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根据该理论，在任何心理距离维度（时间、空间、社会和假想维度）上，个体对另一个体或群体越亲近， 对这个个体或群体的识解水平就越低（越具体）；反之若心理距离越疏远，则识解水平越高（越抽象）（Hess et al.， 2018）。在低水平的具象识解中， 人们通常关注识解对象的细节和外围、次要特征；而在高水平的抽象识解中，人们通常着眼全局， 抓住识解对象的整体特征和一般趋势（Trope ＆ Liberman， 2012）。

对社会群体的特定识解方式是群际偏见的来源之一。 由于抽象识解将社会群体视为整体而忽视了群体成员独特的、个性化的特征，对外群体的抽象识解常常会形成对外群体成员错误的定型和归因，从而引发偏见和歧视 （McCrea et al.， 2012； Napier et al.， 2018）。 但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抽象识解却对群际关系有积极影响， 有效减少了族群多样性被视为威胁的程度， 从而减轻了社会对少数族裔的偏见， 此时若采用具象识解反而会加剧象征性威胁的感知起到助长偏见的负面作用 （Mahfud et al.，2018； Yogeeswaran ＆ Dasgupta， 2014）。 这是由于抽象识解使个体更注重多元化的可取性（desirability），从而更偏好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化；相反，具象识解则使个体更多考虑多样化的可行性（feasibility），更愿意群体成员保持同质（Jaffé et al.， 2019）。

3.7 关于“社会分类”的研究

社会分类是人们社会认同的形成根源之一，这也是群际关系研究的基础。通过社会分类，人们可以把客体归入不同的社会类别从而组织起社会现实，但这种简化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对自身与其他群体的认知偏差。Allport （1954）认为社会分类是人类的理性行为——人们通过分辨差异并融合相似获得快速识别相关事物的能力。 通过对群体同质性和差异性的感知， 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划分为“我们”（内群体）和不属于“我们”群体的人（外群体），这造成了人们往往强调内群体的优越性以建立自我价值（即内群体偏好），并容易忽略外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异从而轻易地对他们施加刻板印象（即同质化效应）。 社会分类及其带来的认知偏差是构成更广泛的群际偏见和歧视的基础（Liberman et al.， 2017）。

当社会类别在特定情境下高度显著时， 人们通常依据群体认同而非个体认同对外群体做出反应。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 Turner et al.， 1987）， 社会心理学家提出可以引导人们改变社会分类方式以期减少群际偏见，这些替代性的分类方式包括去类别化（decategorization）、 再分类 （recategorization） 和交叉分类（crossed categorization）等。

去类别化可以通过引导人们关注外群体成员独特的个性特征来实现（Ensari ＆ Miller， 2001）。 由于社会分类导致的去个体化使得人们选择性地强化类别之间差异的感知，夸大类别内部的相似性，刻板印象和偏见往往难以打破（Turner et al.， 1987）。但当内群体将注意力从群际差异转移到个体间差异后，内外群体的界限会变得模糊，人们感知到的群体内成员相似性也会减少（Bettencourt et al.， 1992）。当外群体被认为更具个体化而非单一的同质性实体时，群际歧视显著减少（Wilder， 1978）。

基于再分类范式的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common ingroup identity model）则提出，可以通过将群体成员对两个群体间边界的感知从“我们”和“他们”的二分认同转化为更具包容性的共同认同（“我们”）来减少偏见。支持接触假说的理论家提出，在群体间的接触和合作中， 两个独立群体对外群体-内群体分类的知觉显著性降低， 群体的认同从最初的亚群体转移到了一个更大的作为整体的共同群体， 因此两个亚群体对对方的评价变得更加积极（Gaertner et al.， 1993）。 类似群际接触对群际态度影响的作用机理， 共同认同通过减少人们感知到的外群体威胁改善了群际态度 （Matera et al.， 2020； Riek et al.， 2010）。在此基础上一个最新的拓展是生理心理学方法在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中的应用。 Scheepers， Saguy， Dovidio 和Gaertner （2014）结合了共同群体认同模型与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the biopsychosocial model of challenge and threat）， 他们通过测量参与者在群际接触过程中的连续血压和心血管指标发现， 当荷兰的少数族裔群体拥有“荷兰人”认同（共同认同）而非仅仅拥有本族裔认同（亚群体认同）时，荷兰本地人倾向于将来自少数族裔的外群体“威胁”转化为“挑战”①在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中，威胁被定义为当个体估测的任务需求超出现有资源时的一种消极动机反应，而挑战被定义为当个体估测的现有资源超出任务需求时的一种积极动机反应。。

交叉分类可以通过使两个对立群体的成员意识到他们同时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群体来实现——在一个社会分类维度上， 两个群体的成员分别属于不同群体，而在另一个分类维度上，他们可能被归为同一个 内 群 体 的 成 员 （Crisp ＆ Hewstone， 1999）。Vanbeselaere （1987） 经典的交叉分类范式实验证实，在二元群体分类（内群体vs.外群体）的条件下，群际歧视显著， 群体成员表现出对内群体的自利性偏好；而交叉分类条件下这种群际歧视显著降低。

3.8 群际关系研究方向小结

以上七个研究方向均形成于一个或几个基础但涵盖广泛的理论，例如，接触经验假说和自我分类理论是群际关系研究的基石理论， 后续群际关系研究或多或少都与它们有一定联系； 外群体非人化和群际帮助作为体系化的理论形成更晚， 但在经年发展中也各自建立了庞大的文献群； 而人际过程模型和识解水平理论则来源于社会心理学的其他研究领域，但也对群际关系研究做出了大量贡献。各研究方向内部的文献脉络大体呈现出了基础理论-理论拓展-理论整合的发展模式。 例如，群际关系研究者在接触假说的基础上发展了拓展接触假说（Wright et al.， 1997）、 想 象 接 触 假 说 （Meleady ＆ Seger，2017）等更完善的群际接触理论，又根据其他理论引入不同调节变量对这些拓展的群际接触理论加以验证； 又譬如自我分类理论发展出了去类别化、 再分类、交叉分类等范式，而后各个范式又与其他理论和方法论结合形成新的研究路径。

对于先前所回顾研究方向中的理论拓展和理论整合来说，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它在当今群际关系理论和方法体系发展中有巨大潜力， 特别是将传统研究范式与该模型的结合推动了学者们在生理学层面上理解群际关系的动态变化。 首先，该模型是一个理论模型，它提出因资源和需求的不同， 社会变化既可能产生消极的压力（威胁），也可能产生积极的压力（挑战）。根据作为群际关系领域基石理论之一的综合威胁理论（Stephan et al.， 2009）， 威胁是群际偏见的最重要成因之一， 因此群际情境的改变可能引发恶性或良性的生理唤醒（即威胁或挑战），从而反过来影响群际关系，引起偏见、不容忍、社会排斥、群际情感等的改变。其次，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也是一个方法论模型， 它提出了对威胁和挑战两种生理唤醒状态的生理学测量方法， 这大大扩充了学者们对传统上以自我报告和行为测量方法为主的群际关系方法体系的认识。

4 群际关系研究的前沿主题

基于突变率检测的突现词分析可以洞悉群际关系研究的前沿，发现具有研究潜力的主题，并预测领域内文献的未来发展方向。 利用突变率检测（Burstness）技术查找在一段时间内在群际关系文献中出现频次突增的关键词（即突现词），仅关注突现开始时间在近三年内且持续到2019 年的六个突现词（见表2），这些突现词有助于我们对群际关系研究前沿的进一步探查。

表2 的六个突现词中，“决定因素” 的突现强度最大， 表明了群际关系前沿研究的实证导向和对因果性的强调——群际关系研究是为因变量与决定因素间关系寻找证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群际关系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实验方法， 因为严格控制的实验具有高内部效度，能清晰呈现出“果”的决定因素。

表2 代表研究前沿的突现词

“群际冲突”和“社会认同”两个突现词是群际关系研究中的老生常谈， 但在近几年又有重获关注的趋势。 “社会认同”术语在群际关系研究中来源于社会认同论（social identity approach），包括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两个姊妹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 Turner et al.， 1987）。 虽然社会认同论提出较早， 但其在社会心理学中文献的引用率很高且仍在攀升，近年来更是被应用到健康、组织、环境保护等一系列社会实践领域中 （Fritsche et al.，2018； Scheepers ＆ Ellemers， 2019； Steffens et al.， 2017）。

群际冲突是社会认同论中的一个主要研究主题（Hogg， 2016），它是社会分类和社会认同的心理过程的行为后果之一（Fisher， 2016）。 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族群、阶级、政治与宗教团体等群体间的冲突与日俱增（Zeitzoff， 2018），群际冲突议题在社会心理学文献中重获关注， 并逐渐由理论研究向致力于问 题 解 决 的 干 预 研 究 转 向 （Ben David et al.，2017； Cohen－Chen et al.， 2019； Kelber et al.，2020； Rovenpor et al.， 2019； Yao et al.， 2019）。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行动倾向”“网络”和“社会规范”三个突现词，这些主题具有极大发展潜力。近几年的群际关系文献中，“行动倾向”关键词主要指向关于集体行动倾向的研究。 与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中集体行动研究者对社会和制度背景的关注不同， 群际关系文献关注集体行动背后的心理过程，为群际情境在何时以及会如何激发集体行动提供了理论和实证见解（Borders ＆ Wiley， 2019； Chayinska et al.， 2017； Hasan－Aslih et al.， 2019； Renger et al.， 2020； Ufkes et al.， 2016）。 但绝大多数研究基于实验室环境，鲜有现实环境中集体行动通过何种社会心理过程被引发的实证证据。社会网络分析是拓展社会心理学中集体行动研究路径的一种可行方法。基于集体行动的共识模型，社会网络模型可以描述从行为传染到自发行动的共识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Baronchelli， 2018）。 虽然“网络”作为关键词直到2017 年才首次在近十年的群际关系文献中出现，但它对于理解社会行为的潜力却不容小觑。 Granovetter （1985）强调了行为者在社会结构中的嵌入性对于预测社会行为的重要意义， 除应用于集体行动研究外，这种网络嵌入性解释在群际情境中或可作为接触经验假说的拓展被进一步讨论（Wölfer ＆ Hewstone，2017； Wölfer et al.， 2017）。

社会规范从2017 年起成为群际关系文献中的重要主题， 相关研究以社会影响和群体动力等心理学理论为基础， 结合了接触经验假说和社会认同论等经典群际关系理论视角， 为群体内过程如何塑造群际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许多理论和实证贡献。 虽然在这一主题上已有很多成功的实证尝试， 但对社会规范的研究似乎还远远不够， 因为社会规范对群际关系影响的研究结果仍相当矛盾。 有的研究发现积极正面的社会规范（比如平等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共同认同等） 对积极的群际态度和行为确有正向影响（Gómez et al.， 2013； Wyer， 2010），有的研究发现这种正向影响受制于诸多人格和环境因素（Falomir－Pichastor et al.， 2015）， 而有的研究甚至发现积极的规范有逆反作用——它反而增加了群际偏见（Falomir－Pichastor et al.， 2017）。 对于社会规范的逆反效应， 虽然有证据显示个体在其群体的独特性受到威胁时更可能抵制平等主义规范（Gabarrot＆ Falomir－Pichastor， 2017）， 但是个体恢复独特性的动机到底为何与社会影响的心理过程产生冲突这一问题却仍未明确。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外群际关系研究的当前主要研究方向及未来具有研究潜力的前沿主题。根据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基本结论：

第一， 当前的群际关系领域内有七个包含了最庞大文献群的研究方向，分别是群际接触、外群体非人化、积极回应、人际过程模型、群际行为、具象识解和社会分类。 每个研究方向内部均已有大量联系紧密的研究文献支持。

第二，决定因素、群际冲突、社会认同、网络、社会规范和行动倾向六个关键词是近三年群际关系研究中的突现主题。 其中，集体行动倾向、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代表着近三年群际关系研究的前沿主题，有很强的发展潜力， 但它们各自形成的知识场域尚不完善，需要未来研究者的修补和改进。

在过去十年中， 群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已经取得了瞩目的研究成果。但长远来看，群际关系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根据前文讨论，我们认为未来研究至少还能向以下几个方向深入发展。

其一，在前文讨论的社会分类研究方向中，已初见国外学者将传统的研究范式（例如，前文提及的再分类范式）和创新性的生理心理学方法（例如，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结合起来探究群际情境的变化对生理唤醒的影响 （Scheepers et al.，2014）。虽然生理心理学方法在群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已取得成功尝试， 但仍需要更多努力以构建起完备的方法体系。 传统上用来测量群际态度和行为意图的自我报告工具有一定局限性， 因为这一方法仅能测量参与者的有意识反应， 许多参与者可能迫于社会期待给出迎合社会喜好的欺瞒性回答（即社会赞许性偏差），还有许多参与者甚至可能根本未意识到自己的想法， 而生理心理学方法则能就这些问题给出较为理想的解决办法 （Scheepers ＆ Derks，2016）。 更重要的是，生理心理学方法能在不分散参与者注意力的情况下评估其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体验， 这也是传统的自我报告等测量方法无法做到的（Seery， 2013）。

其二， 生理心理学模型单纯在方法论上的应用对于群际关系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在群际关系理论层面的拓展。例如，前文提及的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 （Scheepers et al.， 2014） 是最近倍受群际关系研究者关注的生理心理学模型之一， 但目前其仅仅是被群际关系研究者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使用， 鲜有理论家探讨其与群际关系理论的潜在联系。事实上，威胁和挑战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型对综合威胁理论 （Stephan et al.，2009） 中群际威胁的概念化提出了质疑。 根据该模型，外群体特征既有可能引发消极动机反应（威胁）也有可能引发积极动机反应（挑战），显然，挑战这一积极动机反应被综合威胁理论忽视了。类似地，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分类理论中的反应性区分假设（reactive disinctiveness hypothesis） 和反射性区分假设（reflective distinctiveness hypothesis）分别提出了群际相似性和群际差异性对群体认同的威胁产生了群际区分动机（Yaffe et al.， 2018），探明这两种威胁又如何与挑战相联系以及威胁与挑战的转化是否会影响群际区分的动机也是对群际关系研究者的一大挑战。

其三， 个体在群体内和群际社会网络中的嵌入性有进一步拓展集体行动的共识模型和接触经验假说的潜力。 社会网络分析在群际关系研究中的起步很晚，“网络”作为关键词直到2017 年才首次在近十年的群际关系文献中出现。 尽管学者们已经证实了许多影响群际关系的个人和情境因素， 但对于个体与内群体成员的社交网络以及与外群体成员的社交网络分别会如何影响群际关系， 文献仍未给出明确答案。 未来研究可以在两个方面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拓展群际关系研究： 一是考察不同类型网络关系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类似于积极和消极的群际接触，社会网络类型也可分为积极（例如，友谊网络）、中性（例如，咨询网络）和消极（例如，敌对网络）类型，但当前研究鲜有关注消极的社会网络对群际关系的影响；二是关注社会网络的动态变化，静态的网络数据往往不能够显示社会网络中社会关系和小群体的形成过程， 因此也无法预测社会网络结构的变化对群际关系的影响，这可以通过收集纵向数据来实现。

最后， 社会规范是近几年群际关系研究最有发展潜力的主题之一， 但以往对于社会规范如何影响群际关系的研究结果相当矛盾——有效、 无效或有逆反效应， 而就社会规范能够影响哪些人在哪些情境下的群际行为的理论回答仍然模棱两可。因此，社会规范在不同情境下和对不同人格的参与者的影响还需要更多来自严格控制实验的证据， 尤其是哪些情况下社会规范会产生逆反效应值得进一步讨论。对于群际关系中讨论最多的两种积极社会规范——平等主义规范和多元文化主义规范， 逆反效应产生的心理过程可能是不同的。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Tajfel ＆ Turner， 1979） 和综合威胁理论（Stephan et al.， 2009）， 平等主义规范可能被优势群体视为对其群体积极独特的社会认同的威胁， 而多元文化主义规范强调的族群多样性则更有可能被视为对主导群体文化和价值观的象征性威胁。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成功将两种规范与不同的威胁类型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