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晓宇 张云辉

西南联大是全面抗战时期国难殷忧中的一所大学，来到战时的大后方昆明，亦处于校舍紧缺、常年寻址的状态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的威胁和伤害。古语说，贫无立锥之地，联大则是苦无定居之所。1940 年7 月后，日军觊觎并占领越南，国民政府教育部电告联大应作迁徙之准备，同时鉴于日军对昆明空袭轰炸频仍，校舍紧缺，学校的迁移问题以及四处勘察校址就成为联大常委会上关注的重要议题。

西南联大设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商学院和师范学院。师范学院自1938 年7 月增设以来，地、人、财、设备都缺，[1]而对固定校舍的需求尤其迫切，“联大全部拥挤，本院当无例外。为长久之计，则本院似应有其确定之校舍耳”。[2]由于以上各种因素，1941 年4 月到1943 年2 月间，西南联大曾计划在昆明城西郊的梨烟村（亦称龙院村、梨园村）村北觅地自行建盖师范学院和理学院的校舍，并拟将此地作为永久校舍。

史料记述，1941 年4 月5 日，梅贻琦与西南联大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训导长查良钊，理学院院长吴有训（三人同为西南联大校舍委员会委员，黄钰生为委员会召集人）在梨烟村外先行查看校址，“午前正之偕查、黄二君来稍谈，后去往村外看地”。[3]当月23 日，黄钰生在联大常委会上报告“协同同人前往石咀及梨园村勘察校址情形”。[4]这说明，最初昆明的梨烟村与石咀村被同时纳入了西南联大选址的视野。“负山附廓，远隔市廛，地既清静，宜于读书”[5]。两周以后，考虑到战时安全因素，西南联大学院选址确定为梨烟村，后续工作由此展开。

5 月7 日，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携黄钰生和西南联大工程部主任王裕光到梨烟村查看，与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接洽商谈，后再与建设厅相关人员实地查看，“上午九点余与黄子坚、王明之往梨烟村看地，后至建设厅午饭，与张厅长一谈……敌机久等未来，乃邀同厅员张君再至梨烟村看地势四界”。[6]5 月12 日，联大常委会又将在梨烟村建设另一个学院——理学院校舍之事列入议程，“本大学应即在梨园村觅地建设理学院校舍。关于本大学在梨园村新建理学院校舍设计、监工等事宜，应由校延请校外建筑师负责”。[7]

同时，西南联大管理层商请云南省主席龙云购地建校舍的工作也在马不停蹄地进行着。1941年7 月2 日，西南联大常委、常委会代主席蒋梦麟报告了“为本大学师范学院及理学院拟在龙院村圈购地亩建筑校舍事，向云南省政府龙主席接洽经过情形”。[8]梅贻琦8 月24 日再次到梨烟村看地，“正之同出看村北空地，将归家，遇惠老师，又同散步半时始归晚饭”。[9]与此同时，西南联大在城内其他地方寻觅校舍用地的工作也在同步展开。8 月27 日，“本大学应即由总务处会同校舍委员会主席黄钰生先生尽速于昆明市区内附近觅定适宜房舍备作校舍之用”。[10]9 月4 日，梅贻琦主席在常委会上报告了龙院村选址工作的进展情形。9 月16 日，梅贻琦再次与昆明县长等一行人在梨烟村看查空地，“下午在梨烟村请昆明县长、黄日光、惠老师、关颂声、梁衍章、吴、郑、查在家咖啡，为看察造房空地”。[11]9 月18 日，西南联大上下合力的奔波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云南省政府议决通过同意征地并令昆明县政府迅速协助办理此事。“梅主席报告：云南省建设厅为本大学征用龙院村地庙图案，经省政府第七七七次会议议决，‘东西北三面应准照所标红色实线，南面以路为界，路以北准其收购（即图上红色虚线），即令昆明县政府按图召集各地主秉公议价代为收购，分令遵照。’”[12]

这一时期，西南联大为此密集开会。1941 年9 月24 日，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偕同理学院院长吴有训、总务长郑天挺与徐敬直工程师接洽后，估量出校舍的建筑费用大约为国币150 万元。此价格出炉后，根据实际变化，徐敬直对校舍的初步设计及建筑费用又再次进行估价并提交报告给西南联大常委会。10 月15 日，万事俱备，西南联大在商得云南省政府同意后，随即呈文教育部，并致函昆明县政府，正式进行梨烟村公开征地一事。黄钰生在《西南联大关于龙院村征地方案给昆明县政府的函》中提出如下意见，“一、经査照省政府议决原案，界线以内地亩，请贵县政府告示原业主，不得出租或岀售于本校以外之任何机关或个人。二、界线以内，由本校分期征收，每征收一期，迁坟手续即随同办理。三、议价及转移产权手续，请贵县政府尽早办理”，[13]该意见明确了双方职责任务，条理清晰，环环相扣，操作性强，充分体现联大建设长黄钰生的工作能力。

同日，西南联大上呈教育部文案要求拨款购地迁移师范学院及理学院，“购买公私地亩400亩，建盖校舍，将来即作为师范学院永久校址。惟现值国库支绌、物价高涨，拟先尽最需要者、最简单方法建造。计本校所属五学院中除师范学院外，亟须迁移地方者，厥为理学院。理学院及师范学院学生各约400 人，教室、实验室、图书室、宿舍、膳堂等，共需单间平房350 间，每间以市价3000 元计，约需国币105 万元，加以购地、围墙、电料等价，共需150 万元”。[14]

11 月9 日，梅贻琦等人在梨烟村现场确定了建造校址的地段，“午前往梨园村正之处午饭，饭后与正之、子坚夫妇及祖彦再往看地，择定造房地段”。[15]

梨烟村的征地进程在1941 年紧锣密鼓进行，1942 年却进展缓慢，从当年5 月27 日梅贻琦在联大常委会上的报告来看，直至此时才迈出第一步，“昆明县政府为请本大学将第一步征用龙院村地价派员送政府，以便发放来函”。[16]三个多月之后，黄钰生在常委会上专门报告了最近向附近各处觅勘校舍情形。1942 年年末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要览》中提及此事，“去年曾有于距城五里之龙院村附近购地另建师范学院校舍之计划，嗣以经费无着，而年来工料价目又复大涨，盖亦难望进行矣”。[17]可见，当时货币严重贬值和经费短缺是造成选址计划搁浅的根本原因。货币贬值从1941 年4 月到1943 年2 月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的比较中可见一斑。1941 年上半年的32.6 元实值到了1943 年上半年只有10.6 元的实值，[18]按此计算，西南联大在1941 年估算的150 万元的建设费到1943 年只值得48.8 万元。此外，1942年以后，日军空袭的频度有所减弱，由城中向外跑警报不如之前频繁也是选址计划搁浅的原因。据《云南防空实录》统计的昆明跑警报数字，1941 年最多，高达92 次，1943 年仅21 次。

1943 年2 月10 日，西南联大最终决定，“本大学龙院村理、师两院校舍基地，应毋庸购置”。随后，西南联大致函云南省政府、建设厅、教育厅、昆明县政府，明确提出中止购置龙院村地亩计划及其原因。“本校前拟在龙院村购置地亩建筑理、师两学院校舍，兹因昆市年来空袭稍稀，又以经费支櫫，此项计划已作罢论”。[19]

西南联大选址办学梨烟村的往事，蕴含着西南联大选址办学的教育智慧，展现了联大管理者的奉献精神和道德力量，记录了联大与昆明的一段教育交往佳话。